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当年力排众议作出抗美援朝这一决策是多么的正确,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赢得了一段较长的和平发展时间,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但是在当时来说,很多人是没有毛主席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其中有不少人对抗美援朝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新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后来还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做出了派兵参战的伟大决定。
作为解放军的老对手,当那些被关在功德林里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得知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后,他们又都是什么看法呢?
从1950年开始,原本被关押在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犯陆续被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被送到这里的战犯都是原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文官级别是省政府主席以上,武将级别是少将以上。
众所周知,我军的开国将帅中很多都不是专业的军事院校出身,他们的军事经验都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积累起来的。而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毕业于名牌军事院校,其中大多数都还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因此,即便是被关到功德林之后,这些国民党将领中还有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要不是蒋介石指手画脚胡乱干预指挥,国民党部队未必会败得这么迅速。
反正不管怎样,在这些国民党战犯中,有不少人还是对解放军的战斗力表示不服。因此,当得知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国民党战犯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志愿军必胜,另一派则持悲观意见,认为美军势力庞大,恐怕难以战胜。
在被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中,以杜聿明、邱行湘等人为首的战犯思想转变最快,他们不但已经接受了国民党失败的事实,更是对解放军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知道这支人民子弟兵的英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
尤其是当志愿军的捷报一个又一个传来时,杜聿明等人更是又惊叹又敬佩,深深地为志愿军的战斗力所折服。因此,当得知志愿军物资供应匮乏,急需大量干粮补给时,杜聿明和邱行湘等人主动请缨,要为志愿军战士炒干粮。
邱行湘很有力气,别人炒面、炒麦用的都是正常的小锅铲,但是他用的却是足足1.3米的大锅铲,一锅就定别人好几锅。卡车上运来的待炒小麦,一包就足足有200余斤的分量,他从车上扛起来就走。
杜聿明当时正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战犯管理所的医生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他仍然拖着病体给志愿军炒面。还有被关押在另一处监狱的杨伯涛,他们作为解放军从前的敌人,此时反倒同仇敌忾,发挥带头作用支援志愿军的作战。
杨伯涛等人之前都指挥过美械部队,与美军派来的教官有过深入接触。因此,当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们利用自身对美军战术战法较为了解的优势,还组成了美军战术分析小组,帮助志愿军分析美军战术。
正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的高度觉悟,证明他们的思想已经逐渐得到了转变,能够站在与人民群众相同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一致对外。因此,杜聿明、杨伯涛、邱行湘等人后来都成了第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也并非是所有人都像杜聿明等人这样懂得大是大非的道理,有不少国民党战犯都对抗美援朝持悲观态度,甚至还等着看志愿军的笑话,例如文强。
文强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毛主席的表弟,周总理的学生,又曾经是中共党员,担任过红军师长、川东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后来由于一场误会脱党,转而投靠了国民党阵营,先是在军统做到了少将,戴笠死后投奔程潜,成为了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
文强被俘虏后,一直抗拒改造,在抗美援朝爆发后,也是对此持悲观态度。他认为: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稳。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然而,随着志愿军捷报频传,文强对自己的这番言论也感到了羞愧。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他就更加羞愧的无地自容了,在他眼中不可战胜的美军照样成了志愿军的手下败将。
不过,文强的思想非常顽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抗拒改造。所以,直到1975年,国家决定释放所有战犯时,他才被特赦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