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的天主教堂里，来了一位说话带着一口浓重江南口音的中年人。

神父郭居静接待了这位访客，据来人自我介绍，他叫徐光启，南直隶松江府人士，是个秀才。

老徐此前屡试不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当起了“粤漂”，以做家庭教师为生。

偶然听朋友说起，这里的郭神父很有学问，所以前来一探究竟。

听了徐光启的话，郭居静笑着摇摇头说：“我哪里算得上有学问，之前在这里主持教堂的利玛窦神父才是真正的大才。你看，这副世界地图就是他绘制的！”

顺着郭居静手指的方向，徐光启看到了一幅他从未见过的地图，五洲四洋，包罗万象...

虽然没见着人，但徐光启从此刻开始，已经悄然变成了利玛窦的头号迷弟。

直到五年之后，中了举人的徐光启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途径南京时，他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爱豆。

对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利玛窦后来回忆说，徐光启听他讲了天主教的教义，回去之后做了一个梦，竟然就梦到了利玛窦所说的“天国”，从此便对天主教的狂热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对徐光启来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玛窦所带来的那些前所未见的西方科学。

02

当时的大明朝，百弊丛生、江河日下。

年近四十的徐光启，日益感觉传统的圣人之说，根本无法解决大明朝面临的实际问题，而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全新知识，或许能给朝廷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他试着跟利玛窦提出向他学习“西学”的想法，但刚开始利玛窦的反应很冷淡，自己一个神父，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旨意，对于当老师，他不感兴趣。

可徐光启意志坚决，为了争取机会，甚至搞起了“曲线救国”，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带着全家接受洗礼，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受洗入教的士大夫。

徐光启入了教，利玛窦自然不能再推脱，便先给他讲起了数学，使用的教材，则是拉丁文版的《几何原本》。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

别看后来这书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它的前几卷内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浅显的，最多也就是初中生的水平，但徐光启再一次被震翻在地。

这也难怪，早在大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严禁民间学习算数，再加上开科取士也不考数学，读书人用不着上心。

二百多年下来，明朝的数学水平不断下降，到了徐光启这时候，看到两千多年前的《几何原本》都要惊为神书了。

数学，是敲开科学大门的钥匙，这么牛逼的书，当然要翻译成中文！

从万历三十二年开始，徐光启就和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但徐光启不懂拉丁文，只能靠利玛窦用中文给他讲解，然后再将所述内容用文言转写出来。

两人就这样忙活了三年，翻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并交付印刷出版。

而徐光启在无意间又取得了一个“世界第一”：这份汉译本，是除了阿拉伯语以外的第一份东方译本，且完善程度，甚至吊打一百多年以后的俄文译本。

正当徐光启全心投入后9卷的翻译工作时，老家却突然传来噩耗——他爹去世了。

按规定，徐光启必须离开北京丁忧守制三年。

更让徐光启意想不到的是，利玛窦也在他丁忧期间去世，几何原本的翻译只能无限期的耽搁下去（直到250多年以后，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接力完成）。

03

即使在老家丁忧，徐光启也没闲着，他开始琢磨起了另外一件重要的大事——种红薯。

红薯的原产地是美洲，后来被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个叫陈振龙的人从吕宋偷偷带回了红薯种苗，在福建老家试种，大获成功。

红薯这个玩意儿，不用施肥，不用浇水，一根藤扎进地里，随随便便一亩地就能收个几千甚至上万斤，味道又糯又甜，吃下去还扛饿，简直是神器。

不过由于当时红薯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所以一直传说这种东西只能在炎热的闽粤一带种植，其他地方的冬天太冷，种苗会冻死。

为了验证真实的情况，徐光启用了三个冬春的时间，不断研究让红薯种苗过冬的方法。

一直忙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冬天，吏部都下公函催他回北京上班了，他却不紧不慢的回复让来人别忙，等他明年春天看看红薯种苗的保存情况再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红薯苗最终在松江府培育成功，既然松江能种，那整个长江中下游就都不是问题了。

随后，徐光启上奏《甘薯疏》，请求朝廷用自己钻研出来的红薯种苗过冬技术，向南方各省大力推广红薯种植。

可惜的是，当时的徐光启人微言轻，红薯种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康熙年间才被人深度应用，很好的解决了人口爆炸增长，而主粮不够的矛盾。

《赣州府志》载：“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

我国南北方的气候温差很大，回到北京的徐光启也就没有再刻舟求剑的搞红薯种植，而是又走出一条新路。

徐光启找到了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和他一起写了一部《泰西水法》，合作方式还是和《几何原本》一样，熊三拔口述并画图，徐光启转写。

在这部书中，徐光启重点推介了西方的水利机械和灌溉方法。放着京城的舒服地儿不呆，又跑到房山、涞水两地专门找了片荒地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北耕录》、《农书草稿》，为后续《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04

除了精通算术，是农业专家之外，徐光启身上还有个隐藏buff：他懂军事。

而且徐光启的强项和其他人全都不一样，他精通的方向是炮兵学！

经过万历朝末期一系列的较量，大明在传统的步骑兵方面，明显玩不过后金，想要解决问题，只能另外找路。

作为大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徐光启从入门算术起步，涉猎力学、弹道学等多学科，他富有建设性的提出，西方无论是火炮铸造技术还是射击技术都已经远超大明，当务之急是派人去澳门和葡萄牙人接洽，购进新式红衣大炮；

同时，徐光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召集在京传教士，对本土火炮进行迭代升级，帮大明训练成熟炮手。

在徐光启的极力倡导下，朝廷费尽周折，通过各种方式，弄到了十多门新式火炮，这些炮大部分留在北京，用于加强城防，剩下的则拨往前线——辽西重镇宁远城。

到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数万八旗大军围攻宁远，结果被红衣大炮轰得七荤八素，大败而归。

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四十多年间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被打破，气得回去半年就死了。

不看广告看疗效，宁远一战，幕后功臣徐光启居功至伟。

看到曙光的大明朝廷马上行动起来，在山东登州府（今山东蓬莱）组建了一支由葡萄牙人担任教官的西式火炮部队，最高负责人就是老徐的学生，登莱巡抚孙元化。

这时的老徐满怀信心，相信假以时日，孙元化一定会率领这支西式炮兵横扫建虏，收复辽东。

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发展农业，改善民生，如此大明中兴有望！

然而，丰满的理想很快被现实击碎...

05

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孙元化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发动兵变，一举攻陷登州府，孙元化被俘。

一开始，孔有德想在登州当土皇帝，就让孙元化写报告，让朝廷招安。

孙元化为了保命，只能照办。

崇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捏着鼻子认了。

谁成想，招安的圣旨发到山东，山东巡按王道纯犯轴，因为单纯痛恨叛军掠劫州县，就把圣旨按下了没发。

孔有德等人左等右等，等不到旨意，认为已经没有招安的可能，于是再次对明军发起进攻，山东的战乱进一步扩大。

山东成了烂摊子，追究责任，孙元化是“罪魁祸首”，他不背锅谁背锅？

一道圣旨下来，孙元化以“祸乱之首”的罪名被下了大狱。

这时的徐光启已经是内阁次辅兼东阁大学士了，得知此事之后，赶紧上折子给学生辩白。

徐光启很清楚，自己年事已高，接班人孙元化是大明当世不可多得的炮兵专家，要是把他杀了，之前训练的西式炮兵部队没人能搞定。

然并卵，崇祯可不管你是什么高精尖技术人才，崇祯五年七月，孙元化被推上了菜市口，咔嚓一刀了事。

孙元化死后，再无人能招抚山东叛军。

半年后，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下一万多人从登州乘船投奔后金，徐光启的半生心血，就这么变成了皇太极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

如此沉重的打击，让年逾古稀的徐光启一下病倒了。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初七，徐光启在北京的寓所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终之前，他还叮嘱家人要把自己修撰的《农政全书》献给朝廷，希望朝廷能根据此书富国裕民，实现中兴。

06

生在大明，徐光启是不幸的。

他从三十多岁起就决心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拯救天下。

数学、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军事技术...

一切看起来能让大明变好的学问他都努力去钻研，去推广。

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

他苦心孤诣翻译的《几何原本》，没什么人感兴趣；

他不辞辛劳研究出的红薯种植技艺，改变不了饥民遍地、流寇蜂起的局面；

他筚路蓝缕试验出结果的西方水利技术，朝廷压根就没推广；

他不畏艰辛推动的西式炮兵建设，最后反而增强了敌人的力量...

单靠科学技术，根本挽救不了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