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費丹旭《東坡居士像》，絹本設色，138×34cm。
私人藏品。
来源 | 《文献》2024年5月第3期作者 | 李盛尧分享 | 书艺公社（ID：shufaorg）古时书信，可分为仅用一纸的单书与兼用多纸的复书两大类。在苏轼的传世尺牍中，复书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这些复书大多未能保留其连贯、完整的本来面目，而是各纸自成一首，呈现出分散、混乱的特征。利用“某又启”一类标志语以及寒暄问候之语的使用规律，可以有效地鉴别出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别纸。以此为基础，将别纸与作于同时或文义相贯通的第一纸相联系，即可恢复苏轼尺牍中复书的原貌。此外，苏轼尺牍的不同版本间存在大量的分合歧异，这些分合歧异也需要从复书角度加以解释。古人作书，有单书复书之别。单书仅用一张信纸书写，复书则用数张信纸。卢藏用《仪例》云：“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词，苟能宣心，〔不〕在单复，既能叙致周备〔仪〕，首未〔末？〕合宜，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①“纸。一封之中都为数纸”是对复书形式的简明概括。复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汉魏时期，《后汉书·窦融列传》李贤注引马融《与窦伯向书》云：“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②显然，孟陵奴送到的两纸之书正是一通典型的复书。《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云：“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③其中的“别纸”是一个与复书相伴生的概念，意指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其他信纸，由此可知，孙权寄与曹操的书信同样采用了复书的形式。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书信形式，复书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晋、唐两代④，至于宋人书信中的复书则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拟将宋人尺牍的代表——苏轼尺牍纳入复书研究的视阈之中，综合参考多方面的依据，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加以鉴定，进而还原复书的原始形态，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苏轼尺牍在不同版本间的分合歧异。
一、对苏轼别纸的鉴定从唐代书仪的发展趋势来看，复书在唐时曾经颇受冷落，其间一度出现过从复书向单书靠拢、转变的风气⑤，不过，进入宋代以后，复书通信又再次成为时尚，甚至还呈现出日益盛行的趋势。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唐卢光启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见《北梦琐言》。乃知今人书简务为多幅，其来久矣。”⑥文中称“重叠别纸”的通信形式始于卢光启，其事颇有疑点⑦，但“今人书简务为多幅”，且多遵循“凡一事别为一幅”这一书写原则的说法，则应是对当时风气的如实描述。此外，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南宋时期的小简往往“多其幅至十幅”⑧，其用纸之多亦超过前代。作为宋人，苏轼自然难以超脱于时代风气之外，而在苏轼的传世尺牍中，也确实时常可以见到复书来往的痕迹，《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十二有云：“某启。专使至，远辱手诲累幅，伏读感慰。”⑨《与章子平十二首》其九有云：“某疏拙多忤，吾兄知之旧矣。然中实无他，久亦自信。示谕别纸，读之甚惶恐。”可见，滕达道、章子平寄与苏轼的来信均属复书。而苏轼本人作书，也不排斥复书这一形式，《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八有云：“信笔乱书，无复伦次，不觉累幅。”《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三十有云：“兄弟之情不可隐，故具别纸冒闻，千万亮其本心恕罪，幸甚。”皆可为证。可以想见，在苏轼的尺牍中，必然多有采用复书形式者，然而，要将这些复书与单书区分开来却并非易事。苏轼尺牍并非本人所自编，而是由后人依据其传世书帖编纂成集，在早期的版本中，苏轼尺牍往往以“帖”为基本单位，以元刻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为例，集中各个题目之下均标有相应的帖数，如“凡五帖”“凡九帖”“凡二帖”⑩之类，而在南宋魏齐贤、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也同样可见“与范蜀公三帖”“与司马温公三帖”⑪等题目。尽管在《苏轼文集》的底本——明人茅维所编《苏文忠公全集》中，“帖”已为“首”所代替，但一首尺牍与一幅书帖的对等关系则并未改变，也就是说，一首尺牍在性质上有着多重的可能：既可能对应着单书的全篇，也可能仅为复书中的一纸——或为第一纸，或为第一纸以外的别纸，要从单、复书角度考察苏轼尺牍，首先必须确认诸篇目的性质。事实上，单书与复书中的第一纸在内容与形式上均颇为近似，而别纸则与二者判然有别，其特征最为显著，利用这些特征，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加以鉴定，当是进一步认识苏轼复书的必由之路。兹将别纸的鉴定途径分述如下。（一）利用篇首的“某再启”鉴定别纸书信是一种礼仪性质浓厚的文体，在形式方面往往有严格的规定，而要了解北宋期间书信的形式要求，最重要的文献当属司马光所著的《司马氏书仪》，其中明确记载着“别简”亦即别纸的程式：某启。或云再启，或云又启。述事云云。某顿首再拜。⑫
而“与平交手简”的程式则为：
某启。述事云云。不宣。某顿首。
某位足下，或云左右。日。⑬
”某位“意指对受书人的称谓，如“某某阁下”“某某左右”之类，而“日”则指作书之日期。此外，《司马氏书仪》中亦载有“上稍尊手启”以及“与稍卑手简”的程式，其中前者以“某再拜”起始，以“谨奉启不宣。某再拜”结束⑭，而后者则同样以“某启”起始，但结束语则为“某咨白”⑮，至于篇末所另行书写的敬称与日期，则为三类手简所共有。事实上，无论受信人的身份如何，三类手简就形式而言均属于单书，将别纸的程式与单书相比照，可以发现别纸的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别纸有以“再启”或“又启”起始者，而单书虽然有着多样的起始语，却不能使用“再启”或“又启”开篇；二是别纸篇末并无对受信人的称谓，亦不署日期，而单书则例皆有之。至于复书第一纸的情况，《司马氏书仪》中并无明确交代，不过，根据宋人尺牍的实际面貌，仍然不难了解复书第一纸的标准程式。兹以王令《定吴夫人书》为例略作说明，其文云：令启：昔者，闻门中之淑，而士大夫言宜之。令始放意以及，且不自实，宜乃谓得请耶？已辱来命，切羞其非当，虽然，何辞及矣。秋初，热尚于前，惟尊候安否？比近何如？伏惟万福。辄有末币，闻〔开〕在别纸。七月初九日。不宣。令再拜。丈人都曹坐前。⑯文中即云“辄有末币，开在别纸”⑰，可见此首尺牍当为复书中的第一纸，其篇首以“某启”发端，篇末则书有称谓与日期，在程式上与单书并无二致。而别纸的两大特征亦可借此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某再启”正是基于第一纸的“某启”而言，至于称谓与日期的阙如，则是因为这些内容已具于前幅，故不必再重复。
苏轼 行书《久留帖》
纸本，25.1厘米×23.1厘米。
书于1085年（元丰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苏轼的传世墨迹中，即不乏形式特征鲜明的别纸，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久留帖》，其文曰：轼再启。久留叨思，频蒙馈饷，深为不皇。又辱宠召不克赴，并积惭汗，惟深察深察。轼再拜。⑱此帖以“再启”始，且篇末并无称谓与日期，可知其为别纸无疑。此外，《晚香堂苏帖》所载《不获再会帖》同样兼具别纸的两大特征，自然也应属于别纸。需要注意的是，“轼再启”并不一定处于篇首，也可能被署于篇末，例如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所载之《东坡恕察帖》：令弟不及别幅，惟恕察。见舍弟，幸为道无恙也。浙中有干示谕，轼再启。⑲可见，作为别纸的一大特征，“再启”在位置上其实不无通融的余地。总之，就墨迹而言，“再启”必然与称谓、日期的阙如相伴生，两者可以为别纸的鉴定提供双重依据。然而，对于文集中的尺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