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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煜捷史馆

编辑丨煜捷史馆

此前富士康传出要逐步搬离中国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因为，富士康在中国发展多年，对中国经济作出了不可缺少的奉献。

如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近年来，中国普通工人平均工资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

以深圳为例，2021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已超过1.4万元，对于依赖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富士康等外资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题。

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正蓄势待发，提供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仅印度一地，就有超过10亿人口，且65%在35岁以下。

这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些业内人士分析，印度的工资水平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在积极吸引外资，提供各种优惠政策，2021年，印度政府发布了价值465亿元人民币的激励计划，提供5年期的补贴，鼓励高科技产业投资，同时减免企业所得税，并承诺为投资企业提供优质的产业用地与办公场所。

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企业已经积极布局印度市场，仅苹果就计划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富士康也宣布将在印度开设20家新工厂，力争到2025年在印度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

随着印度等国劳动力成本继续下降，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制造业转移至这些发展中大国。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也给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挑战。

2017年，苹果公司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将在不久的未来让国内的苹果生产线全部撤离中国地区，继而转移到印度地区。

富士康作为苹果代工厂的龙头企业，自然是第一个响应苹果的政策，此消息爆出没多久就派遣专业人士去印度勘测新的地点。

据报道，富士康决定离开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其在中国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加强对工厂的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益保护方面的监管，这也给富士康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富士康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以保持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2019年六月份，富士康传出消息已经确定好了新工厂的具体位置，新工厂主要分布在印度。还有几家分别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之所以选择这些经济低下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政府也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富士康等企业的投资。

在富士康追求成本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这给富士康的生产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也相对不稳定，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问题富士康早在一七年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这让富士康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由此可见对于富士康这个企业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对于中国这边来说还是带来了一些影响。

当初疫情的时候郑州富士康解聘员工的事情，在互联网上上闹得不可开交，富士康这一走，导致很多员工下岗失业，这还只是小范围的影响，大环境下富士康的确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发展。

然而，富士康离开却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逐渐演化成连锁反应，继富士康之后又有一座10万人的大厂集体搬迁……

昌硕的快速崛起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也印证了上海作为制造业重镇的地位，当年，昌硕总投资高达15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8万，其规模和实力在业内首屈一指，

长期以来，昌硕不仅为华硕生产电脑，还是苹果的重要代工厂之一，主要负责笔记本和手机的生产。

作为苹果的战略合作伙伴，昌硕与苹果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双方技术交流频繁，昌硕还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为苹果定制解决方案，这在其他代工厂较为罕见。

然而，时间来到2022年，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的冲击，昌硕走到了十字路口，苹果计划大力发展印度市场并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上海疫情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下降，国际环境变化也让出口订单出现波动。

华为、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龙头企业频频被美国制裁，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这些因素都让外资企业对在华业务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就在此时，苹果CEO库克宣布计划在印度设立新的生产基地，成为压倒昌硕的最后一根稻草。

长期以来，苹果产业链高度依赖台湾富士康，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一直追随苹果的步伐，如今苹果把目光转向印度，郭台铭也准备带领富士康一起东移，对此，昌硕难以抗衡，于是乎，昌硕将一个部门搬到昆山以降低成本，总部还是放在上海。

外界推算，如果昌硕离开无疑是上海制造业的一个损失，因为，上海政府把昌硕视为本土的骄傲，对其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

昌硕也习惯了上海的营商环境，与各类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基础，一夜间搬迁对企业运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数万名昌硕员工也面临着不确定的前景。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信号，提示中国制造业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单一依靠外来订单和低成本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构建自主的核心技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提高品牌影响力，政府也应提供更多支持，营造有利的环境，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尽管道路漫长，但只要我们保持定力，中国制造业依然拥有无限可能，上海昌硕的搬迁可以说是时代的召唤，它标志着中国制造业必须努力适应新常态，在更高质量、更高科技的层面谋求新的突破。

那么假如富士康与昌硕的离开，可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影响？

比如，昌硕微电子离开上海后，会直接造成了大量员工失业，这8万多名失业员工大多学历较低，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很难再在上海找到稳定的工作。

根据媒体报道的结果推测，昌硕微电子的员工平均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很多员工都是来自内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这些群体在上海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较弱，一旦失业难以迅速找到新的工作，所以，昌硕的离去对上海的低技术劳动力市场影响较大，短期内增加了近10万的待业人口。

就算是，企业提供了一定赔偿，但远远无法满足长期生活所需，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无疑加重了上海的就业压力。

不光如此，昌硕的离开，也导致了当初长期与昌硕微电子保持业务合作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与昌硕微电子有业务往来的相关企业超过300家，涉及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包装印刷等多个行业。

这些企业过去几年业绩的重要支撑就是来自昌硕的订单，一旦订单断档，生产线立刻就面临闲置的状态。

没有了昌硕的订单，这些企业的产能很快就会出现过剩，进而被迫裁员甚至倒闭，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商都难逃厄运，带来连锁反应。

同时，搬迁过后，昌硕当初其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厂区空置，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利用率大为降低。

其中包括为昌硕微电子专门建设的变电站、给排水管网、道路交通设施等，这些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何进一步利用，使之继续为上海的发展服务，也成为一个新问题。

那么如果真的面对企业的离开，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制造业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形势，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摆在每一个制造业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张先生在广东一家电子产品厂工作了10年，他见证了这家企业从小作坊发展成规模化生产的过程。

近年来，这家企业陆续收到了苹果等国外大客户的订单，生意一度红火，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客户调整策略，这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出现下滑。

张先生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单纯依靠国外客户，要开拓国内市场，如果要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就必须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同时，我们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差异化产品。

因此他们聘请了海外专家，建立创新部门，并培养一批年轻的研发人员，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多项专利技术，成功打造差异化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在张先生看来，一个企业要长期发展，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他们与本地高校合作，提供实习岗位，吸引优秀人才加入。

之后他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培训指导，打造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团队，这为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新形势，中国制造业应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只有不断提升自主创新、注重人才培养、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面对离开大企业离开的现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政府在税收政策上，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的优惠税率，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负担。

在融资扶持上，设立了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对先进制造业提供资金支持，在进出口政策上，减免了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关税，促进这些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在广东一个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政府与企业携手推动产业发展，李经理说：“在政府的扶持下，我们引进了国际先进技术，建立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政府不仅给予了优惠的厂房租金、水电价格，还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集群，如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苏州昆山家电产业集群等，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这些产业集群不仅提高了地方经济实力，也带动就业创造。

在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构建产业新生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世界制造业链中占据更高地位。

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顺应时代潮流，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被淘汰"这一论断还有待商榷。

技术进步固然重要，但也应看到，不同行业对人力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完全机械化代替并非唯一出路。

未来，中国的企业定将会变得更加出色，因为政府的扶持，才是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