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知府大人尚且如此，那小小的七品知县又该是如何？清代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一年竟能有三万两银子的收入？
要知道在清朝，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尚且不到五十两银子，知县大人的收入竟然是寻常百姓的六百倍之多！更让人不解的是，这句话不仅流传于民间，就连朝廷也认可这个说法。刑部在断案时，若是某县一年收入在三万两以内，便不算是贪官。
这到底是为何？知县大人的收入从何而来？又为何需要这么多银两？
一、知县的合法收入来源乾隆四十年，江南苏州府常熟县来了位新知县，名叫戴衢亨。这位戴大人刚到任上，便收到一本厚厚的账册，上书＂知县应得＂四个大字。
原来这是当地老幕僚特意准备的账册，里面详细记载了知县大人的各项合法收入。戴衢亨打开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账册第一页便写着：＂知县正俸，年四十五两整＂。这便是朝廷明面上给知县的俸禄。可实际上，这四十五两也并非全额能拿到手。因为还要经过＂均摊俸银＂制度的扣除。
这＂均摊俸银＂制度还有一段缘由。话说乾隆二年，朝廷发现各地官员实际领到的俸禄相差甚大。有的地方富庶，官员收入丰厚；有的地方贫瘠，官员入不敷出。于是便出台了这个制度，将全国官员的俸禄统一抽出一部分，重新分配。
这一来，像戴衢亨这样的知县，每年实际能领到的俸禄不过四十一两五钱至四十三两八钱之间。这点银子，还不够一个师爷一年的薪水。
但俸禄只是明面上的收入。翻到第二页，戴衢亨看到了＂养廉银＂三个字。这养廉银的出处也很有意思。康熙年间，朝廷发现光靠俸禄养活不了官员，又不好明着加薪，就设立了这个名目。
常熟县作为江南重镇，经济发达，养廉银自然不少。按照《清会典》记载，江南布政使的养廉银便有八千两，知府四千两，到了知县这一级，也有两千两上下。
戴衢亨在常熟任上，每年的养廉银定在两千两。这比起内陆穷县动辄只有几百两的养廉银，已是不少。但即便如此，正俸加上养廉银，一年也不过两千余两。
账册往后翻去，还记载着一些固定的＂规费＂收入。这些收入虽不见于官方文书，却是朝廷默许的。比如每年春秋两季的钱粮征收，按例可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衙门经费；又如契税收取时的＂规费＂，这些都是清代官场心照不宣的收入来源。
就在戴衢亨研读账册时，一位老幕僚前来禀报：＂大人，漕粮征收在即，是否要召集各乡保甲，商议今年的征收事宜？＂这漕粮征收，正是知县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二、隐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话说这戴衢亨初来常熟上任，很快就到了漕粮征收的时节。一日，县衙的老账房捧着一本册子来见戴衢亨，躬身说道：＂大人，这是我们常熟县的漕粮征收细则。＂
打开册子一看，原来常熟县每年要征收漕粮十万石。按照规矩，每石漕粮除了正税之外，还要加征＂耗米＂。这耗米名义上是为了补偿运输途中的损耗，实际上却成了地方衙门的一项重要收入。
正说着，一位乡绅前来拜访。原来是为了一桩土地买卖之事。按例，土地交易要到县衙注册立契，每两银子要收取八分契税。这契税中有六分要解交上司，剩下两分便归县衙所有。常熟乃是富庶之地，每年光契税便有近万两之多。
不过，最让戴衢亨意想不到的还是司法审案的收入。那年秋天，常熟县发生一起命案。依照清律，命案必须三日内结案上报。为了尽快破案，衙役们日夜奔走。案子破获后，凶犯家属送来了＂谢仪＂，说是感谢衙门快速审理。这＂谢仪＂银子，便是司法收入的一部分。
时值年关，各家商铺前来领取＂税票＂。这税票可不简单，它既是商铺的营业执照，也是县衙的创收来源。常熟作为丝绸之府，光是绸缎铺子就有数百家，每家每年都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税票＂银两。
除此之外，还有捕鱼的＂河税＂、码头的＂船税＂、集市的＂行税＂，甚至连倒夜香的也要交＂粪税＂。这些税收，朝廷并未明文规定，却是地方衙门的重要收入来源。
有趣的是，这些收入还有一个雅称，叫做＂陋规＂。说是陋规，可实际上却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比如每年春节前后，商家要交＂节礼银＂；秋收之后，农户要交＂秋敬银＂；就连街边小贩，也要交＂摊位银＂。
一年下来，光是这些隐性收入，便远超正俸和养廉银的总和。然而，这些收入也不是白白到手的。县衙要养活大批衙役、书吏，还要支付巡捕、更夫的工钱，这些都要从隐性收入中支出。
有一次，江南巡抚派人来常熟查账。那位老账房拿出一本厚厚的账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项收支。巡抚派来的官员看后，只说了一句：＂此乃常例，无须详查。＂
这＂常例＂二字，道出了清代官场的潜规则。只要不过分贪婪，这些隐性收入便是默许的存在。正因如此，当有人问起知县的实际收入时，那些老幕友总是笑而不答，只说一句：＂入官多少，全在公私。
三、知县的社交负担
话说这戴衢亨在常熟县上任不久，就迎来了一个难题。一天清晨，衙门里来了个自称是布政使亲戚的老者。这位老者手持一封信件，说是布政使大人托他来办点事情。
这可不是小事。在清代官场，上下级之间的往来最是讲究。布政使是从二品大员，位居一省财政大权，更是知县的顶头上司。这位老者来访，哪能怎么简单？
戴衢亨赶紧让人准备了二百两银子的＂孝敬＂。谁知那老者笑着说：＂大人，这可不够。常熟乃是富庶之地，每年光丝绸税收就有数万两，二百两也太寒酸了些。＂
这一来，戴衢亨才知道官场规矩的深浅。原来每个地方都有个不成文的＂孝敬＂标准。像常熟这样的富庶之地，给布政使的＂规礼＂至少要五百两，给知府的也得三百两。一年下来，光是打点上司就要花去数千两银子。
更麻烦的是节庆礼仪。每逢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各级官员都要按规矩送礼。这礼品的档次也有讲究，给布政使要送上等的湖丝、名茶；给知府要送本地特产；就连各级衙门的师爷、门子也都要打点到位。
有一年端午节，戴衢亨刚打发完上司的节礼，又来了一位自称是京城某位大员幕僚的人。这位幕僚说是路过常熟，特来拜访。按照规矩，这种打着京城旗号来的人，不能怠慢，至少要准备三百两＂程仪＂。
就在戴衢亨应付这些社交时，一位老幕僚告诉他一个秘密：＂大人，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常熟县的前任知县调任这么快吗？就因为他不懂得这些规矩，得罪了上司，这官才做了一年就被调走了。＂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花销，暗地里的开销更多。比如每年春秋两季，巡抚、布政使都要下乡查考，所到之处，地方官员要负责接待。这接待可不简单，从迎送规格到饮食住宿，都有一套标准。稍有不周，就会落下话柄。
最让知县头疼的是京城权贵的打秋风。那些打着京城权贵旗号来的人，有真有假，但都不能得罪。万一真的是权贵派来的，得罪了可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每次来人，都要按规矩奉上＂程仪＂。
一位老账房曾经算过账，说是戴衢亨一年光用在社交上的银子就超过了一万两。这还不算各种突发事件。比如上司临时摊派、京城来的钦差要路过、甚至是其他州县官员来访，都要花钱打点。
正说着，外头又传来通报：＂大人，南京织造府的大管家来了，说是要看看今年的湖丝。＂戴衢亨听了，连忙吩咐。
四、地方治理的额外开销常熟县衙的大堂上，戴衢亨正在查看一本厚厚的账册。这是一本特殊的账册，记载的都是衙门里的人事开支。
一个县衙要养活多少人？老账房拿出一份名册：六名师爷、十二名书吏、三十六名衙役、二十四名捕快、四十八名更夫，还有各乡都有的地保、里长，加起来足有二百多人。这些人的月钱、口粮都要从县衙支出。
就说这师爷吧，像主管钱粮的师爷年例银要八百两，主管刑名的要六百两，教授师爷要四百两。光是几位师爷的薪俸，一年就要花去三千多两银子。
正说着，外头通报：＂大人，西关的堤坝决口了！＂这一下可不得了。常熟地处水网地带，堤坝修缮原本就是一项大开支。每年春汛之前，县衙都要派人检查堤坝，准备修缮材料。
可这次堤坝突然决口，需要紧急抢修。老账房连忙调出去年修堤的账本：光是工匠的工钱就要一千两，再加上木料、石料、砂土的费用，至少要三千两银子。这笔钱可不在朝廷拨款之内，只能从县衙的＂私房钱＂里支出。
堤坝的事还没完，又来了一个更大的麻烦。今年夏天，常熟遭遇了一场大旱。按照规矩，遇到灾情，地方官员要先行赈济，等朝廷的赈灾银子下来再补上。
可这赈济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要在县城设立粥厂，每天要熬制稀粥分发给灾民。光是一个粥厂，每天就要用掉五石米，一个月下来就要一百五十石。这还不算请僧人诵经祈雨的开销。
更让人头疼的是教育支出。常熟作为文教之地，有一所规模不小的县学。县学里有生员八十余名，每人每月都要发放膏火银。此外，学宫的修缮、祭祀、考试等开支，也都要从县衙支出。
一年一度的童生试，更是一笔大开销。要准备考棚、考卷，还要供应考生的饭食。主考官、监考官的束修、茶水都要预备妥当。这一场考试办下来，少说也要一千多两银子。
除此之外，还有衙门的日常开销。比如公文用纸、印泥、烛油这些都要钱，就连大堂上的香烛、茶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个月光是这些零碎开销，就要二百多两银子。
五、清廉与贪腐的边界乾隆五十年冬，江南巡抚府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此人是山东德平县知县张廷璐，因被人弹劾贪污，特来江南巡抚衙门申辩。
这位张知县带来了一本厚厚的账册，上面详细记载了他在德平县三年任内的收支明细。按照账册记载，他三年总收入不过八万两，平均每年不到三万两。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官场上竟然算是清廉。
为何说算是清廉？且听老幕僚道来：话说乾隆年间，朝廷曾经专门派人统计过各地知县的收入。统计结果显示，富庶地区的知县，年收入可达五万两以上；中等地区的知县，年收入在三万两左右；贫瘠地区的知县，年收入也有一万五千两。
这个统计可不是随便做的。当时朝廷发现，各地官员的贪腐案件越查越多，可真正的贪官却很少被抓到。原来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不知道从何处划定贪腐的界限。
于是乾隆帝下令，命各省报告地方官员的实际收入。这一查不要紧，连朝廷也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原来一个小小的知县，年收入竟然比一品大员还要多。
可仔细一算，这些收入又都说得过去。比如漕粮征收时的＂规费＂，这是朝廷默许的；再比如节庆时收的＂节敬＂，这是官场陋规；还有审案时的＂谢仪＂，这也是惯例。
就拿常熟县来说，戴衢亨任内每年的总收入约三万两。这些钱看似不少，可要养活一个县衙上上下下几百号人，还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实在也不算多。
正因如此，刑部在审理贪污案件时，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知县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三万两，而且都用在正当途径上，就不算贪污。这便是＂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句话的由来。
有趣的是，这个标准后来竟成了一个衡量清官的尺度。江南一带有句俗语：＂年入三万是清官，过此便是贪官范。＂意思是说，知县年收入在三万两以内的，就算是清官；超过这个数的，就要小心被人弹劾了。
可即便如此，这个标准在不同地方也有区别。富庶之地如苏州、杭州等处，知县的收入自然要高些；贫瘠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收入就要低些。所以常说：＂官有大小，俸有厚薄，一切都要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