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对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颇为熟知的话，那么对于“谋主选择谋士”这一情节，定会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好比刘备选择诸葛亮之际，诸葛亮为其献上了“隆中对”，由此拟定出了后续整个蜀汉集团的发展纲要。同样，曹操邀请郭嘉相助之时，郭嘉也向曹操提出了“十胜十败论”，这一论述令曹操甚为满意。
就拿刘表来说吧，他初到荆州之时，所招募的荆州名士蒯越曾为他献上一条“平定荆州”的计策。内容主要是在北方牢牢扼守襄阳，于东面稳固守住江陵，如此一来，荆州便会稳稳成为刘表掌控之物。而之后刘表成功平定荆州，大体上也是依照这样的思路去施行的。
另外，像鲁肃为孙权拟定的“二分天下”之策，贾诩为西凉军团谋划的“祸乱长安”之计等等，均属于极为经典的情节内容。在这类情形下，通常都是由谋主出面去邀请谋士，进而让谋士帮忙制定一套策略，以此来助力自己完成平定天下的大业。
但与此同时，在大家看过这些故事以后，常常会生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些谋士明明如此厉害，可他们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另立门户，独自去闯荡天下、争夺江山呢，反倒要去为他人效力、替别人打工呢？
再者，为何单单在东汉末年之时，会集中涌现如此多的类似情况呢？而在其他朝代，为何鲜少有这类事情发生呢？难道真的是东汉末年的人才，要比其他时代多出许多吗？
实际上，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本质来讲就只有一个，即“察举制的衰落”。
总的来讲，在汉朝以往的稳定阶段，察举制向来是国家主要的晋升途径。只要这一主要晋升途径保持顺畅，那么社会里众多中下层的贤能之士，便能凭借这条途径，得以跻身国家的中高层，进而发挥自身才智，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
然而，待天下陷入大乱局面后，察举制已然无法继续施行下去了。在此情形之中，可不只是底下的众多读书人心里着急，他们都盼着能为自己谋得一条出路呢。其实，处于最上层的那些割据一方的枭雄们，同样也是心急如焚。毕竟他们难以寻觅到更为理想的途径，以便招募到足量的人才来为自身效力办事。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简易版察举制”逐步开始推行了。就像有一些受到重用的士族人才，他们拥有举荐的权力，能够举荐自己的好友或者家人呢。只要这些被举荐之人确实有着真才实学，那么便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式被选拔出来担任官职啦。
以往考核涉及策论、品行、家世等诸多方面，为了最大程度简化这一考核过程，能省去的便尽量省去。与之不同的是，如今采用了更为实用的治国理论方面的考核来替代之前那些考核内容。
因此，像刘备、曹操、孙权这类人物，在考察人才之际，最先提及的问题无外乎怎样去平定天下，又或是怎样应对敌人。在此之后呢，方才涌现出了诸葛亮的《隆中对》、郭嘉的“十胜十败论”以及鲁肃“二分天下”的战略构想。
那么，像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及察举制走向衰落的过程了。
察举制作为古代极为有名的人才选拔机制，在汉朝历史进程当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察举制的最初现身，是在汉武帝时期。彼时汉武帝刚完成罢黜百家之举，其目的在于破除以往功勋家族对晋升途径的独占局面，并且也是希望能够选拔出更为优秀的人才，基于这样的考量，便设立了这套察举制。
然而，与许多人秉持的传统观念有所不同，察举制从本质来讲，尽管属于“人与人”相互推荐的制度，可它自身实际上极为复杂。并且，为杜绝下面官员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在这套制度的内部，设置了诸多防止作弊的保障措施，以此来最大程度地确保公平。
以现代视角审视，这套制度想必是存在诸多漏洞的，难以从根源上杜绝徇私舞弊现象。不过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来讲，它实则已经颇为先进啦！要知道，在同一时代，世界上其他的所有文明，差不多都未曾拥有在非战争状况下，可以实现和平上升的群体性社会途径。
另外，自察举制诞生之时起，在往后长达上百年的岁月当中，汉朝历代的统治者始终都未曾忘记要给这一制度不断进行完善补充，就如同给它打上一个个补丁一般，使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接着，在汉宣帝当政之时，进行了第二次更新完善举措。汉宣帝主持召开了一场“石渠阁会议”，其主要内容便是对标准教科书加以评定。从那以后，汉朝的读书之人所读之书皆相同，如此一来，考核的标准也能够得以进一步明确下来。
往后推移，到了汉元帝在位期间，迎来了第三次调整更新。彼时，汉元帝大力抬高儒家学说的地位，并且把除儒家之外的差不多所有学派，统统从考试范围当中给彻底剔除出去了。打这以后，儒家学说便成为了唯一被纳入考试范畴的内容。
要是搁在现代，这种情况便会被称作“考前划重点”。
在汉元帝之后，到了汉哀帝在位阶段，相关制度迎来了第四次更新完善，这一回任子令被废除了。通俗来讲，打这以后，哪怕是太守、刺史这类高层官员，也没办法单纯依靠自身官职，就直接把儿子弄进官场任职了。若想当官，同样得去参加察举制考试才行。
至西汉末期，王莽掌控大权之时，又推出了第五次更新举措，就如同给原有的体系打上了新补丁。此次，王莽大力扩充汉朝太学规模，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人数最多之际，居然能达到上万人之多，这无疑是从最基础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人才的上升通道。
然而进入东汉时期以后，东汉那几位有所作为的皇帝，也始终未曾忘记去更新补丁这件事儿，在其统治过程中，都相应地采取了类似更新补丁的举措以不断完善相关方面呢。
在刘秀当政之时，便开始推行“授试以职”举措，此即开展有关文字方面的考试。待到汉章帝在位期间，颁布了诏辟四科的规定，清晰明确了与察举制紧密相关的四项标准。而汉和帝在位之际，依据各地人口数量的差异，明确按照人口数量来确定举孝廉的具体人数。
在汉顺帝当政之时，彼时纸已然发明出来了，这使得考试成本大幅下降。鉴于此情形，汉顺帝推出了阳嘉新制，破天荒地把笔试考试正式纳入到实际的考核体系之中，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呢。
总而言之，当我们去回顾察举制的发展历程时便能够察觉到：自察举制诞生之日起，在汉朝后续的诸位皇帝当中，但凡那些有所建树、有所作为的皇帝，无一例外都会针对察举制不断地进行完善，也就是给它更新各类补丁。
那么，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使得这些汉朝的皇帝们，一个个都对更新补丁这件事表现得如此热衷呢？
缘由其实很明晰！他们得借助察举制，从而更为公平地去遴选人才呢。并且，就是要通过选拔出更为出色优秀的人才，以此来稳固自身所拥有的统治。
事实上，早在汉朝时期，并非仅有普通百姓会担忧察举制存在不公平的情况，怕因此而影响到自身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连皇帝以及高层的执政者们，也始终在为察举制的公平与否这件事而费心劳神呢。
不然的话，要是上层尽是达官显贵的子嗣，而诸多出身平凡的聪慧之人，皆因缺乏上升途径，只能无奈滞留于底层。如此这般的社会架构，必然是难以稳固的。过不了多长时间，那些被困在底层的读书人，便会引领底层百姓起来造反啦！
故而，怎样使察举制愈发公平，更出色地选拔人才，这实实在在是历任汉朝皇帝最为关切之事。即便到了汉桓帝与汉灵帝当政之时，他们同样也着手做过与之相关的事宜呢。
然而最终，待董卓进入京城，致使天下陷入大乱的局面形成之后，之前所打的所有补丁，甚至连察举制这一整套制度本身，都完全失去了效用，彻底无法正常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了。
在天下大乱的局势出现后，各地的枭雄们最为关键的目的在于，要设法打垮其余的势力，进而去占据更为广阔的地盘。处于这样的阶段当中，战争无疑成为了主导一切的旋律，而战胜敌人，已然是他们心目中最为紧要的目标所在。
与之相较而言，以往察举制所起到的维稳作用就显得没那么关键了。毕竟在战争来临之际，平民百姓能够凭借战争开辟出全新的上升途径。并且，战争还能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得以转移。
并且，在天下陷入大乱的局势之后，选拔人才所需耗费的成本便开始急剧升高了。特别是发展到群雄相互混战的阶段时，这选拔人才的成本之高，已然达到了让所有人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拿袁绍来说吧！袁绍在其势力达到巅峰之时，掌控着幽、青、并、冀这四个州的地域，在当时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为强大的一股势力了。然而即便强如袁绍，也没办法做到让自己所统治的每一个郡，都能推举出十个出色的读书人去担任官职。
并且，袁绍根本没办法确保，被推选出来的这十个人，他们于地方所接受的考核，确实能做到相对公平。说不定这十个被推举上来的所谓人才，全都是当地太守又或是豪强的亲属呢。
然而，面对这样的结果，袁绍却没办法彻查到底。毕竟一旦深入追查，必然会触动当地那些豪强家族的利益。就好比要是袁绍查出有某个豪强家族存在违规推荐人才的情况，那他该如何是好呢？若执意查下去，这个家族肯定会离心离德，转而倒向曹操；可不查的话，又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无疑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难题，任你怎么去思考、去探寻，似乎都没办法得出一个确切的解决之法，就那样摆在那里，成了一个让人头疼且始终无法破解的棘手状况呢。
在东汉末年那个时期，针对相关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便是妥协。具体而言，就是那几位割据一方的枭雄，把推荐人才的权力径直下放到各地的豪强手中，抑或是下放给自身身边所信任的官员，任由他们去随意举荐当地的人才。
随后，那几位割据一方的枭雄，会安排自己或者是其最为信赖之人出面，针对那些被推荐而来的人展开考核。在考核进行之时，把所有关于道德以及家世方面的考核全都抛开，就连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四书五经，也不再予以考量。而其唯一的真正考核标准便是：怎样去打天下，又该如何实现统一中原！
这便是经过简化之后的察举制。也就是说，呈现出来的是察举制的简化形式呢，本质上还是围绕察举制展开，只是相对更为简略，更便于理解和把握其大致框架与核心要点的这样一种情况哦。
袁绍都这般情况，何况其他乱世枭雄呢。刘表初至荆州时，孑然一身，哪能依靠常规的察举制去考核选拔人才。刘备屯驻新野之际，所管地盘狭小，囊中也羞涩，自然没法举办正规考试。于是他唯有亲自上阵，逐个与荆州本地士族接触，再凭借自身眼光，甄别谁更具才能！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途径，郭嘉、鲁肃、蒯越等一批人得以快速崭露头角，并且纷纷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战略构想。
归根结底，东汉末年出现“谋主亲自考核谋士”这一情况，并非是彼时那些割据一方的枭雄真就对贤才求之若渴到如此程度。实则是传统的察举制瓦解之后，他们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渠道变得极为匮乏。要是仅仅依靠豪强家族举荐来的人才，自身极有可能陷入被架空的境地。
此外，这种乍一看极为美好的“求贤机制”，其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实际上也不见得就有多么理想。
比如向来以善于用人而闻名的曹操，之后便颁布了《求贤令》。然而，对于贤能的评判标准，曹操压根没作限定。这样的话，该怎么去衡量人才是否贤能，又该如何判定谁可称作人才呢……诸如此类的权力，全都落到了那些士族官员的手中。
于是在那之后，待到曹魏建立起新的政权、正式开国以后，一种全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便顺势出现了，它的诞生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求，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