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年8月，也就是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离世，享年四十一岁。
回顾宪宗执政的二十多年间，他面临了诸多棘手之事，不过也成功解决了不少问题。期间状况不断，但他并未被困难打倒，而是积极应对，处理了许多摆在眼前的难题。
总体而言，明宪宗在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并不比他爷爷明宣宗朱瞻基差。也就是说，从综合表现来看，明宪宗在治国理政上的成果和明宣宗相比，是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援引《明史》中的说法来评价，当时的状况再度呈现出“仁、宣之治”的景象。
宪宗在治理国家方面收获的成果颇为显著，其成就完全能够和仁宣之治相提并论，二者在国家治理成效上难分伯仲。
如同宣德后期的情况，宪宗在成化后期也有类似问题。他那时做出的一些举措并不恰当，这些不当之举就像埋下的定时炸弹，给后世带来了潜在的隐患。
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呢？
像明宪宗专宠万贵妃，让她得以在后宫肆意妄为；宠信宦官汪直、梁芳，致使西厂行事蛮横，窃取权力，作恶生事；还沉迷炼丹修道，放任术士李孜省干预朝政这类小状况，就先不细说了。
在诸多问题里，我仅提及最为突出的一个——员工存在歇班时消极怠工的状况。
大家都清楚，明宪宗存在口吃的问题，日常讲话时表达不顺畅。
宪宗到了晚年，为防止在一众大臣跟前显出自己没本事、出洋相，就很少组织召开朝会了。
当皇帝不履行朝政职责时，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维持运转呢？这其中涉及到诸多因素和机制，它们共同作用以保障国家机器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仍能有一定秩序地运行。
宪宗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为“垂拱而治”。这种方式意味着他在治理过程中，不过多干预具体事务，凭借相对宽松、顺其自然的手段来管理，以达成一种平稳有序的治理状态。
主动把权力放出去，把政务和军务里的大部分事务交给内阁以及六部的官员去处理。如此一来，很多原本自己要操心的事就交给他人承担，能让自己在权力分配上有新的格局。
厂卫承担起对百官工作进行监督的职责，将对朝廷官员日常工作的监察事务交付给他们来执行，以确保百官履职尽责、工作有序开展。
宪宗选择当“甩手掌柜”，不事无巨细地参与各项事务处理，把精力聚焦在重大国务上，专门负责对这些要事做出决策。
从理论层面看，要是皇帝肯把权力下放，和士大夫一同治理国家，能够调动朝中百官做事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对国家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结果没能如人所愿，因为用人方面出现差错，到了成化后期，行政管理的效率变得十分糟糕，朝廷的运转近乎停滞，各项事务难以正常推进。
那时内阁有万安、刘珝、刘吉三位大学士，他们既没什么能力，又十分懒惰，在民间被叫做“纸糊三阁老”。
作为六部尚书，尹旻、殷谦他们的表现也不佳。整日就知道喝茶打发时间，基本没干实事，老百姓都嘲讽他们是“泥塑六尚书”，意思是他们就像泥做的摆设一样。
厂卫里有两位督公，分别是汪直和梁芳。他们对待百官，只做表面监督，并不真正履行督责之职。汪直热衷于坑害他人、投身战事，梁芳则一门心思都在捞取钱财上。
俗话说得好，要是上面的人行为不端正，那下面的人也容易跟着学坏。这就好比盖房子，房梁要是歪了，下面的部分自然也正不了，强调了上层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朝廷里那些手握重权、极具权势的大佬，所作所为也就那样。既然上头的人是这副模样，下面的各级官员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好表现。
据《万历野获编》载，成化中后期朝廷运作十分荒唐。皇帝交办事情，从讨论到执行，各级官吏相互推诿、来回扯皮，结果一事无成。等皇帝询问工作进展，万安、刘珝、刘吉三人无言以对，只会跪地叩首喊“万岁”，简直就是三个混日子的。
宪宗因天语有点口吃，所以很少召见大臣问答。有一天，他召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内阁大臣进宫，询问时政情况，这些大臣都答不上来，只能叩头喊万岁。当时便有了“万岁相公”的戏谑说法。
工作时偷懒已经够让人无奈的了，更令人无语的是万安和刘珝两人。他们为了争夺首辅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争斗得昏天黑地。
最终，刘珝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稍逊一筹，被排挤出了内阁。万安成功上位，成了内阁首辅。随后，他还把和自己一样不干实事的尹直拉进了内阁。
朝廷中枢长时间不履行职责、无所作为，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种长期的失职使得诸多政务停滞，国家秩序出现混乱，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给国家和百姓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据时任吏部侍郎杨守随所言，大明朝表面繁荣，实际内部问题严重。官员冗余，行政效率极低。如此一来，土地兼并愈发厉害，人口大量流失，导致国库空虚，财政状况糟糕透顶。
这样的朝廷，若赶上风平浪静、收成不错的年景，兴许还能勉强维持运转。可要是运气不好，碰到天灾或者人祸这些意外状况，那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大明朝已然陷入统治危机，到了这般境地，改革势在必行。若不采取改革举措，恐怕难以扭转当下不利局面，唯有改革才可能为其统治带来新的生机。
老皇帝在位时若因循守旧，毫无变革。等到新君主即位，只要稍有抱负和志向，通常都会着手推行一些改变举措，以图新局。
宪宗离世的同一年九月，太子朱祐樘登上皇位，更改年号为弘治，他便是历史上的明孝宗。
孝宗登基后，为展现新朝的崭新气象，率先把目标指向太监梁芳、万贵妃之弟万喜，还有精通方术的李孜省。对他们进行了不同惩处，有的被流放，有的遭抄家，还有的被处死。
听闻万喜家被抄，众多大臣纷纷上奏，他们一致请求将万家上下所有人等的家产查抄，还要对其满门施以斩刑。
然而，孝宗的反应让所有人始料未及。谁都没料到他会有这样的表现，这反应与众人的预期大相径庭，完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范围。
他把那要求严惩相关事宜的奏折退了回去，针对万贵妃的问题，以一句简洁话语给出定论：“此事就此了结。”
此前的内容里，我对万贵妃进行过细致说明。
她算不上善良之人，但也绝非那种十恶不赦、坏到骨子里的坏蛋。虽有些不良行径，可还没达到罪大恶极的程度。
孝宗即位后，对万贵妃家族的处置十分妥当。当年万贵妃恃宠而骄，引得百官不满，孝宗此举平息了他们的怨愤。同时，他这样做也顾全了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的明君声誉。
解决内廷的一帮麻烦后，为改善行政效率不高的状况，孝宗不仅每场早朝都参加，还恢复了午朝。这样一来，内阁能有更多契机辅助他处理朝廷政务。
此外，孝宗会按一定周期在宫中举办经筵侍讲，这类似如今的论坛，他会借此向大臣们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
因为孝宗幼年时生活充满波折，日子过得很不顺畅，这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欠佳，较为虚弱。
孝宗身体状况不佳，然而他依旧在政事上极为勤勉。可以这么讲，为了实现大明的中兴，他完全是拼尽全力、不顾一切了。
后来进入内阁任职的李东阳，谈及孝宗的表现时很是欣喜。他称，自天顺年间起，皇帝召见大臣，往往就问一两句话，可如今孝宗却反复询问，讨论得十分详尽明白，这情况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当孝宗为政务日夜操劳时，内阁首辅万安却依旧独断专行、得过且过。不管孝宗怎样提醒警告，万安都不把这些当回事，就像没听见一样，完全不放在心上。
万安这般行事简直是自寻死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到难以挽回的地步。如此下去，他被罢官免职不过是早晚的事儿，这是他肆意妄为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十月的某一日，孝宗在整理宪宗遗留物品时，翻出了一本色情书籍。仔细查看后，于该书封底瞧见进献之人的署名，上面清楚写着“臣安进”。
孝宗瞧见万安给先帝进献这般不堪的东西，火冒三丈，马上把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叫来，吩咐怀恩去斥责万安。
怀恩见到万安，先把小黄书递给他，接着替孝宗质问万安：“你身为内阁首辅，干这种事合适吗？”
孝宗觉得，读书之人大多看重脸面。万安遭受这般整治后，肯定会主动提出辞去官职，毕竟他作为读书人，经此一番，也难以再安稳任职。
然而，万安被怀恩训了一顿后，马上就使出了他最拿手的磕头本事，直接跪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有罪，会好好悔过。
关于辞职走人这事儿，他只字未提。他把辞职离开的话题彻底藏在了心里，压根儿没有向任何人吐露相关的内容。
万安那脸皮厚得跟城墙似的，怀恩拿他没辙，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无奈之下，只能返回去把情况向上禀报。
孝宗心中盘算着，既然你自己不打算给自己留个体面，那看来只能由我来帮你把这体面保住了。
过了几天，孝宗在朝堂上议事时，吩咐怀恩把大臣们弹劾万安的那些奏折拿出来，在众多官员面前，将奏折内容一篇接一篇地念给万安听。
这一回，万安内心的防线彻底崩塌，再也扛不住了，就在事发当天辞去官职，打道回府。
不久之后，跟万安在同一内阁里无所作为的尹直，主动提交了辞呈。
瞧见万安被轰出家门，内阁里被称作“三大混子”之一的刘吉马上见势行事，转变态度。他开始主动对朝政提出批评，就连面对孝宗，也能直言不讳地进行谏言。
彼时，孝宗刚登上皇位，原本是有想法多纳些嫔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皇家后代不断，能多添些子嗣。
然而左庶子谢迁觉得，先帝才刚去世，连安葬的坟地都还未妥善安排。皇上作为孝子，此时理应专注于守孝尽孝，哪能在这个时候就把心思放在挑选妃嫔之事上呢？
谢迁提出反对看法后，刘吉赶忙点赞，还跟着表态：我也认为得再等三年。等先帝的大丧完全过去，那时候再挑选妃子也不晚。
大臣所言在理，孝宗没有拒绝的理由，广纳嫔妃这件事也就没办法推进，只能先搁置起来，等之后再做打算。
事情过后，孝宗觉得刘吉这人就是个老油条，除了能在官场混日子，还精于权谋、爱坑人。孝宗寻思留着他或许能派上用场，于是决定继续任用刘吉，还把他提拔为首辅。
接下来的五年里，刘吉为稳固自己首辅的地位，积极配合孝宗开展肃贪整顿工作。他毕竟是官场老油条，朝廷里那些小喽啰耍的手段，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提，配合起来自然游刃有余。
刘吉目光犀利，犹如拥有一双能洞察一切的眼睛。在他的审视之下，那些小混混根本无所遁形，只要有小混混出现，就会被他一个不漏地抓起来。
显然，仅依靠刘吉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想要全面且彻底地整治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是远远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还需其他举措配合。
那时，孝宗积极提拔了一众能干之臣，其中名气最大的，当数吏部尚书王恕以及兵部尚书马文升。他们在朝堂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孝宗治理国家的得力助手。
这两人都以仗义执言著称。可就是因为他们性子太直，说话不讲究，常常让宪宗下不来台。到了成化后期，他俩都被要求退休，回家待了好些年。
荣耀归朝之后，王恕获任吏部尚书一职。在此岗位上，他的主要职责是对文官群体进行整顿。
经王恕严格整顿，那些存在经济问题的官员被清理出局，与此同时，一些因健康状况不佳，无法正常履职的官员也遭到罢黜。
依据《明实录》的记录，单是弘治元年这一年，便有一百多位文官被强制要求退休。
王恕着手整治文官队伍之际，马文升获任兵部尚书一职，其主要职责是对武官队伍展开考核工作。
弘治元年，相关方面开展了考核工作。经过严格评估，最终发现三十多名武官不符合要求，这些不合格的武官被予以罢免处理。
经王恕与马文升大力整治，从中央内阁六部到地方，大量庸碌、懒惰的官员被清理，同时众多有才能、品德好的臣子获得提拔。
除了对官吏进行整顿，孝宗为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开支，另外制定了两条硬性规则。
在提升工作效率上，孝宗做了规定。对于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若内容普通，复奏处理时间不能超两天；要是事关多个部门，处理时间不能超十天；而涉及战争这类重大事务的，处理时间最多十五天。
这意味着，无论事情规模大小，处理结果最迟要在十五天内给出，不能超过这个期限。
在缩减开支上，孝宗作出规定。宪宗在位时那些奢靡活动，像正在修建却未完工的寺庙道观，全部停工。民间采办的事务也一并停止。对于宫廷的日常开销，能节省的就尽量节省。
从后续情况来看，孝宗在登上皇位之后推行的这一连串改革举措，相当具有及时性。这表明当时进行这些改革是契合实际且十分必要的，对后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前面说过，成化后期表面繁荣，实际情况是官员办事敷衍，国库没什么钱。要是碰到天灾或者人祸，朝廷根本没能力处理，长此以往，肯定会引发老百姓起来反抗。
孝宗登基之后，不巧的是，各类天灾接踵而至。在他刚登上皇位这个节点，仿佛老天爷并不眷顾，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降临到这片土地上。
弘治年间灾害频发，元年时山东遭遇旱灾，江苏有洪涝之灾；到了弘治二年，河南发生水灾，华北地区则陷入干旱；弘治三年，浙江出现水灾；而在弘治四年，陕西旱灾严重，江西又遭受了水灾。
和那些自然灾害相比，那时最令人犯难的问题当属黄河洪灾。自然灾害虽也带来麻烦，但黄河洪灾才是让人焦头烂额的大难题，一直困扰着当时的人们。
南宋初期，金兵南下进犯。东京留守杜充对金兵心存畏惧，做出了一个荒唐之举，他下令掘开黄河大堤，企图借助黄河水的力量，来阻止金军继续往南推进。
然而，洪水不但没能挡住金兵，还改道夺淮流入大海。原本物产丰饶的中原地区，在这一系列变故后，沦为了一片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
值得留意的是，南宋初年黄河改道后，并非都经淮河入海，而是分流成两路。一路注入淮河干流，另一路则流向北方的众多支流河道。
下游全是平原，河道极不稳定。所以，一旦黄河水量大幅增加，河水要么在安徽改道，借淮河河道入海，要么在华北平原四处漫流，最终都流向渤海。
弘治二年，已平静数十年的黄河再次发难，于开封黄花岗决堤。顷刻间，滔滔洪水肆虐，河南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南部都被淹没，变成了一片汪洋。
消息传来，孝宗急召大臣。他深知事态紧急，迅速组织这场商议，希望能和大臣们一起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应对当前面临的状况。
面对极为严重的洪灾，大臣们大多倾向于采取不作为态度，觉得没必要耗费精力去处理洪灾，他们的主要建议是把开封城迁走，另选合适的地方重新建造一座新城。
那时的孝宗内心十分纠结。从情感层面讲，他有治理黄河的意愿。然而，治理黄河可不是简单的事，这是严谨且科学的工程，不是皇帝随意做个决定就能推进的。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存在有才能的人。
正当孝宗为黄河水患问题犯愁时，兵部尚书白昂站了出来主动请缨，称自己有办法、有能力处理好黄河水患这一难题。
孝宗看到这情况，十分欢喜，马上拍板决定：白昂，你既然说自己有办法，那就由你去办。我给你调遣二十五万民夫，助你完成此事。
因篇幅受限，白昂治理黄河的具体过程就不详细说明了。他在治理黄河时经历了诸多环节和举措，但这里难以将每一步都展开来讲。总之治理过程丰富且复杂，只是无法详尽叙述。
简单来讲，白昂采用北堵南疏、多处开挖、分流入淮的办法。他让人在黄河北岸的阳武（现河南原阳）建长堤，防止黄河水向北流。还让人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再通过人工开的多条运河连汴河与淮河，让黄河水经淮河入海。
白昂开展的这次治河工作，持续了一年时间，最终取得的成效还算不错。
自治理以来，虽说黄河下游入海河道偶尔会因泥沙堆积而发生淤塞。不过，流经中原地区的黄河河道，在之后一百多年里，都没再出现大规模的洪涝灾害。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试图一次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这根本做不到。当时的生产能力有限，没办法一蹴而就处理好全部难题，要想一次性搞定是不现实的。
白昂回朝复命不久，就意识到施工时留下了个大问题。要是黄河水流量猛增，超出淮河承载限度，那淮河沿岸可就危险了，极有可能遭遇毁灭性的灾害。
为了补救之前的失误，白昂向朝廷上书提议，在山东东平到青县的区间开凿十二条月河，把一部分黄河水引到山东大清河和小清河，让水由此流入大海，以此减轻淮河承受的压力。
这实际上是个能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办法。一方面，它能防止淮河水患的发生；另一方面，还能为山东北部干旱地区提供用水。如此一来，能同时达成多个目标，可靠性极高。
白昂怎么也没想到，朝臣们看过他的上书后瞬间炸开了锅。几位大臣一番讨论，除了首辅刘吉表示支持，其他人都一致建议不修。
众人反对的理由十分充足，当下国库并不充裕，秉持着能节省就节省的原则，没必要因为一个不一定会出现的状况，就额外增加工程投资。
此外，山东北部府县的官员可不乐意了。在他们眼中，河南和山东南部发洪水，跟自己没半点关系。他们觉得白昂这是没事找事，把黄河水往自己这儿引，纯粹是给自己添乱。
因反对的声音过于强烈，孝宗一时考虑欠妥，摆了摆手拒绝了此事。
要是没同意，那后果可严重得很。一旦拒绝同意，将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且非常糟糕的状况，这种后果是不容小觑的。
弘治六年时，黄河出现涨水情况，洪水影响之下，京杭大运河的张秋段堤坝被冲垮，出现决堤现象。
当大家获知运河中断的消息时，个个都呆立当场，脸上满是惊愕，整个人都像被定住一般，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从隋朝起，大运河便成了贯通南北运输的关键通道。倘若大运河出现断航情况，京城的物资供应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连基本的粮食保障都会面临难题。
面对这样的结果，孝宗十分懊悔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可事已至此，没有任何办法能改变现状，毕竟世上不存在能让人反悔的药。
没办法了，孝宗只能再次征调二十五万民夫。同时，他听从吏部尚书王恕的提议，委任刘大夏担任右副都御史，派其前往山东开展大运河的疏通工作。
刘大夏上任之后，一方面积极处理运河中断的难题，让运河恢复畅通；另一方面依照之前白昂所提的建议，对多处河道进行增修，以此保证河水能够实现分流。
经过三年的持续治理，此前连年泛滥成灾、肆意肆虐的黄河总算平静下来。黄河不再为祸，中原的四个省份有了稳定环境，得以重新开展生产活动。
在开展治河工作期间，江南的苏州河突发水灾，其影响范围扩大到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灾地区在当时皆是极为关键的粮食产区。
为应对水患问题，孝宗下令征调了十万民夫，还专门委派工部侍郎徐贯前往南方处理相关事宜。
历经三年时间，苏州河的水患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这三年里，相关人员付出诸多努力，最终成功克服困难，让苏州河摆脱了水患的困扰。
弘治年间开展了三次水利整顿工作，一共动员了六十多万人力参与。这么大的工程规模，却没引发民众反抗，也没给财政带来沉重压力。从这件事能明显看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十分稳定。
明朝时期，民变频繁是一个显著现象。然而，在孝宗统治的那段时间里，情况却大为不同，民变几乎未曾出现，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显得颇为特别。
出现这样的状况，得益于孝宗频繁对赋税进行减免。这一举措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方面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对整体局面起到了积极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缓解百姓负担，出台一项制度。若某个地区出现欠税情况，到第二年时，会根据实际状况，对欠税进行适当打折处理，甚至大部分欠税都有可能得到减免。
孝宗登基之后，迅速将这项制度付诸实践。他积极行动起来，让制度不再停留在纸面，而是在实际中得以落实推行，以此来推动各方面的发展与有序运行。
学者对《明实录》做了统计，在弘治朝的十八年时间里，朝廷累计免税的粮食数量达到了15488万石。
此前的成化朝以及之后的正德朝，在免税数量方面，成化朝为1803万石，正德朝是1499万石。
孝宗时期减免赋税力度极大，历代的史学家们称赞他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这是很有依据的。如此大规模减税，充分体现出他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的作为，获史家夸赞实属合理。
和宪宗晚年的情况类似，孝宗在位八年之后，身体状况不断变差，处理国事时感到力不从心。慢慢地，他也开始做出一些让民众不满的事。
举些例子，他重用太监李广，还沉迷于斋醮活动，白白耗费了不少钱财。又对外戚张氏一族放任不管，让外戚祸害极大。还有那饱受指责的“京营占役”之事，也是他执政时的一大问题。
京营占役的情况是，皇帝、皇亲国戚以及有权势的宦官，会从京师的三大营和十二团营里抽调兵丁去搞工程建设，像建造宫殿、修筑城垣、营建陵墓之类的项目都会用到这些被抽调的兵。
把士兵当作劳力使用，进而对军队正常操练造成严重影响的状况，其实早就存在了。这种做法扰乱了军队原本的训练秩序，使操练无法正常开展，其现象由来已久。
孝宗刚即位时，就表明占役属于前朝遗留的不良政策，还专门发布命令禁止这种现象发生。占役本就不利于政务与民生，孝宗此举展现出整治前朝弊病的决心。
禁令颁布没几年，孝宗就痴迷上了佛道斋醮之事，还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他的这一行为与此前的禁令背道而驰，将原本限制的事情抛之脑后，一心投入到佛道相关的营建中。
此外，孝宗对张皇后宠爱至极。为给老丈人张峦修建坟墓，给丈母娘金夫人建造豪宅，这些事情都得调集众多人力方可完成。
于是，孝宗言行不一，频繁把驻守京城的官军调走，让他们去进行建设工作，全然不顾之前的安排，随意改变部署。
针对此事，兵部尚书马文升多次上奏，提议停止占用士兵服役，让军队回归操练以保持锐气。然而，孝宗不仅没有采纳，反倒让情况变得更糟，占用士兵服役的情况愈演愈烈。
此后，监察御史刘芳、兵部尚书刘大夏、英国公张懋以及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官员陆续上奏，要求禁止官军被占役，恢复操练事宜。然而，孝宗对这些请求依旧未加理会。
弘治十七年，监察御史刘淮又上奏称，过去十多年里，士兵不操练，都去做工了，军营空荡荡的。他强调，要是不选强壮勇敢的士兵送去团营操练，京营就只剩个名号，基本等于没了。
孝宗获悉原本三十万编制的大军竟成了徒有其表的空壳，这时才明白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便因病离世了。
毫不夸张地讲，明朝京师官军的衰败始自孝宗时期。在他主政阶段，京师官军逐步丧失了原有的实力与战斗力，从那时起，这支部队便开始走向废弛之途。
废掉京师官军所带来的后果极为严重。其影响涉及诸多方面，可能致使京城的安全防护出现漏洞，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降低，还会影响到整体军事体系的稳定与威慑力。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太子朱厚照尚未登基。此时，三万鞑靼军队趁机进犯边境，在虞台岭（张家口万全区）与八千明军交战，结果明军被全歼。之后，鞑靼军队便毫无顾忌地离开了。
在这场战役里，鞑靼军队行动极为自由，就像在没有阻拦的地方随意进出。反观明朝，边境防御如同虚设，那一道道边防线脆弱得好似纸糊的一样，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防御作用。
就京城这边的情况而言，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派遣过任何一支部队。
那时，只要京城的官军稍微有点战斗力，鞑靼也不敢这么嚣张放肆。鞑靼这般猖獗的状况，恰恰反映出京师官军战斗力实在堪忧。
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在这个时候，京师的官军已然丧失了战斗能力。
朱厚照得知这丢脸的战报后火冒三丈，他立刻以太子的身份下令，停止京营的服役任务，要求官军赶紧恢复操练，期望借此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
要是不这么做，下次鞑靼人恐怕就要进攻北京了。这种局势不容小觑，若应对不当，北京就会面临被鞑靼人攻击的危险局面。
除了京营存在占役这一状况外，孝宗对张皇后极为过分的宠爱也饱受众人指责。孝宗这种超出常理的宠幸行为，在当时成为众人诟病的一个现象。
现代人总对孝宗和张皇后一夫一妻的爱情故事饶有兴致，这个故事也一直是人们常聊的话题。它在当代人的讨论中热度不减，成为不少人心中美好爱情的典范。
然而在那个时候，孝宗不纳妃嫔，只宠爱张皇后这一情况，事实上成了他的一个扣分点。当时人们的观念里，皇帝多纳妃是常事，孝宗此举与传统不符，所以被视为减分表现。
大臣们觉得，皇帝可不是普通人，生来就该大量迎娶后妃，以便生育众多子嗣，这样才符合皇帝的身份与职责，保证皇族的延续和国家的稳定。
当然，孝宗和张皇后维持一夫一妻的关系，其实也算不上啥大毛病。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状况虽可能有些特别，但整体来看，并不会造成显著不良影响或引发重大问题。
张皇后诞下太子朱厚照，孝宗有了合适的继承人。大臣们也明白有了明确的皇位传承，就不会在一些相关事情上过于计较，毕竟大局已定，传承问题得以解决。
大臣们对孝宗产生不满，主要源于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点，孝宗常常对张皇后的家人进行丰厚赏赐。他给予张皇后娘家的封赏极为丰厚，其他明朝皇帝在这方面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孝宗封了张皇后两个弟弟为侯爵，这俩弟弟一个叫张鹤龄，另一个叫张延龄。他们因姐姐张皇后的缘故，得到了这样的封赐，在当时也算是荣耀之事，开启了家族新的地位局面。
张皇后的老爸张峦，生前就已是侯爵，在他去世之后，孝宗皇帝还追封他为公爵。
孝宗为了让老丈人葬礼有排场、显风光，专门在京西翠微山划出三十顷地，用来给张峦建造墓园，以作为其身后长眠之所。
需留意，这里说的是三十“顷”，而并非“公顷”，二者概念不同，千万别混淆了这两个表示面积的度量单位。
三十顷地到底是个啥情况呢？要知道，从明朝明英宗正统十三年起，当时亲王陵园的规制规定下来是五十亩。也就是说，三十顷地与那时亲王陵园的规模有着很大的对比差异。
张峦的墓园规模极为惊人，其占地面积抵得上六十个亲王的陵园加起来那么大。
当然，文献里并没有确切记载张峦墓园规模究竟有多大。我们目前无法从相关资料中获取到关于其墓园确切规模大小的信息。
然而，从《明史·彭韶传》的记载情况分析，规模肯定不会小。
昌国公张峦建坟违反规制，动用了数万军队来干活。京城周边有百姓冒充陵庙户、勇士旗校，借此免除徭役，这使得现有的民户负担加重，无法承受，导致流亡的人日益增多。
建设一座墓园竟然需要数万人参与施工，从投入的人力规模就能看出，这座墓园的规模肯定小不了。
此外，孝宗在给老丈人选墓地的时候，安排了礼部右侍郎倪岳、钦天监监正李华等相关人员去操办此事，以确定合适的墓址。
据《明会典》所述，在明朝，要是亲王离世，朝廷会安排钦天监的一名官员去协助挑选亲王的墓址。
孝宗派了礼部侍郎与钦天监监正去给老丈人选墓址，这待遇简直和皇帝选墓址一样了，妥妥就是按皇帝的规格来办的。
总体而言，在为老丈人修缮坟墓一事上，宋孝宗的做法十分夸张。他不仅大把花钱，投入巨额资金，还公然违反规制，其行为逾越了相关规定。
大臣们对孝宗的不满，其一在于厚赏之事，其二便是他对张家纵容过度，已到了全然不顾国法的程度。这种纵容让大臣们极为不满，觉得孝宗在处理此事上有失公正。
有一年，张延龄自恃姐姐做后盾，指使自家奴仆强占百姓田地，期间还闹出了人命。他如此行事，全然不顾他人权益，肆意妄为地践踏法律与道德底线，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伤害。
司礼监的太监萧敬和刑部侍郎屠勋在知晓情况后，秉持公正原则执行律法，对张延龄的家奴进行了处置。
这事原本没任何问题，是张延龄先犯了错，况且受处理的仅仅是他的家奴，张延龄本人都没遭受体罚。
张皇后听闻消息后怒不可遏，直接在孝宗面前狠狠斥责萧敬：那些外朝官员我管不着也就罢了，你一个当奴才的，居然也敢欺负到我们张家头上！
张皇后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在她心中，自家弟弟的颜面所具有的分量，远超过国法的威严，她更看重弟弟的脸面而非国法。
当时在场的孝宗，心里清楚自家老婆没道理，却不进行规劝。相反，为了让老婆高兴起来，他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也把萧敬狠狠骂了几句。
事情过后，孝宗偷偷把萧敬唤到跟前，塞给他一些银子，认真地说道：之前我发脾气实属无奈之举，就是怕伤了皇后的心。你把这些银子拿回去，就当抚慰抚慰你受伤的心。
必须承认，孝宗在为人处世方面十分有一套。他深谙与人相处之道，言行举止妥帖得当，很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给人留下会做人的深刻印象。
然而，要是为了宠爱老婆而无视国家法律，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朝廷的威望也跟着降低，那可就算不上是贤明的君主该有的做法了。
弘治十年时，张家两兄弟进宫面见了孝宗皇帝与张皇后，之后还留下来陪孝宗一同饮酒。
酒喝了几轮后，孝宗起身去上厕所。张鹤龄平日里被张皇后娇惯坏了，行事没个分寸，趁着酒兴，胆子一壮，竟把孝宗的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
一旁伺候的太监何鼎瞧见这情形，瞬间怒不可遏。他抄起一把金瓜锤，就要朝着张鹤龄砸去，同时斥责张氏兄弟，称他们“毫无敬意，没有臣子应有的礼数，皇冠哪是你们能随便触碰的！”
显然，何鼎的观点没错。甭管是皇后的弟弟，哪怕是皇后本人，都没资格戴皇冠，一旦戴上那就是僭越之举，这是规矩不能违背。
张皇后得知此事后，不但没去劝诫张鹤龄，反倒逼着孝宗下旨，把何鼎关进了天牢。她这种做法完全没考虑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想着维护自家亲属，让正直的何鼎遭受牢狱之灾。
孝宗因宠爱自己的老婆，没办法只能把何鼎关进了监狱。他在老婆这头情感的天平上倾斜，只能对何鼎采取如此举措，将其投入牢狱之中。
孝宗心里有个盘算，对于这件事，先采取冷处理的办法，不急于解决。等寻到合适的时机，再把何鼎释放出来。
最终情况是，张皇后十分咄咄逼人。在孝宗皇帝下达释放何鼎的旨意前，她就暗中指使太监李广对何鼎施以杖刑，致使何鼎死亡。
弘治十二年时，张氏兄弟在外面胡作非为，还闹出了人命官司。这事儿让言官们实在没法再忍了，于是大家一起上奏章，对张氏兄弟进行弹劾。
面对言官们不断弹劾，孝宗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作出批复，称自己就这一门亲戚，让言官们别再拿此事来说了。
明孝宗幼年经历颇为坎坷，他自小在冷宫生活，母亲在他年幼时就离世了。到了青年时期，父亲又去世，并且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对他也没给予多少关怀。
因为童年有着不愉快的经历，他自小就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那些黑暗的过往在他幼时留下了深刻印记，致使安全感的缺失如影随形，影响着他的成长。
所以，性格活泼的张皇后给孝宗带来了十分舒心的感觉，还让孝宗头一回体会到亲情的抚慰。在这之后，孝宗就没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为维系这份亲情，他再三选择容忍，有时甚至逾越规制，破坏朝廷既定的法度，全然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孝宗的立场去看，他这么做是有其缘由的。站在他所处的位置，面临的局势、背负的责任等诸多因素，让他的行为和决策有其合理性，存在着他自己那一套能说得通的逻辑。
从旁人视角看，孝宗身为皇帝，本应威严庄重，却放下帝王尊严，还费尽心思地在朝廷官员乃至太监面前，为张家的人周旋疏通，这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后来，周太皇太后的弟弟周能和张鹤龄为抢地盘起了冲突。两人在京城大街上各自召集人手约架，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好几百人，公然在街上展开了聚众斗殴。
消息传开，京城震动。吏部尚书屠滽看不惯这局面，便联合一众官员上奏：陛下，您妻子的弟弟和您祖母的弟弟竟公然在京城聚众打架，这太不像话！您必须出面管一管。
面对百官再次上奏，孝宗回应，能出面调停两家矛盾，也可下旨对勋戚家丁数量作出裁定，但严惩之事无法做到。毕竟两边都是自己在意的，实在狠不下心去严惩。
弘治十八年，户部郎中李梦阳胆气十足，全然不惧权贵。他独自直接上书，把张鹤龄的不良行径一一揭露出来，还向孝宗提出要对张鹤龄进行惩处。
这次情况有变，张皇后没亲自现身，换成金夫人出马，开始在情感方面做文章，试图以情感因素达成目的。
在女婿跟前，金夫人哭得十分伤心，她向孝宗提出诉求，希望孝宗能为张家“主持公道”，对“诬告”之人李梦阳加以严惩。
孝宗心里明白丈母娘在胡编乱造，但考虑到张皇后的情面，没法给她治罪。于是，他下令让锦衣卫把李梦阳抓了起来，以此来处理当下这一状况。
一段时间后，孝宗察觉到事情的风头已过，便将李梦阳从禁锢之处释放出来。
金夫人听闻李梦阳获释，再次进宫向孝宗施压。孝宗态度坚决，直接拒绝了金夫人的要求，没有给其可乘之机，果断维护既定的处置结果。
可以这么讲，李梦阳算得上是很幸运的。他在人生中或许遭遇过波折，但能有一些难得的机遇和境遇，让他在所处的环境中拥有独特的优势，相较于很多人而言，这份幸运为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助力。
这时孝宗已有反思之念，他意识到不能因袒护娘家人，就做出“杀直臣以取悦身边人”这般糊涂事。他明白这种行为愚蠢至极，不该为了私情而失了分寸。
要是搁几年前，那时候孝宗还没开始反思自己呢，李梦阳说不定就性命不保了。在那时的情形下，他的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丢了性命。
后来，李梦阳在大街上和张鹤龄狭路相逢，直接就动起手来。李梦阳此前一直憋着一股气，出手毫不留情，挥起马鞭狠狠抽打，结果打掉了张鹤龄的两颗牙齿。
张鹤龄心里清楚自己没理，被打之后连吭一声都不敢，只能垂头丧气、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明朝时，皇后、皇妃大多从平民或小官僚家庭中选出。这样一来，明朝外戚在政治方面往往没什么权力和势力，不像汉朝那样容易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
不过，要是仅在明朝诸位皇帝当政期间进行对比，外戚成了众人眼里极大的祸患，还能使得内廷宦官和外朝官僚联合起来抵制的情况，除了弘治年间，再没有其他时期有过。
弘治后期，有个情况得说一下。孝宗出手很大方，不光频繁给张皇后的娘家人丰厚赏赐，对周太皇太后的娘家也不吝啬，同时，当时的公主、亲王以及勋贵们，也常常能得到他的厚赏。
在弘治十二年六月这个时间点，朝廷赏赐给荣王位于丰润县的五百顷田地。
弘治十三年正月，朝廷把保宁府四百零三顷田地赏赐给了寿王。
弘治十三年二月，朝廷把京山县靠近湖泊的一千三百五十多顷淤地赏赐给了兴王。
弘治十三年七月间，朝廷把德安府六百一十二顷田地赏赐给了岐王。
弘治十五年三月，朝廷赏赐衡王位于寿光和潍县的土地，面积达一千二百十四顷。
弘治十六年，朝廷封周能为太傅，周能弟弟周彧为太保。这俩身为外戚的亲兄弟，竟能同时位居三公之位，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
之前说过，在成化帝执政的晚年时期，明朝的土地兼并现象已然十分严峻。当时，大量土地被权势阶层吞并，普通百姓面临着无地可耕的困境，这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弘治后期，因孝宗随意进行封赐奖赏，土地兼并的状况愈发严重。在这一时期，大量土地不断被集中，原本分散的土地资源迅速向少数人手中汇聚，使得土地兼并的现象进一步恶化。
土地兼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众多百姓失去土地，无奈之下沦为了流民。
据《明武宗实录》所载，正德元年三月，刑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何鉴上奏称：已对荆、襄、南阳、汉中等地流民进行清查，结果显示有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多户，共计七十三万九千六百多口人。
正德元年十月，负责提督抚治郧阳等地的都御史孙需上奏称：后续清查发现，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共有流民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
正德元年时，朱厚照刚登上皇位。这一百多万流民的出现，显然不能归咎于即位不久的他，毕竟他才开始执政，没足够时间导致如此规模的流民问题。
故而，在弘治后期的明朝，并非如《明史》所评价的那样，呈现出“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景象。也就是说，当时的实际状况和《明史》里描绘的那种有序安宁、百姓富足的情况并不相符。
恰恰相反，存在的问题着实不少。这表明当前状况并非毫无瑕疵，而是有着诸多亟待解决的方面，不能忽视这些存在的问题。
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在请罪折中提及，自己久居官署，每日处理奏章，原觉得天下安稳。可去地方走了一遭，发现天津盗贼猖獗，江南、浙东路上满是流民。东南作为财赋重地都这般，北方更不必说。长此以往，事变难测。
我奉命急速前行，正好遇上大旱。天津一带，夏麦已旱枯，秋粮还没种，拉船的人衣服破旧，种地的人面带饥色。盗贼横行，青州尤为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流民满路，人口减少，军队缺员，库中无十日储备，官员欠多年俸禄。东南是财赋重地，一年饥荒就成这样；北方疲弱，本无积蓄，今秋再歉收，怎么承受。变故恐难预料。我若不亲经此地，即便久在官府、每日处理公文，也不知详情，何况陛下深居宫中呢。
李东阳提出建议后，孝宗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进行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不足，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以更好地治理国家、履行职责。
当时，监察御史刘淮将京师官军的状况上奏朝廷。这一情况让孝宗如梦初醒，他由此彻底认识到自己之前所犯的错误。
此后，孝宗重新投入到勤勉政务之中。经历一番波折后，他再度将精力聚焦于处理朝政，以积极的态度履行起作为君主的职责，开启了又一段勤勉理政的时期。
然而，过高的工作强度就像无形的重担，一点点侵蚀着他的健康，最终还是把他的身体给拖垮了。
弘治十八年五月那会儿，北方遭遇严重旱灾。孝宗为求降雨进行祈祷，过程中受了风寒。
回宫之后，太医都没好好给孝宗诊视一番，就随便开了药。孝宗吃了这热剂药后，鼻血止不住地流，情况变得特别危急，生命已然垂危。
孝宗临终之际，于乾清宫东暖阁召见谢迁、刘健和李东阳，向他们嘱托后事。称太子年纪尚小且爱玩，希望几位先生悉心辅佐，助太子成长为英明有为的皇帝。
孝宗在把身后之事交代妥当后不久便离世，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
回顾明孝宗朱祐樘的十八年在位生涯。最初八年，他勤勤恳恳，致力于边境安稳、百姓生活无忧。中间八年，他开始怠于政务。到了最后两年，他察觉问题想挽回局面，可惜突然离世，未能如愿。
和成化时期相比，这样的成绩其实略逊一筹。孝宗在位时，并没有为朱厚照打下坚实的基础，没能给他留下良好的发展底子。
然而，因为他对妻子关怀备至，对大臣宽厚相待，似乎对所有人都秉持宽容态度。在旁人眼中，他俨然活成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种老好人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