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先生诞生在景色宜人的太湖西畔的一个小村镇--江苏宜兴县屺亭桥。他的祖父有儿亩地，又兼做裁缝。他的父亲叫徐达章，自学绘画而成为当地知名的画师，能画人物、山水和花卉，还兼教私塾。徐悲鸿六岁随父亲读书，九岁学画，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画。吴友如是清末很有影响的风俗画家，徐悲鸿曾说:“吴友如是我的开蒙老师。”
徐悲鸿十三岁那年，宜兴发生水灾，他跟随父亲出外谋生，他们父子俩跑遍了苏南许多地方，为别人回肖像，画山水、花鸟画。十七岁时他担任宜兴女子师范等三个学校的图画教师，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两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他两度到上海谋职业。有一次，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审美馆馆长高奇峰收到徐寄给他画的一幅马，高对他很赏识，说，“虽古之韩幹，无以过也”。
1917年5月，徐悲鸿得到一位朋友的资助留学日本，研习外国美术，半年后，因经济拮据只好回国，来到北京,受蔡元培先生之邀,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3月，赴法国巴黎学习绘画，从此，徐悲鸿走上了学习西方油画的道路。徐悲鸿先到巴黎，后转德国，最后又回巴黎，前后留学达六年。他先考入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拜校长弗拉孟为师，成绩优秀。后又从当时法国著名的写实主义画家达仰学画，决定性地影响着徐悲鸿一生坚持写实主义的艺术道路。在德国，门采尔的素描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还常到柏林动物园写生狮子、老虎。1924年以《老妇》、《怅望》、《萧声》、《远闻》、《琴课》等油画作品参加了巴黎的美术展览会。
1925 年秋回国，在上海举办个人油画展，田汉为他举行“消寒会”，颇得文化界人士的重视。翌年春，徐悲鸿再度出国游历西欧，足迹遍及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罗马等国，历时两年，饱览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等大艺术家的杰作。前后两次共八年的留欧刻苦学习与研究，使他获得了古典的油画、素描技法与广博的艺术修养。
1927年回国，任教于田汉与欧阳予倩共同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和中央大学等院校，并开始了他的历史画创作，《田横五百士》、《傒我后》和《九方皋》等巨作相继完成于三十年代初。
1933年，徐悲鸿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请，前往举办中国近代美展，紧接着赴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展出，在他1936年撰写的《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介绍美展盛况:“吾此次出国举行中国画展，曾在法、比、德、意、苏展出七次，成立四次“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于各大博物院及大学，总计因诸展而赞扬中国文化之文章杂志达两万万份。吾于展览会一切接洽，在内在外，绝对未用政府名义……其岁糜国人巨款，号称文化基金之专门机关，皆未有一文之助，凡我国民皆请注意此点也。”
1937年，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第二年去南洋，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将全部卖画收入救济祖国难民。随后应印度著名的民族诗人泰戈尔的邀请访问印度，并举行了画展，受到泰戈尔的盛赞。他虽身在异国，却心系祖国，于印度大吉岭创作了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
1942年回重庆中央大学执教,1945年徐悲鸿签名于《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任北平艺专校长,1949年全国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他一方面担负起繁重的教学工作，一方面不停地作画，1951年带病去山东导沐整沂工程工地体验生活，准备创作，突患脑溢血，半身瘫痪。1953年病情稍有好转，他便到学校指导毕业班学生及教师进修小组的业务，9月23日脑溢血症复发，于9月26日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徐悲鸿逝世后,他北京的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1983年新建成的《徐悲鸿纪念馆》坐落在北京西城。
徐悲鸿先生一生留下的创作与习作相当丰富，包括人物、景、动物、花卉等各种题材，素描，油画和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以画种为别分述于下：
徐悲鸿认为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提出画素描务须做到“尽精微，致广大”，意思是说画家在面对物象时，既要精确刻画各部分细微的体面，光影明暗的变化关系，又要注意表现物象的整体感，兼顾两者而不能有所偏颇，也就是“但取简约，以求大和,不尚琐，失之细微”的素描要求。他一生画素描总数大约在一千张以上，留学时代的人体素描以其造型之严谨，结构之精确、整体感强等为特色。他很善于掌握光影明暗的转折表现女人体肌肤细腻与富有弹性的特点，画青年男人体强调壮实、力量之美。解放初期画的《戎冠秀像》以及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人物素描头像，侧重于表现对象内在的思想情绪，体现了他对人物感情的理解。徐悲鸿的素描在我国现代画坛获得很高的评价。
徐悲鸿先生坚实的素描功底对他的油画创作奠定了基础，他又对油画色彩有较深的研究，虽然他从学的老师和他所作的许多临摹练习，使他熟悉西欧古典名画的传统技法并能熟练地掌握，但他并不保守，又努力汲取近代油画表现光与色的长处，将两者融汇起来，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形成了敦厚、响亮而又典雅、稳重的色彩特点。
《田横五百士》创作于1928-1930年间,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主题。这一历史故事出于《史记·田儋(dan)列传》，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四方志士纷纷响应.田横本是齐王田荣的弟弟，田横一家也不例外，起事抗秦，后来汉高祖刘邦剪除群维，一绕天下，田横和他的部下五百人就跑到一个海岛上去了，刘邦下诏书劝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如果不来，就出兵把你们统统诛灭。仅五百人守在一个小岛上是无法抗拒刘邦的重兵一击的，因此，田横决定带领他的两个部下到洛阳来朝见汉高祖,当他们到了离洛阳只有三十里的一个地方，田横仰天长叹一声，拔剑自刎身亡。他的两个部下依田横所嘱，捧着田横的头颅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坚贞不屈，希望汉高祖保全岛上五百义士的性命。汉高祖被他的义举所动，以王礼葬他，并封同来的两人为都尉，结果田横的这两个部下双双自杀于田横的墓穴旁，以表明对田横的忠诚。住在岛上的五百人听到田横自尽的消息，悲痛不已，悉数自杀，无一人偷生。这个岛后来曾叫作田横岛，它在离山东青岛不远的海面上。《田横五百士》画面上画的是田横向五百名义士辞行的情景，田横身穿红色战袍，腰下佩剑，气字轩昂，抱拳胸前，眉宇间有一股坚定、沉着的英雄气慨;他的部下们对他此行的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表情相当复杂，有的寄托着对他的信任，有的表现出忧虑，有的很关切，有的半信半疑，更有的怒不可遏，反对田横此行……画家描画了这个悲壮的场面，深红色与蓝褐色交织的色调增添了画面壮烈的气氛。他创作这幅画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继之窥测我华北以至全中国的大片国土，我中华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徐悲鸿先生将这个历史故事里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积极因素，加以艺术的表现，激励民众，共同抗日。
紧接着《田横五百士》之后，他又创作了《傒我后》，这也是一幅历史画。《尚书·商书·仲虺(huǐ)之诰》篇中有“傒予后,后来其苏”句，这句话的意思是“等待我们的后(君主)，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相传夏朝最后一个暴君夏桀被商汤战败，囚禁于南巢这个地方。商汤恐怕后世的人搬弄口舌，惹出是非，于是命令他的左相仲虺作一篇诰文。在诰文中历数在夏桀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有夏昏德，民坠涂炭”，于是商汤奉了上天之命，解救万民百姓来了，即所谓“攸祖之民，室家相庆，曰:很予后，后来其苏。”可见，《仲虺之诰》实际上是一篇揭露、鞭挞夏桀暴虐无道，歌颂商汤功绩的宣传政论文。徐悲鸿采择这个历史故事作画决非偶然，深深地寄托了画家痛感于时政的暗无天日，盼望得到自由、民主的心情。《傒我后》画面上笼罩着悲凉、惨淡的气氛，田园荒芜，土地龟裂，寸草不生，怎么叫这一大群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贫苦农民活下去呢?画面左下角的一个婴儿捧着母亲的乳房嗷嗷待哺。为村民们敬重的老人们也一筹莫展，无法可想。他们正翘首企望老天爷送来甘霖，驱除旱象，解救人民。画家以象征手法寓意三十年代在黑暗统治下普通老百姓的共同心情。
另外，徐悲鸿还画过油画稿《霸王别姬》、《叔梁纥》，都没有完成。前者是画项羽的悲剧，后者是画孔子的父亲的故事。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春秋鲁国的一个大夫、大力士，徐悲鸿的画稿上就是选择叔梁纥双手托住坠下的吊门，救出诸侯的情节，表现他的大仁大勇。
油画风景《天目山》、《青城山风景》、《南京鸡鸣寺》和《桂林风景》等都是有特色之作。
解放后，他曾构思但未完成的油画还有《鲁迅与瞿秋白》、《毛主席在人民中》等。徐悲鸿的中国画自成体系，他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乖绝者续之，不住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几句话不肯是他对待中国画、中国画与西洋画关系的基本观点。他的中国画作品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九方》(1931年)是徐悲鸿的第一幅人物画巨构，相传九方是一位相马名师，伯乐的好朋友，一次，伯乐将他介绍给秦穆公访求好马，九方到各地寻访了三个月，带同一匹千里驹，他向秦王报告已找到了一匹黄色雕马，秦王命人把马牵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匹黑色雄马。秦王很不高兴，埋怨伯乐，你的朋友连马的雌雄和毛色都分辨不清，还怎么能够识别马的好坏呢!伯乐听了，感叹道，“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机。在其内而忘其外,”意思是为九方皋辩护，说九方皋相马的本领非寻常人可比，他不拘泥于马的外部皮毛色相，而重视马的内在精髓，秦王半信半疑，遂即又仔细复验一番，才认识到果然是一匹天下难得的良驹。徐悲鸿创造的九方皋艺术形象是一位须发全白、而庞瘦削的老者，睿目炯炯，神态自若，当九方皋走近马群，好几匹马一如常态，或悠闲地蹦跶，或俯首舐草，唯独那匹系红绳辔口的黑马如见故人,突然精神焕发，引颈嘶鸣，与九方皋的目光、神情和呼应。这幅画用笔简练，色彩和谐，特别是刻画人物的神态收到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着墨不多，却形象突出，据有的研究者认为，《九方》反映了画家对国民党当局不能任用贤才的感喟
另一幅巨幅国画《愚公移山》完成于1940年。这是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古代神话故事，画面上好多赤身裸体的青壮年男子都是愚公的后代，他们在愚公指挥下挖山不止;有两个妇女，大约一个是邻居，正在送她儿子前来参加，另一个正驾着牛车搬石运土;即使小孩子也不闲着，用畚箕运上……整幅作品洋溢着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精神和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最有神的是画面中部的壮年男子形象，粗壮结实的筋肉，挥动双臂的动作，坚定豪迈的脸部表情，构成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典型。这幅画长420厘米，高144厘米，画面人物形象高达140厘米，几乎接近干真人大小，为近代中国画坛所鲜见。《愚公移山》与《九方》一样，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它的积极意义，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为现代中国画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例。
屈原《九歌》中山鬼、湘夫人的形象，徐悲鸿也曾予以艺术的再现。以钟馗为题的画，他不止一次地画过，如《持扇钟馗》、《持怀钟馗》、《钟馗饮酒》和《持剑钟馗》等，虽是刻画不同情状下的钟馗形象，但都具有豪爽、富于正义感等性格的共同点。他还画过《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等古代诗意的仕女画。
肖像画中的佼佼者应推《泰戈尔像》(1940)与《李印泉像》(1943)。他描画泰戈尔坐在树荫下的藤椅里，好象正在构思新作，又似乎以明澈、坚毅的目光审视着历史长河的过去和现在、未来，思索着人生的真谛，这幅画阳光的感觉特别强，色调和谐优美。
《巴人汲水》、《贫妇》、《船户》等作品都是写四川劳动者的生活，“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的题辞，表现了画家对劳动者的同情。
他的中国画人物创作明显地汲取素描表现对象的体积、明暗关系等因素，与传统中国画的线条相结合，尤其描绘人物脸部与手时，分体面染色的办法是从西洋画中借签得来的。
山水画《漓江春雨》以其淋漓的水墨充分描画了桂林春天的美景。《喜马拉雅山》展现了世界屋脊原始美的壮观景象，引人人胜，1942，1943两年中，他到了几幅表现月光下景色的画，如《月光如洗》、《月上》和《月色》等，从这几幅作品可以看到国家正在探索中国画新的表现领域。关于月光，中国古诗词中有过很多很好的描写，但是中国古代画家却未曾试图描绘过，徐悲鸿这儿幅作品表现清柔的月光下景色的微妙变化相当成功，月夜远景的朦胧感与明澈的水面反照所生的景象，直至现在也很少有作品获得比它更充分的表现。
梅、兰、竹、枇杷、石菊花、木棉花以及白菜，萝卜等花卉果蔬，他曾多次描绘过，尤以梅，竹画得更多更勤。
徐悲鸿的动物画往往寄寓着他的情怀，富于象征意义，如画《逆风》中的麻雀，竟在赞誉那种不畏艰险、奋力而为的可贵精神;画飞鹰，题为《飞扬跋扈为谁雄》，画家似在提出一个有关人生的疑问，不单纯为表现飞鹰之矫健:画鹅，题作《日长如小年》;画猫的题句有:“颟预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惯，安危不动心。”“向日好低首，团滦有愧情。(国人喜夸大，频亡矣，犹自日醒狮，实懒猫耳。)”都是哀怜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糊涂虫的。
徐悲鸿画的奔马，驰名中外，“感兴”,“自况”的情形也是很明显的。《九方皋》的主题是感叹人间识人才的九方皋与伯乐为何这样少?1942年画《征马》的题句是:“水草寻防行处有，相期效死得长征。”表达了为国效力的心情，至为感人，解放后画《奔马》，题“山问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之句，充满着激越、奔放的心情。顾马的用笔比较放纵，挥酒自如，刚劲有力:画猫、鹅，似信手写去，天然自成，然而无论画哪种题材，徐悲鸿先生总力图使笔意与内容相适应，求得协调、和谐。
徐悲鸿既是一名成就卓著的画家，又是一位辛勤劳作的艺术教育家。他的画拥有为数众多的欣赏者，他的一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批后辈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