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金田

1978年9月20日， 邓小平视察天津， 参观天津新建的居民住宅区。

1978年9月1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唐山到达天津，下榻于市委第一招待所。

晚饭后，邓小平不顾旅途劳累在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乎加等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大剧场，亲切接见了在那里迎候的天津市党政军领导同志。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在市委第一招待所一号会议室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林乎加、黄志刚、阎达开、范儒生、胡昭衡等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

市委领导在汇报中说，天津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破坏十分严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全市大街小巷挤满了连成片的防震棚，到处凌乱不堪，人民生活困难，安全没有保障。眼下的天津可谓大劫之后，百废待兴，百乱待治。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不断询问他所关心的问题，并着重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好工农业生产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一切从实际出发。大队、小队都有特殊性，不能划框框，不能鼓励懒汉。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抄报纸，后面喊口号，中间说点事。天津搞九十几个项目，就是动了脑筋了。过去不敢进‘禁区’，谁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 “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我们过去也是老观念，认为工资总额、劳动定额不能突破，这样调剂的能力没有了。”

实际上，早在1975年时，邓小平就不畏逆境，鲜明、果敢地提出要反对平均主义。他在多次讲话中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为此，邓小平提出，一方面要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对高温、高空、野外等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第二年，邓小平再次来天津视察时，又就解放思想问题进一步作了指示。邓小平说: “解放思想，我重复讲了多次，中央各部门要解放思想，地方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很大。解放思想就是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你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不因地制宜是不行的。一个生产队对一小块土地、一小块水面，如何利用，都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基础，不可能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政治路线来。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可以扣上。现在，还有人说我们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社会主义，只搞资本主义。道理很简单，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呢?”

在谈到来料加工和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邓小平说，搞来料加工，引进新技术，要大批组织，经常更换花色品种。企业要能独立经营，派强的干部管理，收入要分成。从上海、天津、广东搞起，几百个、成千个带起来，搞富、搞活。为什么大家等着，等着就搞死了。“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要搞农业工业化，要养鸡、养猪，搞种子公司、肥料公司，还要搞喷灌。

当汇报到要处理打死人的打砸抢分子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不处理不行。有多少处理多少，不处理群众心情不舒畅。这些人也是等着时机。”

最后，邓小平还为天津市的发展出谋划策，他说，天津“可以搞旅游，旅游事业搞起来更好一些”。

（本文摘自《北方谈话：邓小平在1978》）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