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最神秘的女特务，让中共高层闻之色变的＂天字号＂女杀手，竟是一位白衣天使？一个医者仁心的形象背后，却藏着一颗冷酷的内心。她曾在上海潜伏多年，只为刺杀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命运弄人，这位技艺高超的特工，最终却栽在了一纸入党申请书上。她的真实身份是如何被揭露的？她又为何会在多年潜伏后突然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让人费解的选择，究竟是真心悔改，还是另有隐情？
一、神秘特务的另一面
世人皆道白衣天使是救死扶伤的象征，却不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竟有人将这圣洁的白衣作为杀人的掩护。
1940年，山东济南一所护士学校里走出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毕业生，她就是后来让中共高层都为之侧目的劳有花。谁能想到，这个从小在医学院校里长大的姑娘，竟与军统有着不解之缘。
那一年的初夏，军统特工处挑选了一批年轻貌美的女学生，送往南京秘密培训。劳有花就在其中，而且很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短短三个月内，她便熟练掌握了各类毒药的使用方法，并能准确分辨出不同药物的剂量。
在特训班里，教官们都称赞她的观察力惊人。一次实战演练中，劳有花仅凭对方递来的一杯咖啡的细微气味变化，就识破了里面添加的致命物质。从此，她获得了＂蝴蝶＂的代号。
军统特务处的档案显示，劳有花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1941年冬天，她以实习护士的身份潜入上海一家医院，成功获取了地下党员的重要情报。当时的任务报告上这样写道：＂此女善于伪装，手段老到，堪称一流特工＂。
1943年，军统特务处决定将她提拔为＂天字号＂女杀手，这个称号在当时的特务系统中意味着最高等级。据说，能获此殊荣的女特工，整个军统系统不超过五人。
在上海滩，劳有花总是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静典雅。她的诊所开在法租界，每天都会接待许多病人。那些前来就医的人绝不会想到，为他们细心诊治的医生，手上却沾满了鲜血。
1944年，劳有花在短短半年内就完成了三次暗杀任务。她惯用的手法是在药物中加入无色无味的剧毒物质，让目标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中毒身亡。据统计，至少有七名地下党员死于她的投毒。
更令人惊讶的是，劳有花精通多国语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这让她在与各国情报人员打交道时如鱼得水。在她的住所里，还藏着一个专门用来调配毒药的秘密实验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劳有花并未随国民党撤退，而是继续留在上海。她改头换面，在一家普通的社区医院担任医生。白天，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医生；入夜后，她则会悄悄接收军统的秘密电报。
二、上海潜伏生涯
1949年的上海，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人才如过江之鲫般涌入这座繁华的城市。在这人来人往中，劳有花也悄然来到了一家名为＂仁德＂的小诊所。
寻常百姓谁能想到，这个举止文雅、医术精湛的女医生，竟是军统最危险的特工之一。每天清晨，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诊所门口，为患者看病问诊，连街坊邻居都夸她医术高明，待人和气。
在诊所工作了三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劳有花认识了曹家渡纱厂的老板钱某。这位商人常年被胃病困扰，经人介绍来到诊所就医。短短几次就诊，劳有花的医术便让这位老板对她刮目相看。
不久后，钱某便以优厚的待遇，邀请劳有花到纱厂的医务室任职。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调动，实则是劳有花精心设计的潜伏计划。纱厂距离市政府不过几条街，这个位置恰好方便她打探消息。
在纱厂医务室里，劳有花展现出了惊人的工作能力。她不仅照顾工人的日常医疗，还推行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措施。每到工间休息时，她都会给工人们讲解卫生常识。渐渐地，这位年轻的女医生成了纱厂里的＂活菩萨＂。
然而，在这份殷勤背后，劳有花始终没有放下与军统的联系。每逢月圆之夜，她都会按照约定，在浦东的一家茶馆里与联络员接头。他们用特制的药水在报纸上写下密信，这些信件最终都会转递到台湾。
1950年初，一场意外打乱了劳有花的部署。钱老板突然在家中暴毙，而他生前最后见到的人就是劳有花。关于钱老板的死因，坊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心脏病发作，也有人说是中毒身亡。但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失去了纱厂这个掩护点，劳有花不得不再次转移。这一次，她选择了一家位于虹口区的私人诊所。每天清晨，她都会准时出现在诊所，为病人看诊。但谁也不知道，她的诊所后面有一个暗室，里面藏着电台和密码本。
就在这时，一个重要的密电传来：刘全德即将抵达上海，准备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这个消息让劳有花立即警觉起来，她知道，自己潜伏多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劳有花开始频繁出入各大医院，以采购药品为名，实则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准备。她专门购置了一批外科手术器械，这些看似普通的医疗用品，实则都经过特殊改装，可以在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
三、出人意料的转折
1951年的上海，已经褪去了战后的萧条，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劳有花的诊所生意越发红火，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病人前来就诊。
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日子里，一位特殊的病人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个叫张明的年轻人，是附近造纸厂的工人，因为长期加班导致胃病找上门来。在接诊过程中，这位朴实的工人经常与劳有花谈起工厂里的见闻。
张明不仅是一名普通工人，更是一位地下党员。他常常向劳有花讲述工厂里发生的变化：工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工厂开办了夜校，让想读书的工人有了学习的机会。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与劳有花过去接触到的信息完全不同。
1952年初，一场流感在上海爆发。劳有花的诊所成了附近居民的避风港。当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密电，要求她利用这次疫情制造混乱。但看着诊所里那些信任她的病人，她第一次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
在流感肆虐期间，张明带领工厂的党员干部组织了一支志愿队，协助社区防疫。他们不分昼夜地为居民送医送药，劳有花亲眼目睹了这些共产党员如何真心实意地为民服务。
这段时间里，劳有花的诊所成了工人们的＂健康之家＂。每当有危重病人，她都会连夜出诊。渐渐地，街坊邻居不再把她当外人，而是亲切地称呼她＂劳大夫＂。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邀请劳有花参加工厂的文艺演出。那天晚上，工人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展现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这场演出给劳有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1953年，劳有花已经很少与台湾方面联系。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在一次工厂组织的参观活动中，她见到了昔日的手术器械被改造成工业用具，那些本可能成为伤人武器的物品，如今都在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
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张明代表工厂在区里作先进事迹报告。他讲述了工人们如何战胜困难，提高生产效率的故事。台下的劳有花听得入神，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有了切身体会。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台湾方面认为劳有花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下达了最后通牒。这让她下定决心，要彻底与过去决裂。于是，她主动申请参加社区的政治学习小组，开始系统地学习新中国的政策方针。
工厂的党支部注意到了劳有花的变化。这位医术精湛的女医生不仅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张明的鼓励下，她开始考虑一个重要的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命运的捉弄
1958年的一个春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档案。这份名为＂关于医务人员劳有花同志入党申请的背景审查＂的档案，引起了局长黄赤波的高度重视。
当晚，黄赤波召集了几位老公安干部开会。他们翻开了八年前的一份陈年旧档：＂1950年刘全德潜入上海刺杀陈毅未遂案＂。在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至今下落不明——代号＂蝴蝶＂的女特务。
黄赤波将两份档案摆在桌上，仔细对比起来。入党申请书上的信息显示：劳有花，女，山东人，1940年毕业于济南护士学校。这些信息与八年前军统女特务的资料惊人地吻合。
更引人注目的是，申请书中提到劳有花曾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在上海曹家渡一带行医。这正好是当年＂蝴蝶＂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一个又一个的巧合，让经验丰富的黄局长警觉起来。
公安部门立即展开秘密调查。他们先是查阅了1950年曹家渡纱厂的人事档案，发现当时确实有一位劳姓女医生在厂医务室工作过。更耐人寻味的是，她的离职时间恰好与刘全德被捕的日期相近。
调查组又找到了当年纱厂老板钱某的死亡记录。表面看是突发性心脏病，但法医鉴定书上有一个疑点：死者体内检出微量不明化学物质。这与＂蝴蝶＂惯用的手法极其相似。
接着，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查到了劳有花在虹口区开设的私人诊所。当地居民回忆，那间诊所经常有可疑人员深夜出入。而且，诊所后面的暗室被改造过，墙上还留有安装电台的痕迹。
决定性的证据出现了。在对比劳有花的笔迹时，专家发现她在工作报告中经常使用的某些措辞，与军统特工的行话极其相似。特别是在描述医疗器械时，用词专业得有些过分，显然受过特殊训练。
一纸入党申请书，竟成了揭开真相的钥匙。公安部门在劳有花现居住的济南机械厂附近，发现了她与台湾特务机关的联络暗号。这些暗号被巧妙地隐藏在医疗处方中，若非细心推敲，根本看不出破绽。
1958年夏天，就在劳有花准备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前一天，公安人员悄无声息地将她控制。在她的住处，搜出了一本特制的通讯录，上面记录着军统特务组织的联络方式，以及一些用特殊墨水书写的密件。
这些证据表明，虽然劳有花近年来表现积极，但她始终没有切断与台湾特务组织的联系。她的入党申请，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渗透计划。而这个计划，最终因为她过于自信，在申请书中暴露了太多真实信息而功亏一篑。
五、最后的结局
1958年8月的一个清晨，济南机械厂的工人们发现，平日里总是准时出现在医务室的劳大夫不见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一个月后，一份特殊的审判书才揭开了这位女医生的真实身份。
在随后的审讯中，劳有花对自己的特务身份供认不讳。她交代了自己在军统特务处的代号＂蝴蝶＂，以及这些年来执行过的秘密任务。那些看似意外死亡的案件，都是她精心设计的谋杀。
专案组从她的口供中，逐渐还原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950年刺杀陈毅的行动中，劳有花负责为刘全德提供医疗掩护。她在医务室里准备了大量急救药品，一旦行动成功，就可以立即为刘全德处理伤口，协助他逃脱。
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在上海潜伏期间，曾多次为台湾特务机关传递重要情报。每次看似普通的病人就医，实际上都是在进行秘密接头。她利用医生的身份，将情报藏在药品包装中传递出去。
专案组在她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暗格。里面不仅有各种联络密码，还有一份详细记录着上海要员活动规律的笔记。这些材料证实，她始终没有放弃为台湾特务机关收集情报的任务。
1959年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劳有花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她用来传递情报的特制药品包装、伪装成处方的密电码本，以及多起谋杀案的相关物证。
公诉人指出，仅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劳有花就参与了至少七起针对我方人员的谋杀案。她总是利用医生的身份，在药品中添加无色无味的剧毒物质，让受害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中毒身亡。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在申请入党期间，她仍在秘密执行台湾特务机关的指令。她利用参加政治学习的机会，打探党组织的机密信息，并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境外。
法院认定，劳有花身为军统特务，潜伏我方多年，犯下累累罪行，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经过慎重审理，法院最终对劳有花作出了死刑判决。
1959年春节过后，这起轰动一时的特务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在刑场上，这位曾经的＂白衣天使＂摘下了伪装多年的面具。那天，恰逢细雨绵绵，仿佛是天地也在为这个本该救死扶伤却误入歧途的生命洒下最后的泪水。
至此，困扰上海公安部门多年的军统＂天字号＂女特务案终于告破，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斗争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