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千古一帝”，除了秦始皇，那就应该是汉武帝了，其最为知名的功绩就是“灭匈奴”了；当然，匈奴并没有被“灭”，汉武帝仅将其驱逐，不再对中原构成威胁。乍一看，史书中的“汉武帝灭匈奴”大获全胜，殊不知，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是“两败俱伤”；从某种角度看，匈奴逃遁是汉武帝的战略胜利，但在后世数千年中，无数人却因“匈奴”而病亡，原因竟然是当年匈奴人使用了一种“生化武器”。

当然，比之战争，人类数万年发展中最大的敌人其实是疾病，尤以“瘟疫”造成的危害最大；大抵可分为：鼠疫、霍乱、天花、疟疾等，《周礼》有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简单解释这句话，古人以为：瘟疫在四季中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时令之气的不正常”造成的；东汉神医“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文中就曾以自己为例子，叙述了汉代瘟疫的严重程度“我的家族200多人，自建安元年，不到10年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张仲景，不用多做介绍了吧，后世尊称“神医”；可就是这么一位“神医”，却连自己家族中的亲人都医不好，由此足证汉代瘟疫的严重程度。说到这或有朋友问“伤寒，不就是今天的感冒吗？古人得了感冒就这么严重吗？”解释一下，这里的“伤寒”可不是如今影视剧中的“伤风感冒”，那可是影响中国长江以北数千年的瘟疫；而其罪魁祸首，或许就是匈奴人使用的“生化武器”。

先简单介绍一下“伤寒”，病人身体出现斑瘀谓之“伤”；病人因高烧而出现苦寒之状谓之“寒”。再说“罪魁祸首”匈奴，对历史有研究的朋友或许知道，最初汉军其实是不敌这些游牧骑兵的，自刘邦开始，历代汉帝都曾以“和亲”为名向匈奴求和；即便如此，匈奴骑兵仍经常南下骚扰中原，若不是有“长城”为屏障，或许汉朝早已灭亡。

也是为了对付匈奴骑兵，汉朝数代帝王皆大力养马，但真正的战马、好马并不多；史料中就经常出现匈奴人赶着马群在长城下挑衅汉军的案例，说“你们不是想要马吗，我们给你们送马来了，出长城来取啊！”这明显是一种挑衅和诱敌策略，但除了军事目的之外，匈奴人其实是在用“生化武器”，即：散布病毒。直白点解释，匈奴人牵来的马都是患病的，而正是这种“病马”才引起了后世中原长达数千年，此起彼伏的“瘟疫”。

当然，匈奴人使用“生化武器”的手段并非一种，除了“送马”外，还会用草原上病死的牛羊污染水源，据专家称，汉朝在短短八十年中就减少了5000多万人口；再说的大一点，即便后世匈奴逃亡欧洲，一路上不仅在各地引发战争，也给当地带来了“瘟疫”，其影响至今。这里单说汉代，虽然匈奴最终战败，但“瘟疫”影响却在不断显现，到了公元184年，也就是黄巾之乱时，中原瘟疫达到了鼎盛；以史料为据，黄巾之乱前，汉朝人口约5650万，但到了三国末期，魏、蜀、吴“三国”的合计人口才560万，这组数字够可怕的吧。

说到这或有朋友不信“别瞎扯了，东汉战争不断，人口锐减是必然结果，凭什么说是匈奴人造成的结果？”这里解释一下，在古代，流行疾病被统称为“瘟疫”，今天又细分为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等，2000年前这些都是巫医口中的“蛊”；对历史有研究的朋友或许知道，汉武帝就曾受到过“巫蛊之害”，追根溯源就产自匈奴群居的北方草原，当然，这种说法有点武断了。

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匈奴军中是没有“医生”的，但“巫医”却地位崇高；其不仅扮演“军医”的角色，同时也是一类“兵种”，主要手段就是给敌人“下蛊”。当然，今天也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下蛊”的，说白了就是传染病的溯源；据专家称，草原气候多变，因此各类传染病层出不穷，但由于人口密度不高，因此即便有人得病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感染事件。

相对于人类，类似牛羊的动物密度可就高很多了。以“伤寒”为例，这类疾病可以感染牛羊，动物虽然会出现病态，但并不会立即丧命，甚至一段时期内肉眼看不出异常；但人类可就脆弱得多，一旦感染“伤寒”，或许这一家人就此灭门，还是因为人口密度小，因此多不会造成影响。“大”的影响是没有，但这些早已被“巫医”看在眼中，并以此研究出了“蛊”；说起来没什么神秘的，因为“巫医”发现了病毒的携带和传播源，就是草原上随处可见的“老鼠”。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匈奴人利用携带病毒的牛、羊、马，以及“鼠粪”污染水源等手段，结果造成病毒在中原反复肆虐；当然还有“气候”原因，史料记载的数千年中，曾多次出现极端天气，甚至造成了某个王朝的动荡；另一种角度看，极端气候也迫使“草原鼠”南下，再与“中原鼠”互相感染，这大概就造成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结果。

当然，毕竟是数千年前的历史，当时的“瘟疫”究竟是什么，今天还有争议。有专家根据历史记载推断，当时的“瘟疫”应该是流行性出血热；也有专家认为，既然是鼠类传播，鼠类本身也有病毒，因此很大可能是“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