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一起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让亿万中国人吐气扬眉。遗憾的是他俩后来因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决裂了，至于孰是孰非目前已经很难考证。科学殿堂中会永远记录着他们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他们间的八卦终究会变为尘埃淹没在历史中。

如果真要讨论针锋相对，他们二位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持有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关于中国该搞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研究，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杨振宁和李政道多次访问中国，并且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多次提出各自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他们的意见截然不同，却各自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杨振宁力挺应用科学的研究，李政道主张中国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1980年在广州召开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时，杨振宁、李政道以及海内外一些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参与了会议。会议中李政道发起一场签名，呼吁在场的科学家支持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绝大多数与会的科学家签名表示支持，杨振宁却没有签名。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杨振宁之后还给与会的所有物理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表明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表示“我不能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那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已决裂，两人持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很容易让人以为他俩是在斗气。季承著的《李政道传》中写有“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这样的说法以及杨振宁的表现的确很容易将人带进沟里，以为是杨振宁将个人恩怨带到了学术讨论中故意和李政道搞对头。

其实翻阅历史就可发现并非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筹划着要建大型加速器，杨振宁在1971年就对中国进行了破冰访问。杨振宁在高能物理领域有杰出的成就，他到访中国时国内很多人想听一听他对中国建大型加速器的意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访华时曾激烈地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并且孤军舌战在座的中国科学家。而李政道主张中国建造加速器的时间比较晚，李政道首次访华是在1972年9月，从时间上看“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间的争论是纯粹的学术争论，在中国该注重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私心的。

李政道力挺基础科学。记得当初我学物理时，在物理教科书上看到李政道的一句名言：“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单独看这句话，它是出自李政道之口，但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能够被所有的物理学家认同，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一个有名的水、鱼、鱼市场比喻，并作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以没有水就没有鱼也就没有鱼市场来说明基础科学的地位。基础科学也的确如此，法拉第、麦克斯韦关于电和磁的理论研究为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给出了技术上的理论来源，量子力学的建立更是深深影响了核能、激光、半导体、计算机等现代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李政道也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历程中总结出要注重基础科学，日本在比较穷的时候比较注重基础科学的研究，中国也应该借鉴，毕竟基础科学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经费。最开始我看到李政道的这个理由时有些不理解，既然经费有困难为何还要花大价钱建造烧钱的大型加速器？原来李政道的意思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开发科学的经费比例应保持在合理的比例。日本、美国在这三方面的经费投入比例大约为15%、25%、60%，中国应该加强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并且在七十年代中国雄心勃勃地要建造大型质子加速器，李政道主张建造的是经费稍低的电子加速器，到了1981年又提出小型电子对撞机的方案。正是在李政道的支持下，北京电子正负对撞机才得以建造。

众所周知，不论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也不论是在当今，杨振宁都是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坚定反对者。近几年来容易被人看到的他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的理由无非是这样的：建造大型加速器要花很多钱，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实力；高能物理“盛宴已过”；如果有钱不如去搞其他方面的研究。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杨振宁极力主张中国要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

1981年中国放弃建造大型质子加速器，改为建造小规模的电子对撞机。杨振宁此时又抛出他的反对意见，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杨振宁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容易走向原理的研究和产品的研究两个极端，而介于中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得到重视。“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投资，希望５年、10年或20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关于科学的研究，杨振宁认为应该按照“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的顺序，这是历史发展的顺序，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不是偶然的。”

杨振宁从事的就是最基础的研究，他必然很清楚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也多次谈到粒子物理学会在今后的几十年、一百年里影响人类的生活。他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及强调中国应该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与他对基础科学的清晰认识有很大关系。基础科学的重要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谈的，杨振宁认为不同的国家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如果把他所从事的粒子物理学看得太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杨振宁多次公开表示像他这样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中国目前不应该急需，因为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效果。

1984年杨振宁在美国和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对话时表示过：“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国所急需要的方向，这是费钱而不赚钱的方向。什么样的方向合乎中国国情呢？ 譬如说发展固体物理就较合乎中国国情。”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正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目前遭遇了芯片受制于人的困境，这与当年没有在固体物理方面搞好投入有很大关系。今天再翻到当年杨振宁的建议，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感慨杨振宁当年的良苦用心。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杨振宁在与李政道的基础和应用之争中取得了胜利。正如杨振宁所说的“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只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目前看杨振宁当初的建议能够更紧密地涉及中国的当年发展，在以后更长的时间里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是不是也能深深影响中国的发展？“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李政道的所言也能深深影响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