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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当众人的目光依然都聚焦在Deepseek重塑中国科技估值，强力“冲击”美国科技产业之时，而在另一个重要的领域，下一场“冲击”或许已经在酝酿并即将爆发。
2025年2月6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美国的基因组测序公司Illumina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家被列入该清单的美国生物科技企业。Illumina生产的设备，占据了全球基因测序数据的60%以上，在生物科技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从这则看似简略，但很不简单的新闻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些的端倪。中美博弈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或许就是“生物技术领域”。
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制药行业的主要作用，就是贡献原料药，即活性药物成分（API），而这些原料药，被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用来生产最终的药品。
但最近几年，中国公司在真正的新药方面正在稳步地崛起。目前，中国公司负责的新临床试验项目全球占比大约是25%，已经超过了欧洲。在早期（I期）、肿瘤学和细胞基因疗法等领域，中国公司的技术水平、综合实力则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自然》的一项分析，随着中国创新的速度持续加快，中国的临床试验管道在过去三年内翻了一番。中国原创药物开发项目在2021年7月是2251个，2024年1月增长到4391个。相对而言，欧洲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西方的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中国来填补药物开发的空白。大型的西方制药公司，如礼来、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等，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重要的业务开发体系。
每个大型药企的研发负责人，这两年至少去过一次中国，艾克维和百时美施贵宝等公司在上海举办了专门的合作伙伴日，以结识当地相关公司。而罗氏、拜耳、礼来等公司，则已经开设或计划开设孵化器，以便与早期创业公司建立关系。
这意味着，全球主要的大型制药公司的研发模式，已经变成：在中国寻找“突破性分子”——获取中国公司或研发机构授权许可——在中国进行I期临床试验——再将其转交给西方制药公司——在美国进行昂贵的Ⅱ或Ⅲ期临床试验，最后将药物推向市场。
应该说，这种安排对于中美双方，是利益最大化的模式。
2024年8月以来，默沙东进行了4笔重要的交易，而3笔是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笔交易，是2024年11月在极短时间内从中国的LaNova公司获得一种新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因为这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发了ivonescimab，并授权给SummitTherapeutics（美国公司），而Summit在6月公布试验结果，显示ivonescimab在肺癌治疗中优于默沙东的Keytruda。而Keytruda是默沙东的核心产品，年收入高达250亿美元。
仅仅一个月后，默沙东又与恒瑞医药达成了1.12亿美元的交易，获得了一种口服GLP-1药物的许可，该药物有望帮助它与肥胖症治疗领域的“巨头”Wegovy/Ozempic和Zepbound竞争。这桩交易的重要性根据业内评价，将严重威胁致力于减肥和肥胖症治疗研究的其他公司。
2015年开始，生物医药科技就是“2025中国制造”计划中的一个核心事项。十年磨一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中国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
为配合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显著缩短新药申请的审查时间，从以前的几年缩短到现在的几个月。2017年创新药物的第一项IND（研究性新药）申请相比2016年增长了78%。2018年，中国加入了国际会议（ICH），使药物开发体系与西方监管机构实现兼容。
最重要的监管变化，是缩短了临床试验启动的时间，2018年将监管方式从审批制转变为“默许许可”审批制度，即如果监管机构在60天内未提出异议，公司便可继续进行。从而临床试验审批的平均时间，从改革前的501天缩短至改革后的87天。
当然，除了监管机制的改革之外，最核心、最大的推动力就是国家级投资的大规模增加，研发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又吸引了大量海外研究人员回国。“海归潮”开始于2015年左右，许多擅长癌症免疫疗法、抗体技术和细胞治疗的中国科学家最终选择回国，开始创办公司并研发新药，进而推动了中国药物发现的快速发展。
监管改革—国家投资—产业进化—人才回流，中国形成了一整套非常有利于进行垂直整合的发展模式，而这对于习惯于“渐进式发展”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真正的严峻挑战。
可以预见，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大爆发，进而对美国的冲击，将不会停止。美国也终将会意识到，中国在科技领域将会追上关超越他们。而最让美国失望和绝望的地方，是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制度优越性，这种发展模式的领先性，他们永远无法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