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援越抗法决策
胡志明的“小礼物”
胡志明等人于1月27日到达武汉。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志明最熟悉的是周恩来。由于当时的桂湘铁路只通到广西东北部的来宾，胡志明一行从南宁乘汽车到那里，由桂北区委书记何伟接待，安排他们转乘火车去北京。胡志明和何伟在抗日战争中就相识了，何伟看到胡志明从越南来衣服穿得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棉布军大衣披到了胡志明的肩上。胡志明欣然接受，还神秘地向何伟讨几个零花钱用。何伟满心疑惑，不解地问胡志明：“你要这几个钱做什么？”
胡志明和邓颖超在北京
胡志明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国话笑答：“给邓颖超买点小礼物。”
何伟拿出一点零钱给了胡志明。事隔多年，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何伟在一次闲谈中听胡志明说起，前去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带给了邓颖超。
1月30日，胡志明、陈登宁来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火车站迎接，按刘少奇的指示把胡志明送进中南海，以“丁”的名字住了下来。按胡志明的要求，此行全程保密。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晚年回忆这件往事时说：
我认识胡志明同志就是这次。少奇安排他住在中南海，那时我们家在中南海的万字廊。有一天，他自己很随便地就上我们家来了，我正好在家，一抬头见进来一个人，脖子上围了个大围巾。我一看就猜到他是胡志明，因为少奇回家简单讲过他来中国的事。我马上请他在客厅落座，一面赶紧叫少奇。少奇出来，他们俩就在客厅里谈话。因是老朋友见面，谈得很轻松很随便。胡志明同志喜欢小孩子，让我把我们家的孩子叫出来看看。我还对胡志明同志说：“你留胡子干吗呀？还要用围巾盖住，多麻烦，干脆剃了算了。”他笑着说：“这不行。越南人民就认我这胡子。”
刘少奇随即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同日（1月30日），他发电报将此事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作了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刘少奇将胡志明送往苏联
刘少奇还决定，他本人参加，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他随即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胡志明抵京当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设宴招待。中方出席的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越方有陈登宁和黄文欢等。
刘少奇在席间告诉胡志明，中国已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正在与苏联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中国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的法国延缓承认，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取得胜利。
1950年2月，胡志明和朱德在北京
刘少奇回忆起当年在广州和胡志明的相识，谈起了1925年至1926年间胡志明在广州开办的“越南青年干部训练班”，问起当年的学员现在的情况。
胡志明对在座的人说：“那时在广州举办训练班时，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延年、李富春、恽代英，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老同志都为我们讲过课，少奇也是训练班的授课老师之一。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同志对越南革命事业的关怀与帮助。”
这时，黄文欢向刘少奇敬酒，说明他就是当年训练班的第3期学员：“那时，中越两党革命者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食堂，我们每天到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吃饭。”
刘少奇对胡志明表示，希望他在中国多留几天，待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后，具体商谈中国对越南革命的援助事宜。
胡志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但不打算在北京多住，而是打算马上去苏联。他对刘少奇说，他这次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苏共中央，他想面见斯大林。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莫斯科，去苏联正好可以一起谈。
刘少奇即将胡志明的要求向毛泽东报告。
在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刘少奇报告胡志明访华后想来莫斯科一事进行了磋商。当时在莫斯科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情：
1950年2月1日：
我来到毛主席住房，主席正和总理商议事情。毛主席看我进来，转过身来对我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胡志明正在北京访问。胡志明同志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特别是广东、广西一带尤为熟悉。他是越南人民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我和恩来同志已拟向国内去电，请少奇同志热情接待，并代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周总理接着说：“中越两国已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后可能会来苏联访问。”
苏中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让胡志明到莫斯科来。1950年2月2日，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刘少奇发出电报，请他转致对胡志明的问候。毛泽东还让周恩来飞到苏联远东，在那里与胡志明会面，然后陪同胡志明飞回莫斯科。
于是，胡志明于2月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2月6日到达苏联远东的赤塔。在那里，他见到了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他的周恩来，然后一起乘飞机来往莫斯科。
中苏两党就援助越南达成协议
胡志明到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了他，只是斯大林没有参加。斯大林在事后对毛泽东说：“胡志明要求苏联直接向越南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打法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些不同的考虑。”
斯大林作这个表示，与他半年多前向刘少奇提出的，向越南援助可能要由中国负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有另一层顾虑，担心胡志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走到一起去。
毛泽东向斯大林说，胡志明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不是“民族主义者”，胡志明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你应该见见胡志明。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明确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我们认为，支援和帮助越南的工作，主要由中国来承担为好。”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弹药，也还有其他军事物资，中国不一定都能满足。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心里，自然希望苏联给予援助。
在毛泽东作了介绍以后，斯大林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原来，在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胡志明对苏联抱的希望要比对中国大得多，所以才执意要来莫斯科。
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他要同毛泽东商量这个问题。
日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这样回忆胡志明的秘密到访：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神，他凝视人们时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殊的真诚和纯洁。这是一种高尚的共产主义者的真诚，是在原则上和实践上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的纯洁……胡志明直接从越南的丛林飞来莫斯科，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在丛林中徒步走了好多天才到达中国边界，再从那里来到苏联。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胡志明两只不平常的眼睛总是凝视着斯大林。我要说，在他凝视的眼神中有着几乎是孩子般的天真。我记得有一次，他从皮包中取出一本苏联杂志——我想是《苏联建设》——要斯大林签名。在法国，人人都追求亲笔签名，显然，胡志明也有这个瘾了。他想回越南后，可以让他的人民看看斯大林的签名。斯大林给他签了名，但不久，这本杂志被偷偷地从他那儿拿回来了。因为斯大林担心，胡不知会去派什么用场。
胡志明将他的人民反抗法国占领军的作战情况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给他物质援助，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离开莫斯科后，胡志明又来信要我们支援他们奎宁，因为他们的人民当中正流行着疟疾病。我们的医药工业大量生产奎宁，所以斯大林慷慨大方地说：“给他半吨。”
20世纪50年代初，“输出革命”的思想如流星闪烁，仍然划行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坚决地持有这个思想的。与毛泽东讨论越南问题时他再次谈到了关于“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中国将成为亚洲革命中心”的预想。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地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就近。斯大林认为，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至于其他，斯大林说：“我们已经打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罗贵波从后来解密的档案中知道：有一次会面时，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都在场。
毛泽东说，我们要派的都是土顾问
承诺由中国承担起援越抗法的责任，是一项重大决策。越南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土地南北延绵，人口众多，法国殖民势力已在越南经略多年，法军牢牢控制着越南的城市和平原。要将法国殖民者的军队赶出越南，必须要经历一场漫长的、规模宏大的独立战争。援助越南，必然伴以巨大的民族牺牲。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与斯大林协商之后，毛泽东下定了决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确定的第一个境外军事援助计划，比下决心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至少早了半年。
2月17日，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中国，沿途多次下车参观。车行途中的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专列上举行会谈，商议了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胡志明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胡志明甚至设想，由中国派出人民解放军进入越南和法军作战。
毛泽东倾向于派遣军事顾问，他不无幽默地对胡志明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要派，我们的顾问也都是土顾问呦。”
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会议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证。
在北京，毛泽东亲自主持隆重的宴会，招待胡志明、陈登宁以及黄文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参加。
在北京期间，胡志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继续会商中国援助越南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国如何援助越方在北部边境战场作战。刘少奇介绍了中国的经验，如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等。胡志明介绍了印支共的历史和现状。为便于向越方提供援助，中方建议，越方在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建立总领事馆。
身在北京的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经解放，这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
因此，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你在工作过程中将会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最有利的一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此后，黄文欢就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从赣南山岭中走出的罗贵波
本来，得知胡志明已经来到中国的消息后，刘少奇于1950年1月27日致电中南局的林彪、邓子恢，要他们通知罗贵波折回北京，让越南陪同人员先行归国。但当时罗贵波已经离开武汉，正在去广州的火车上。
1950年2月5日，罗贵波到达广州才看到刘少奇要他回北京面见胡志明的电报，但胡志明已在1950年2月3日启程去苏联了。刘少奇接到罗贵波的请示后只得命令罗贵波继续前往越南，不必返回。
在广州，罗贵波拜会了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叶剑英。叶剑英对胡志明很熟悉，向罗贵波介绍了不少情况，还为他增调了能说越南语的秘书兼翻译莫扬。
在广州，李班和大家分手，取道香港先行回国汇报，于1950年2月27日返至越北丛林根据地。
罗贵波一行出于路途安全的原因又返至湖南衡阳，然后向广西进发。
到达桂林后，南去的铁路被土匪破坏了，一时无法修复。当地驻军以一个连的兵力将罗贵波一行护送到南宁。
在南宁，有张云逸接待，罗贵波他们度过了春节，于大年初五（1950年2月21日）这天由一个连护卫向越南进发。
1950年2月26日，罗贵波到达毗邻越南的靖西县城。阮德瑞于当日越过边境回国报告，越方即派出政府典礼长武廷莹前来靖西迎接罗贵波。
即将走向越南之际，罗贵波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众多战友和部下，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自己担负的使命又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罗贵波，1958年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凤尾竹、南疆月，四下里重重山影，多少往事，总在离乡辞国之际涌上心头。
罗贵波的家乡在赣南的南康县潭口镇，那里是一个一马平川上热闹的集镇。罗家算得上潭口的一个大户人家，罗贵波的祖父和父亲两辈家中都算得上广有钱财。罗贵波的上辈人中二伯父中了武秀才，四叔父考上了文秀才。罗贵波父亲罗宝光文化不高，旧观念极深，想到自己全无功名可言，实在意气难平，就仗着手中钱财，在40多岁时一发狠心，以5000两银子捐了一个直隶府的五品候补知府，眼巴巴地等着实缺。
罗贵波的生母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因第二位太太膝下没有孩子，罗贵波就由这位母亲抚养长大。养母受教育不多，但性情温和，信从古训，相夫教子，给予罗贵波许多温暖。
6岁时，罗贵波上了私塾。就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在此之前，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的封建统治政体，父亲的做官梦已经破灭。可是，旧传统并没有远去，这个延续在封建末世的家庭，竟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将昔日的五品候补知府归路着实打点得风光气派了一番，把银子花得像赣水决堤一般。
对这个葬礼，幼小的罗贵波有极深的印象。从此，罗家迅速地败落了。
这时，新思想的风潮从广东那边渐渐吹了过来，新学堂一所所地办了起来。
罗贵波读了一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他的性格有些内向，但读书甚慧，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全年级的第一或第二。
20世纪20年代，赣南还极为封闭，没有铁路，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幼年的罗贵波没有见过汽车，看见刚刚投入赣江航运的小火轮就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了。
眼前的世界很小，纵使坐落在平原的潭口也不过极目十数里。好在罗贵波爱读书，两个要好的同学廖贵潭和陈铁生也喜欢看书。那时的赣南村镇里谈不上有什么外国文学著作，倒是有不少中国传统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说岳全传》《薛丁山平西》《三侠五义》以及描写太平天国农民英雄的故事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在这些书中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三国演义》和《水浒》。三国人物足智多谋，于鞍马之上得天下。诸葛亮六出祁山，却又未遂其志。梁山好汉们仗一身好武艺，聚啸山林，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凡此种种，都给这几位成长中的赣南少年以深刻的影响。
小学毕业以后，罗贵波到赣州的省立师范学校读书，他继续在书本中苦苦求索，有时激愤，也有时陶醉。
可是一旦从书中回到现实，罗贵波发现生活太沉闷了。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了台，但是逊位皇帝仍然住在北京紫禁城里。皇家官吏被赶跑了，遍地贪官污吏还在欺压百姓，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各派军阀乘机混战，赣南诸县，就是盘踞广东、江西、湖南一带军阀相互争战、反复拉锯的地方。兵灾涌来，百姓流离；水旱再至，民不聊生。
罗贵波的少年时代是在巨大的精神苦闷中度过的。在求学中他日渐不满于现实，却不知生活中出路在哪里。为了挣脱苦闷，他常和廖贵潭、陈铁生交谈，产生过许多离奇而幼稚的念头：学梁山好汉去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可是当今的桃花山、梁山泊在哪里呢？要不然遁入空门，不再与尘世结缘。可是如此则实在太绝情。出洋，到南洋去闯荡一番呢，又觉得自己不明世事，心中实在没有把握。
天高地阔，却没有一条路能走通。这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只好又回到罗贵波家中，操起祖上传下的笛子、二胡、洞箫，或委婉、或悲怆地演奏起来，寄托满腔情怀，一缕愁丝。
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共和”旗帜，黄埔军校也办起来了。革命信风拂动了赣南大山中几位青年的心，于是罗贵波和廖贵潭、陈铁生商量，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政府，跟随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
他们马上行动了起来，廖贵潭到广州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陈铁生进了黄埔军校，只有罗贵波被家人从半道上拦住，截了回来。无奈之中，他跟着一个姐夫做了一年多买卖。他不喜欢生意经，闲下来依旧捧书研读，思索今生去向。
1926年初，同乡人陈赞贤从广州回到了潭口。陈赞贤已在上年加入了中共，他径直来找罗贵波，大概是廖贵潭、陈铁生已在广州作了介绍的缘故。陈赞贤向罗贵波讲述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希望罗贵波也和他一起投身革命，去唤起民众。陈赞贤说的和罗贵波心里想的一拍即合，罗贵波立刻就答应了。
不久，陈赞贤介绍罗贵波秘密地加入国民党，还推荐罗贵波到一家小学去教书，向少年们讲述革命道理。
又过了些日子，廖贵潭从广州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另一位同乡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蓝广孚。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回来搞农民运动。廖贵潭、蓝广孚一回来就找罗贵波，向他介绍在广东学到的新思想。此时的罗贵波已经读过不少《向导》《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写的一些介绍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思想急剧变化。罗贵波说，在这个时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12月，由廖贵潭、蓝广孚介绍，罗贵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于一个夜晚在蓝广孚家里举行，一面红旗，一盏油灯，三个赣南青年心情激动地站在一起。
罗贵波受命开展学生运动，驱逐了小学的校长，并把廖贵潭请来当校长。但是县教育局不予承认，并通知学生家长不交学费，使学校难以维持。罗贵波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坚持将近一个月就支撑不下去了。被赶走的校长复职了，罗贵波在1927年秋天离开学校，从事农民运动。
这时，大革命已经失败。罗贵波在当年年底曾组织年关暴动未成，又在1928年2月参加组织了潭口暴动，率领数百名农民，仅靠四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就消灭了当地的靖卫队数十人，缴获了十来条枪。但是，清晨暴动，国民党军下午就赶到了，农民军寡不敌众，卷起红旗上了山。
此后，罗贵波还到赣县、新风等地组织过农民暴动，并于1928年9月担任了安远县委书记，是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0年，年轻的罗贵波加入红军，当过纵队队长和军长、政委，在赣南作战。数十年后，罗贵波回忆往事的时候，不禁感慨地说：“其实我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待到上阵打仗，打埋伏、包围、袭击，都还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里学来的。再加上自己的热情，仗就这么学着打起来了。”
尤其让他感慨的是，他最要好的战友廖贵潭、蓝广孚、陈铁生，都在红军时期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从那时起，罗贵波戎马倥偬，苏区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雁北根据地抗日、与阎锡山军会战晋中，最后攻取太原。20年岁月飞逝，中国共产党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此刻，罗贵波一路南行，离乡辞国，要去越南了。留恋祖国的罗贵波同样企盼着，把胜利也带到越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