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八年抗战史，几乎一半以上的杰出战绩都出在一分区。在一分区的八年抗战史中，有几出十分精彩的重头大戏。

这其中的每一出戏拿出来，都可以拍摄出精彩动人的影视作品。比如1938年9月的阜平东西庄保卫战、1939年5月的攻打大龙华、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伏击战、1940年8月的井陉之战、9月的涞灵战役、以及1941年8-9月的夏秋反扫荡等等。

除了1941年的夏秋反扫荡是被动的，其余几出大戏都是一分区八路军主动去打敌人的。但即使是被动的走上历史的舞台，1941年的一分区反扫荡是如此精彩、惊心动魄，其感动人之处，远比其他几个主动走进历史舞台的大戏更加辉煌。

所以每逢叙述1941年的一分区反扫荡，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历史故事。

1941年，不仅对一分区，对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来说，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转折点。1937、1938、1939、1940这几年，晋察冀八路军，特别是军力最强的一分区部队，几乎都是追着日军的屁股来打的。只要一出现能够歼灭敌人的战机，杨成武指挥的一分区部队决不放过，非要打上一仗不可。

1941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0年百团大战中造成的八路军在人员兵力、武器弹药上面的损耗，根本无法得到补充。经济上的压力远比人员兵力、武器弹药方面的损耗更加严重。因为日伪军对物资匮乏、物产贫瘠的冀西山区实行封锁，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特别是粮食的供应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包括一分区在内的晋察冀八路军丧失了主动进攻敌人的能力和物质基础。

因为无法更有效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抗日政府只能加重根据地农民的负担。1941年，晋察冀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占总人口5.9%，约59万人。按每人每年5石小米的最低标准计算，全边区的军政费用就要296万石米。而边区1940年的公粮收入只有160万石，仅够解决晋察冀所需的半数略多一点，其余的亏空部分无处弥补。为了克服财政上的困难，1941年边区政府在分配征收任务时，总数比前一年的实征数增加了53.7%，迫不得已加重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1942年，晋察冀边区贫农需拿出人均收入的7.34%上缴；地主需拿出64.38%。1938年11月开始的晋察冀边区征收救国公粮，原本负担面在40—50%；后来降低了免征点，负担面扩大到60%。边区的救国公粮不统一征收上去，而是留在各村各户，各部队凭借军用粮票就能随时随地获得粮食补给。从1939年到1941年，晋察冀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1941年边区每人平均负担比1940年增加了20%。1942年的百姓收入比前一年明显下降，需要交纳的粮食则进一步增多。

除正规负担外，根据地农民还要承担不少杂役，比如根据地百姓要承担战勤任务，为抗战部队提供抬担架、做鞋等支援。1941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抗战勤务动员办法》，规定每人每月勤务不超过5天，勤务内容包括运输、担架、缝军衣、做鞋、送报等。同时“停止支差费用之发给，教育民众，使群众了解服战勤是大众的神圣义务。”

注意到没有：“停止支差费用之发给”，意思以前都是有报酬的，以后就只有白干。说根据地老百姓没有意见？那就歪曲了农民的本性。

1941年前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陷入困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日军在1941年采取的军事扫荡措施和经济封锁措施都是十分有效的。作为当时已经走进社会发达国家的日本来说，它在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无疑也具有高度科学化的一面。

日本华北方面军，很早就准备在华北举行一场大的围剿。华北方面军在给东京陆军大本营的报告中：“方面军，早在1938年秋季即认定共党势力为华北治安之最大隐患。”“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而以华北最差。”

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加强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所以，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大本营决定：“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则对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日本人做事，从来都是很缜密的。军队调集到了华北，并没有一下子马上就对晋察冀展开大扫荡，日本人先做了一下准备工作，这就是：“方面军根据年度计划，由5月末至6月中旬之间，首先开展了冀东作战(5月29日—7月21日)，继而由6月6日—7月10日间又开展了冀中北部作战，收到对冀热边界地区及白洋淀附近共军彻底扫荡的成果。”

日军做的这个准备工作，就是先对冀东、冀北（即十分区及白洋淀一带），还有平西挺进军先展开了扫荡，以免随后对晋察冀大扫荡时出现“后顾之忧”。

1941年日本军队对晋察冀的大扫荡，在日本军的作战行动中被称为“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军在这一作战计划中特别点明：“本作战的冀西地区是晋察冀边区的中心根据地。处于南北约300公里、东西100公里险峻的北部太行山脉地区。该地区的共军约四万多人，在其领导下的民众，均受过充分的组织训练，其战斗力不容轻视。

方面军为了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以主力参加此次作战，采取了彻底的封锁和消灭共军及其根据地的行动。同时，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

为了对付1940年晋察冀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于7月9日，根据年度计划，下达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肃正作战命令。命令中，对作战计划、宣传报道计划和收集情报计划，做了秘密指示。”

其中，涉及到一分区的内容，在计划中规定：“甲兵团于X+2日前进入良乡，高碑店以后，西向进攻敌区，击溃敌之集体战斗力。特别应迅速占据易县—涞源道路，以切断敌之南北交通。”

要说明的是，在日军制定这个1941年华北大扫荡作战计划的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还是多田骏；而当开始实施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更换为冈村宁次，被彭德怀称为“最难对付的敌人”。

1941年8月开始的那一年夏秋大扫荡，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中下旬，日军按照早已搜集到手的情报，仔细摸清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晋察冀各军分区指挥机关、主力部队的所在地，然后进行目标准确的重点偷袭，用今天的战术名词叫“斩首行动”，以图先打乱八路军的指挥系统。日军第一阶段的行动目标，有的得手，有的没有得手。

第二阶段，从9月下旬开始，日本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基本完成，开始实行打鱼似的“拉网式大扫荡”，对处在东躲西藏状态中的八路军部队实行合围后的战斗消灭。一分区极为精彩的狼牙山大突围、五壮士跳崖、杨成武梯子沟突围、白求恩医校学员惨遭杀害，都发生在这一阶段。

现在，我们从1941年8月24日的那个非常日子谈起。

早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的1939年，杨成武就敏锐地发现，在易县的易涞公路，实际上是日本驻华两大方面军的分界线：易涞公路以南，归属北平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管辖；易涞公路以北，还有易县以西的涞源县，归属日本关东军隶属的张家口察哈尔蒙疆方面军管辖。而这两个方面军对八路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往往是不同时、也不同步的。所以每逢日军华北方面军采取扫荡行动，一分区八路军只要越过易涞公路，便可以在平西冷眼旁观扫荡狼牙山的鬼子空手而归。

但冈村宁次（也许是实际负责的日军军官）发现了一分区使用多年的这一行动规律，于是在1941年实施的大扫荡作战计划中特别列出“特别应迅速占据易县—涞源道路，以切断敌之南北交通。”

1941年8月24日夜间，在敌人已经形成的对狼牙山一分区根据地完成包围圈之后，杨成武率领一分区指挥机关大队，天大黑后从周庄出发，连夜向北急行军，摆出一副要越过易涞公路进入平西的架势。在接近易涞公路时，杨成武突然下令掉头向南，再向西，从蝙蝠岭地区进入涞源县境内，甩掉了后面尾随的敌人。

分析1941年8月的杨成武这一夜间行动，实际上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大学问。

鬼子兵对一分区的合围，是从8月23日开始的。8月23日那一天，在一分区根据地的东、北两面，鬼子二十一师团（驻保定）机动部队，开始“铁壁合围”，从徐水，迂回易县，到达了紫荆关。

24日白天，南面，110师团所属部队，从保定、望都、完县，刘家台完成合围。同一天，徐水的敌人占领金坡，到苑岗、上下铺。至此，狼牙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被鬼子大军三面包围，只有西面通向涞源方向还有个口子。

鬼子兵的行动目标，直指一分区司令部一直驻扎的娄山几个村子。23日当天，防守在娄山周边的一团、三团部分部队和二十五团，已经同敌人接火，打起来了。日军出动了飞机进行轰炸，这几个团的部队一直顶到晚上天黑后才撤，留下的娄山几个村子都是空的，连老百姓都撤走了。

前面打响，后面，杨成武将已经被大大精简后的一分区指挥机关转移到西南的小村周庄。在周庄再一次清点人员，清理掉不必要的文件及背包，准备24日晚间的突围。

杨成武1941年8月24日夜间从周庄向东向北，然后再向南向西的夜行军中，我也有过错误的认识。是杨成武为了给背后尾随的敌人以假象，是杨成武的神来之笔、是杨成武杰出的指挥艺术的体现。参谋周自为对杨成武的那段提醒：“杨司令，我怀疑咱们这支队伍里有敌人的奸细。”

杨成武在1041年大扫荡的第一阶段

抗战八年，每逢鬼子进山扫荡，八路军要转移，转移的队伍后面总会跟着许多的老百姓，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也是常态。8月24日以前，杨成武率一分区机关从娄山转移到周庄，就跟来了许多娄山的基本群众。

抗战期间，你老百姓帮助了八路军，被鬼子汉奸知道，那是要杀头的。所以你八路军转移，一拍屁股远走高飞，老百姓跟在你后面转移，认为有八路军在，会安全一些，那是对你的信任，你有什么理由赶老百姓走。当年刘备从河南新野一路向湖北荆州撤退，跟随刘备一起撤退的老百姓，达数十万人。刘备尚能如此，八路军为何不能？当杨成武再从周庄转移的时候，屁股后面跟随的老百姓就更多了。这些老百姓中隐藏着个把特务，为后面跟随的敌人悄悄设置路标，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没有人知道杨成武当时所要走的路线和躲避的计划，我猜杨成武根本就没有预先制定行动计划，因为敌人的行动计划是不可预测的，一切都要凭指挥员的直觉临时做出行动决定。也许，杨成武最初指挥这支队伍一路向北，原本就是要越过易涞公路到平西的，因为杨成武是人不是神，他没有先知先觉的本领，他并不知道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预先就切断了易涞公路，向北到平西的撤退路线被切断了。但他在接近易涞公路的时候，他多年来指挥军队化险为夷的直觉，明显感觉到公路沿线气氛的不对，敌人布下了合围的陷阱，于是及时掉转头南下，避免了在易涞公路附近被敌人合围。

杨成武在8月24日夜间的这一次忽北忽南的行动路线，再一次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同样在8月24日夜间出动的鬼子兵，在熟悉易县地形的特务引导下，同时偷袭易县的多个地区，比如南北娄山、松山、林泉、菜园、口头等等，有的扑空，有的得手。在口头村的一营两个连就因为麻痹大意，被鬼子偷袭得手。

鬼子兵拂晓前偷袭口头村的时候，杨成武已经带领一分区指挥机关大队从易涞公路南折返到煤斗店（煤斗店是当地大众化的叫法，当地的传统名字叫“墨斗”）地区，这里在口头村西边，离坡仓很近，距口头村十来里地，中间相隔十几个村子。也许是听见了东边传来的密集枪声，也许是后面一直跟踪的鬼子兵又接近了，总之，杨成武又指挥大队向西北，经蝙蝠岭进五回岭山区，然后进入涞源县杨家庄南边一个叫“万年冰”的小山村里。

躲避在易县、涞源县交界的涞源县境内一侧的小村万年冰，在这个仅有两户人家的山间小村里，杨成武带领的五百多人偃旗息鼓静待了十来天，彻底摆脱了一路尾随的敌人。这是一条很小也很隐蔽的小山沟，一团三连把守沟尾，侦察连把守沟前，警卫连控制了一路跟随一分区大队撤退的本地老百姓，从中发现了暗藏的敌特。

敌特化装成乞讨的模样，战乱年代，住家和居住村子被敌人烧掉的有很多，所以这样的乞讨者并不显眼。但这个敌特被他自己讨来的米给暴露了。乞讨来的米，出自各家，是什么粮食都有的，好像腊八米，混杂在一起。但这位敌特随身携带的米，是清一色的黄灿灿的小米，没有任何乞讨来的米是这样的。

我后来，看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敌特布置计划，是很令人震惊的，我打算放在以后单独撰文。

处置了暗藏的特务，后面一直跟踪的鬼子失去了线索，只能回去。此后的半个多月，杨成武大队一直蛰伏在小村万年冰，纹丝不动。直到9月中旬，杨成武估计鬼子也该退了，于是率队伍从万年冰小村出来，重返回易县。半路上，他遇到了同样躲避鬼子隐蔽在涞源小山沟里的一分区供给部部长董永清，跟董永清一起的还有当时涞源县县长李錿。

我猜杨成武返回易县的本意，他原本以为鬼子的这一次大扫荡结束了，按照以往的规律，一场大扫荡持续二十多天就很可以了，该结束了。但实际上，原本应该结束的扫荡其实并没有结束，鬼子进入根据地的部队并没有撤走，而且第二阶段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当然，事后才知道，这一次鬼子的大扫荡持续了66天。

进入到易县境内的杨成武沉思了一下，接着与跟他在一起的参谋长黄寿发以及其他一分区领导人商量，下一步往哪里走才好？其实他们从西边来，往东去一分区根据地中心的路还在被鬼子大军占领，去不得，剩下的，只有往北还是往南这两条路。

《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往南，到完县、唐县交界的花塔山一带，因为那里地点偏僻，鬼子过去的扫荡都从未去过。而往北，进入平西地区，见于鬼子对易涞公路封锁得很严密，所以他们不想去冒那个险。结果证明，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其实重温这一段历史，杨成武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一错误的选择，跟当时发生的一次战斗是分不开的。《杨成武回忆录》中，对这次战斗只字未提，因为这个战斗跟一分区或杨成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1941年8月底-9月初，当杨成武带领一分区指挥机关大队辗转躲藏的时候，在唐县的三分区司令部也被鬼子攻占，三分区副司令詹才芳带领机关干部大队三四百人，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向平西转移。

1939年1月，一分区按照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将自己的主力二团，划归给三分区，与三分区的十大队对换。三分区这个十大队，可谓人才济济，后在许多年间在一分区大显身手的红军干部陈宗坤、赖庆尧、郭延林等人，还有抗战干部陈亚夫、徐信、冀敬先等人，都来自这个十大队。

杨成武给出的这个二团，前身是曾保堂当团长，肖锋当团政委的红一师三团；红一师改编为独立团之后，三团编成独立团三营，营长黄寿发、副营长邱蔚、教导员李水清。1937年10月独立团升格为独立师，这个三营改编为独立师二团，团长最初是黄寿发，后来11月初，由于王天存、段如山、李青川“黑马队”的投奔，黄寿发顾全大局，将团长位置让给了王天存，团政委袁升平。这个二团由两个红军连队（原独立团2营的3、4连）与地方抗日游击支队和活动于阳原、天镇、阳高地区的王天存“黑马队”编成。

这两个连，出自原红一师十三团，都是清一色的陕甘人组成的连队。划归给三分区之后，与一分区关系笃厚，曾参加过1939年的黄土岭战斗和1940年的涞灵战役。

1941年鬼子大扫荡的时候，詹才芳看中了这个连出自于红军连，军政素质最好，所以把这个连留在身边，担任三分区指挥机关的警卫任务。

大扫荡开始，詹才芳选择了最初杨成武的道路，带领三分区机关大队折向平西地区。当他们接近易涞公路的时候，没有像杨成武那样，一看势头不妙就立即调头，而是继续前进，结果被鬼子围上。三分区大队仅有一个连的掩护部队，这个连拼死作战，掩护机关大队撤离。但鬼子紧追不放，在易涞边界的一处山区，詹才芳大队终于被鬼子死死包围住，眼看形势不妙。

突然间，在鬼子的后方枪声大作，瞬间十来挺机枪一起发射，打得鬼子赶紧撤退，三分区机关大队得以重生。后来看见，这是杨成武率一分区大队途经此地，恰好救了詹才芳的三分区机关，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这段救人的经历只字未提。但杨成武与詹才芳相遇，知道北边的路艰不可行，于是下定了南去的决心，到花塔山地区避难。1939年黄土岭战后，鬼子对一分区实行报复性大扫荡，杨成武就是率一分区机关躲避到花塔山，避开了敌人的。

后来看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战报告，谈对一分区的围剿情况：

方面军由于对平西地区及冀中地区第一次作战的顺利进展，决定由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部太行山脉的冀西根据地进攻，18日下达了进攻及实行封锁的命令。

8月23日—27日的进攻情况如下:

23日拂晓，甲兵团由红煤厂、涿县、涞水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北、中纵队23日傍晚进入北拒马河谷的张坊镇附近，24日急袭肖克指挥的约有千人的部队，25日黎明，将敌压向拒马河的溪谷，击败敌军，俘600人。

23日拂晓，乙兵团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纵队西进，对盘踞于满城北方的北楼山附近的第一军区司令杨成武指挥的约有五千人的部队开始了围攻。由于一部分共军据守北楼山西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我军在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展开了肉搏战，痛击该敌，使其向北方溃逃。

23日拂晓，丙兵团由新乐、正定、井陉附近分三路纵队一面扫荡各该地区的共军，一面向西北进击，继而北进。24日攻占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阜平及冀西根据地的陈家院(石门西北约50公里)。在进攻陈家院附近时，得到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各一部的紧密合作、继于27日在抗日大学所在地的陈庄(阜平南方约30公里)附近击败聂荣臻指挥的有力部队。

8月28日—9月3日的战况如下:

乙兵团，28日以后，以其一部在久能山(易县西北约40公里)附近紧追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同时将攻击目标指向第三军分区黄永胜部，并与第二十六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部协作.对聚集于该地区内的共军进行围攻。于29日至9月2日间，在倒马关一带地区反复进行了扫荡。

日本华北方面军不知道三分区的黄永胜不在，是由副司令詹才芳指挥的部队。但日军的战斗报告，揭示了杨成武的确同三分区在一起，解救了詹才芳一行数百人。

在从易县进入满城县的途中，9月24日，恰好是杨成武周庄突围的一个月之后，在满城县张家庄，杨成武听到了邱蔚及四万军民被围困在狼牙山上的消息，于是就近调动三团、二十团，在24日夜间，猛攻狼牙山南的松山、南管头村的鬼子兵，为狼牙上的被困军民调开围山的敌人。布置完之后，不等看到结果，因周边形势的危急，杨成武立即率大队继续南行，从满城县进入到完县境内。此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走进了鬼子在花塔山地区布置的包围圈。

以后发生的故事我讲过了，南边有梯子沟突围，北边有狼牙山突围和五壮士的掩护跳崖。我都有专门的文章讲述过，此时不再详细讲了。

战后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统计战果：“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O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

主要缴获:迫击炮7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54挺、自动步枪103支、火枪784支、步枪2,413支、子弹116,777发，手枪444支、刺刀3,707把、手榴弹144,504颗。(以下笔者略)

我方损失 战死84名、负伤224名。”

神勇大日本皇军的造假数字是不可信的。

在有关日本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战俘的询问中，一则文字值得深思：“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又如关押在龙华县公安局的一名八路军士兵，曾因在某村宿营时与一妇女秘密谈话而受到处分，其军纪之严以至子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