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琦
编辑|文琦
《——【·前言·】——》
1923年,长沙城内风声紧急。一份逮捕令送到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刘策成的案头。命令上写得清楚:“抓捕毛泽东”。
刘策成眉头紧锁,久久未言。他知道,这是一道杀令。他将目光投向窗外,手中微微颤抖,心底却渐渐下定决心:“这个人,不能抓。”
多年后,刘策成带着一封信进京求职,毛主席亲自批复,一纸安排,令人动容。
刘策成与毛泽东的师生之缘
刘策成,1883年出生于湖南新邵县一个普通的农家。自幼聪颖,喜欢读书。他的父亲总说:“这孩子天生一副机灵劲,将来是块做大事的料。”
家里虽贫困,还是供他上了县里的学堂。他尤其喜欢《庄子》,经常反复琢磨“无为而治”的道理。少年时,他立下志向:以学问报效国家。
成年后,刘策成考中公费留学资格,远赴日本。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追随这些革命先驱积极投身推翻清廷的事业。
回国后,他选择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希望通过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
1913年,刘策成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担任历史教员。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学生——毛泽东。这名年轻的学生喜欢提问,对历史尤其感兴趣。
刘策成在课堂上讲到秦始皇时,毛泽东举手发问:“先生,您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是不是暴政才导致他亡国?”
刘策成看着这个瘦削的年轻人,沉思片刻说:“暴政确实是秦亡的重要原因,但你是否想过,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统一,中华大地或许还要经历更多的战乱?”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又反问:“那么,统一后为什么不施行仁政呢?”刘策成被问得愣了一下,随后笑着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等你将来为政,可以亲自去实践。”
刘策成对毛泽东的印象深刻,常常对身边的同事说:“毛润之这个学生,不简单,思维很敏锐,日后必成大器。”
两人师生情谊深厚,毛泽东对刘策成的学识和为人十分敬佩,课堂之外经常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刘策成也喜欢这个年轻人的锐气,每次谈话都格外耐心。
从教书先生到警察厅长
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值军阀混战的乱世,湖南也难以幸免。社会动荡,百姓苦不堪言。
刘策成意识到,教育虽重要,但在乱世中,教育的力量显得过于微薄。他决定离开讲台,投身地方政务,希望能为一方百姓做些实事。
1920年,他先后担任浏阳、衡山、衡阳等地的县长。在浏阳任职期间,他的廉洁和果断深得百姓拥戴。
他上任后,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还拨款修缮灌溉系统,为农民减轻了沉重的负担。
一次,他发现县衙中的一名官员贪污救济款,当即罢免并依法严惩。这一举动赢得了民心,百姓私下称他为“刘青天”。
调任衡山时,他带着随从深入山区,调查土匪的分布和百姓的生活情况。他提出“三不扰民”:办案不扰民、抓捕不扰民、审问不扰民。
他还下令严禁捕风捉影、滥用刑罚。临离任时,衡山百姓凑钱为他制作了一把“万民伞”,伞上写着“清风两袖为民请命”。
1923年,刘策成被提拔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这是一份更为复杂的职务,意味着他必须直面湖南的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
上任伊始,他整顿警察队伍,设立举报制度,并关闭了一批赌场和烟馆。长沙的治安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也让他陷入了新的困境。
省长赵恒惕是湖南的一方军阀,对新思想极为忌惮。他视毛泽东等革命者为“祸害”,认为他们正在瓦解地方的传统秩序。他下令警察厅密切监视毛泽东的动向,并伺机抓捕。
深夜抉择,毛泽东连夜脱险
1923年深冬,长沙的夜晚格外寒冷。一天深夜,赵恒惕签署的密令送到了刘策成的案头。这是一份逮捕令,要求立即抓捕毛泽东,并押送至省政府。
刘策成看完密令,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用手轻轻敲着桌面,低声自语:“润之,他不能死。”
刘策成清楚,赵恒惕的这道命令绝非虚张声势。一旦毛泽东落入赵恒惕的手中,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但如果抗命,自己作为厅长,随时可能被撤职,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这是两难的局面。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赵恒惕的决定,但如果能让毛泽东提前离开长沙,就能保住这个年轻人的性命。
他叫来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将命令递给他。王建屏看了一眼密令,顿时满脸疑惑:“厅长,这是什么意思?咱们真的要抓毛泽东?”
刘策成摆摆手,压低声音说:“不是抓,是救。你马上去通知他,让他连夜离开长沙。记住,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王建屏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听到王建屏的消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慌乱。
他点点头说:“我明白了。”简单收拾了一些行李后,他握住王建屏的手,低声说道:“谢谢厅长,谢谢你。”
当晚,毛泽东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船,离开了长沙。临行前,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长沙的方向,眼神坚定。
他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要去完成,而这个夜晚的离开,让他得以继续前行。
几天后,赵恒惕得知毛泽东已经逃离长沙,勃然大怒,下令彻查责任人。
刘策成面对质问,只轻描淡写地回答:“或许有人提前得到了风声,警察厅绝无失职。”赵恒惕虽然心存怀疑,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只能作罢。
后会有期,进京求职
新中国成立后,刘策成已经年迈。他从政坛退下来,在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为新中国尽一份力。1951年,他写信给毛主席,希望能够进京效力。
这封信送到中南海时,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看到刘策成的名字,他放下手中的笔,陷入了沉思。
几十年的风雨过去了,他清楚记得1923年的那个夜晚,正是这个人冒险救了他一命。
毛主席提笔回信:“策成先生,请速来北京。我已通知统一战线部李维汉同志与你接洽。”不久后,刘策成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开始从事文史研究工作。
担任馆员后,刘策成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史研究。他对《庄子》情有独钟,撰写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这本书不仅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深刻剖析,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新见解。
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备受推崇。国家图书馆将他的著作列为馆藏精品,而许多学者也因此称他为“庄子研究大家”。
生活中的刘策成依旧朴素。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宿舍里,每天伏案写作,很少与外界接触。他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谋求任何便利。
1957年,刘策成因病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毛主席耳边时,他沉默良久,轻声说:“刘策成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他救过我,这份情我永远记得。”
刘策成的墓碑上,只简单地刻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几个字。这些字看似普通,却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风骨和智慧。
他与毛主席的师生情谊,跨越了时间与政治风云,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刘策成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担当和智慧。他既是教育者,也是行动者。他在乱世中的抉择,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他用晚年的沉静,为历史书写了智慧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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