“枪毙卖国贼！”
一声高亢的男声从台下传来，伴随着这5个字的，还有三声刺耳的枪响。顷刻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内外引发了一阵骚动。所有参会官员抱头鼠窜，除了张继、张学良和汪精卫的卫兵除外。
此刻，身中三枪的汪精卫躺在血泊之中。这件事，就是震惊民国的“汪精卫被暗杀”事件。而这场暗杀行动的制造者，也随之浮出水面。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杀手最初的暗杀对象并非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那么，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杀手会将刺杀的对象，临时换成了蒋介石呢？谋划这场刺杀背后的人物，究竟又有何来头？
这名杀手，名叫孙凤鸣，名义上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实际上却是“暗杀之王”王亚樵的心腹。
当天，孙凤鸣虽然没有击中汪精卫的要害部位，但三枪也都没有落空，分别击中了汪精卫的肋骨、手臂和额骨缝。其中打到肋骨的一枪，更是导致汪精卫此后九年饱受病痛的折磨，最后还因为伤口发炎去世。
不过，从孙凤鸣交代的内容来看，当天他想刺杀的，其实是主持会议的蒋介石，打伤汪精卫纯属退而求其次。
在会议召开之间，孙凤鸣和背后的王亚樵已经筹划过多次专门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活动，只不过都以失败告终。
按照原计划，蒋介石当天会亲自来到会议现场，等到他站在主席台宣布会议开始时，伪装成通讯社记者的孙凤鸣就会立刻出手。
根据当时的记载来看，蒋介石确实来到了现场，只不过天生敏感的蒋介石，发现会场内外人多眼杂，可能存在不安定因素，躲在会场楼上的房间内不肯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只好代替蒋介石主持会议。
孙凤鸣看到汪精卫单独从楼上下来之后，内心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会议快结束了，还是没有见到蒋介石的身影，孙凤鸣确信，今天的刺杀计划已经失败了。
不过，为了不给敌人留下口实，也为了减轻亲友的嫌疑，孙凤鸣在刺杀行动之前，已经服用了过量的鸦片。也就是说，无论今天刺杀计划成不成功，孙凤鸣都很难活着走出会场。
孙凤鸣心想：反正也是一死，不如带着一个反动派一起死。蒋介石今天是杀不成了，那杀个汪精卫也不错。
然而，或许是因为服用鸦片过量的原因，孙凤鸣的子弹没有击中汪精卫的要害，受伤后的汪精卫也没有立即毙命，而是被送到医院抢救。与此同时，刚好位于汪精卫身边的张学良见状，一脚将孙凤鸣踢倒在地，下一秒，孙凤鸣就被卫兵们团团围了起来。
还没等卫兵们审讯，孙凤鸣体内的毒素就开始挥发。为了从孙凤鸣口中获取情况，蒋介石下令为孙凤鸣注射强心针，直到他能交代所有事情为止。
就这样，蒋介石手下的医生给孙凤鸣扎了一针又一针，最终，孙凤鸣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针孔。不过，从当时的档案记录来看，孙凤鸣并没有交代任何有用的情报。
孙凤鸣死后，国军将目标放在了他背后的晨光通讯社上。最终，他们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晨光通讯社的工作人员，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也在之列。
为了报复，国军对孙凤鸣的妻子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根据当时的记载来看，晨光通讯社中，只剩下了华克之夫妇两人逃出生天，其余都沦为了国民党的阶下囚，或死或伤。
而蒋介石等人刚好对华克之有所耳闻，这主要是因为华克之与国民党的老对手、上海斧头帮的帮主王亚樵熟识。
确定了幕后黑手是王亚樵之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出悬赏通知，势必捉拿王亚樵。从数字上来看，王亚樵的赏金，要比蒋介石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三人的悬赏总额还高上一大截，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深仇大恨。
那么，王亚樵与蒋介石到底有何渊源，为何让蒋介石对他恨得牙痒痒呢？
国民党著名特务沈醉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人的行动，让蒋介石和戴笠感到害怕，是值得写入历史的”，而他口中提到的这个人，正是上海斧头帮的帮主王亚樵。
王亚樵，出生于合肥一个农村家庭，但与其他农家子弟不同，王亚樵从小就在私塾学习，还曾经通过了县试。
不过，个人命运在时代面前总是无力的，混乱的局势也影响了王亚樵安定的生活。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王亚樵决定加入革命党。之后，王亚樵因为与革命党政见不一，很快就脱离革命党，转而加入到当时的社会党。
然而，时局的变化往往在顷刻之间，由于王亚樵的社会党人身份，他很快就遭到了政府的通缉，为了逃命，王亚樵只能与同乡好友闯荡上海滩。
或许正如李鸿章族孙李少川表述的那样，“上海滩这些地方，专门适合拳头硬的人。”很快，王亚樵和同乡就靠着两只拳头，在上海滩码头站稳了脚跟。
王亚樵深知，想要在上海滩立足，首先要获得同乡的支持。为此，他以安徽会馆为中心，广泛联络身在上海的安徽老乡，很快，一支以乡谊为核心的黑社会性质的队伍，就建立起来了。
后来，王亚樵又听从了李少川的建议，为手下小弟每个人配备了一个斧头，“斧头帮”的威名，从此开始响彻上海滩。
此时的上海滩，势力盘根错节。官方之外，还有三大帮派势力，合称为“上海三大亨”。王亚樵作为后来人，难免会与三大亨产生利益冲突。
不过，等到三大亨意识到斧头帮的崛起之后，斧头帮已经收获了上海下层民众的支持 。尤其是广大码头民工，对于王亚樵更是心服口服。无奈，三大亨只能默许王亚樵的存在，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与之和平相处。
在这种情况下，斧头帮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1924年，两名小弟的加入，让王亚樵的斧头帮如虎添翼。而这两人，就是在后期鼎鼎大名的戴笠和胡宗南。
戴笠被称为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之王”，实力自不用多说。而胡宗南，也是后期蒋介石手下的大将，被誉为“天子门生第一人”。在当时，他们两人不过是王亚樵手下众多小弟中的一个。
在之后的两年之内，胡宗南和戴笠先后脱离斧头帮，前往黄埔军校。然而，令王亚樵没有想到的是，正是戴笠这位昔日不起眼的小弟，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
戴笠与王亚樵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何戴笠一定要置王亚樵于死地呢？
毛主席曾经评价王亚樵说“小事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从王亚樵后期的种种表现来看，虽然他是黑社会帮派的创建者，但是在每一次反对国家和老百姓的仇人时，王亚樵都没有含糊过。
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亚樵立马就响应了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加入北伐军。不过，眼看着北伐战争的成果落入到蒋介石和汪精卫手中，王亚樵也似乎不做忍耐。
1927年，王亚樵出席中山公园的奠基大会。在会上，王亚樵大谈“反对屠杀”“反对清共”，直接硬刚蒋介石。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亚樵就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然而，戴笠当时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王亚樵和戴笠，虽然没有直接的矛盾，却因为反蒋和爱蒋被迫成为了一对敌人。
事实上，戴笠曾经也想拉拢王亚樵，为了达到目的，他还把胡宗南一起叫上，只为劝说王亚樵服务于蒋介石。
不过王亚樵却只认准一个死理，那就是“蒋介石若不坚决抗日，他依然是国人的仇敌，也是我的仇敌。”
蒋介石深知，想让王亚樵归顺国民党简直难如登天，为了剪除后顾之忧，蒋介石只能对王亚樵痛下杀手。
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势力日益坐大，为了避祸，王亚樵只能远赴香港。在这里，王亚樵遇到了李济深和陈铭枢，由于李陈二人同样坚持“抗日、反蒋、拥共”的主张，因此一拍即合，王亚樵就加入了两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然而，孙凤鸣枪击汪精卫的事件传出来之后，幕后黑手王亚樵的身影也浮出水面。由于王亚樵三番五次设计杀蒋，因此蒋介石派出大批特务前往香港，捉拿王亚樵。
此时的香港对于王亚樵来说，再也不是安稳无虞的避风港。好在这时候，李济深向王亚樵介绍了周总理。
对于王亚樵来说，身处延安的共产党才是救国的希望。因此，他给毛主席和朱老总分别去信一封，在信中他写道“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
而此时的毛主席等人，也看到了这位经历复杂的“抗日反蒋”人物身上表现出的诚意，同意他前往延安。
不过，双方虽然一拍即合，但却被戴笠及手下特务先行一步。就在王亚樵借道江西梧州，决定前往延安的时候，遭到了军统特务的埋伏暗杀。
根据军统公开资料可知，王亚樵被暗杀之前，遭到了军统特务的枪杀和砍杀，就连脸皮都被剥了下来，而负责执行暗杀任务的，正是王亚樵的把兄弟戴笠。
1936年12月12日这天，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可惜的是，一直以来都希望推动蒋介石抗日的王亚樵，却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
王亚樵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好友华克之曾经评论他“是个乱七八糟的好人”，而美国女记者安娜也将王亚樵描述为“一位介于匪徒与政治家之间的人物”。
然而，抛却王亚樵的黑社会身份不谈，他对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