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即咸丰七年)农历二月的一天， 杭州南屏山一座古庙里，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焚香沐浴后，在一间干净的房舍危坐如山，在一片木鱼念经声中静坐参禅。

不一会有僧人过来向大师合什行礼后，说大师的一位故人来访。

大师问来访者何人，年轻僧人说来访者名叫金廉，自称是大师多年的故人。

大师让人将来访者引入室内，来访之人行礼后落座，便与前眼这位佛门大师交谈了起来。

不知不觉，交谈的时间已过。

大师对来访者缓缓说道：“你去休息吧，我得走了。”

然后进入内室凝神静坐，物我两忘，不一会儿便羽化而逝。

他没有任何遗言，身边也没任何亲友故人，似乎他早就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这位佛门高僧是何许人矣？

他不是别人，此人正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先驱之一、著名文学家兼诗人的魏源。

曾经撰写煌煌巨著共100卷《海国图志》，发中国近代社会“师夷长以制夷”先声的大思想家魏源，他为何晚年要出家为僧呢？

这位一生之中都在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晚清著名学者诗人，为何要抛弃一切世俗，拒绝朝廷复职任命而遁入空门呢？

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团，这一切得从魏源的成长经历说起。

图：魏源的家乡，湖南邵阳市隆回县金潭村

1793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八年。

这一年，在大清的历史上并不显眼。大清在经过顺治一朝短暂的动荡后，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大清百姓享受了130多年的太平时光。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安宁和谐。

然而，这一年有一件事件的发生，却悄悄地改变了此后大清一百多年的国运。从此大清便从表面上的虚假繁荣富庶，开始迅速向衰落的深渊滑落了下去。

1793年9月14日，英国全权特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与交涉后，终于在这一天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然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特使这次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觐见大清最高当局却十分的不顺利。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平等交往的种种请求，乾隆帝几乎是全部否定了。

乾隆帝只是把英国使臣当做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求对方行跪拜之礼。

这令马戛尔尼十分的不快，对大清的一点之前的向往与好感全部丧失殆尽。

这一事件也从此埋下了英国决定以武力打开大清国门的祸根。

马戛尔尼回到国内后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道：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

他还在其出使大清的随行笔记中这样记录：

“它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显得庞大。那是神权专制下的一片雄伟的废墟，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并认大清只不过是虚有其表业已腐朽的一个东方帝国，要让它接受与西方的正常贸易往来，除了用武力敲打它，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魏源来到了人间。

1794年4月23日，魏源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金潭村(即今天的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金潭村)一户地方的望族。

魏源是家中的次子，上面有一个哥哥魏湖，下面还有两个弟子，分别是魏浚、魏淇。

其父魏邦鲁曾做过两江总督陶澍与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幕僚，后出任过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巡检、宝山县主薄等职。

魏源的祖父魏志顺是一位监生，为人开明正派，在他们当地扶困济贫，乐于助人，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享有很高的声望，人称“梓园公”，也叫他“万石君”。

由于魏源自小寡言少语，喜欢沉静默坐，外表显得有些木讷。

及至稍长，其祖父给他取了个字“默深”。

“默深”一字略带佛家之意，想不到后来的魏源真的出家为僧人了。这虽然不能说是冥冥自有天意，但细细回味他的一生，却又有几分必然。

有很多小说传记中记载魏源自小聪慧过人，在当地有“神童”之名。

笔者对此详细考证过，其实并非如此。

童年至少年时的魏源甚至有些笨，并不开窍，曾一度让其父亲、祖父颇为失望，认为他不是块读书的材料。

五岁前后，魏源便开始跟随塾师欧阳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

由于记忆力不行，读过的书总是背不下来，这让教他的塾师欧阳明十分失望。

有一次，一篇并不算长的古文，魏源诵念了一个上午，还是背不下来，虽几次遭到塾师先生的训斥，仍然无济于事。

塾师先生气愤不已，拿起手头旁的一方砚台便砸了过去，幸好魏源躲避及时，没有正面砸中。

但是，还是擦中了魏源的后脑勺，并擦出了血。

这让塾师先生一时也吓懵了，于是主动找到魏源的祖父魏志顺道歉并申请辞职走人。

魏志顺并不以为意，说道：“欧阳先生不必介意，我这孙子不开窍，惹得先生生气，说不定这一次吓唬后，他反倒会开窍了。”

于是塾师先生留在魏家继续教授这一帮孩子念书。

说来也巧，魏源经此一惊吓后，读书一下子开了窍，仿佛是上天帮助他打开了天窗。

此后魏源所读之书，几乎过目不忘。这让其祖父、父亲也颇为稀奇，从此对魏源格外重视，把光庭门楣的希望寄托在了魏源身上。

魏源在10岁左右时，对阅读历朝历代典章、经史子籍等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魏源极少走出家门，以至到后来，连附近乡邻所养的犬，见到了他也会群起嗥之，把他当成了外乡之人。

图：魏源童年生活的二层小阁楼

他家的居所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明清木质二层建筑。魏源每天上完私塾后便捧书上楼，到了吃饭时间常常也不下楼。到了晚上也是看书到深夜。

由于正处年少长身体的时候，他母亲担心这样会影响魏源身体的发育成长，所以每到傍晚天黑后只给魏源一支蜡烛，要求他蜡烛烧完后自动休息睡觉。

魏源这种勤奋求学的精神让其祖父等人很是高兴，但是有一个人却很不高兴。

这个人便是魏辅邦——魏源的亲伯父。他对魏源后来的一生影响颇大。

魏辅邦，字协昌，号坦斋，他是湖南岳麓书院的高材生，书院山长罗典的弟子。他学成后归乡，成了魏家子嗣们学习的主要监护人，负责魏氏家族子弟们的学业，尤其是对一大家族抱有很大希望的魏源十分严格。

魏源尽管手不释卷，但是魏源的伯父魏辅邦认为他所偷偷学习研阅的书籍并不是科举制度考试中要求的内容，所以一再限制并责备魏源。

为了好好培养魏源，魏辅邦说服时在外地江苏任小官的弟弟魏邦鲁(即魏源之父)，让其把魏源带在身边学习，以便随时监督疏导。

1806年，时年12岁的魏源只好跟随父亲去外地读书。其父工作若有调动，他也随之辗转另一地。

这种经历，让少年时代的魏源在思想与见识上远远高于与之同时代的同龄人。

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13岁的魏源进入邵阳县城的爱莲书院读书。

爱莲书院名出于北宋文学家、理学家周敦颐被贬时写于湖南郴州《爱莲说》一文，是湖南当时比较有名的一所地方书院。

在这里，魏源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功底。

1810年，时年16岁的魏源顺利地通过了随之而来的县、府、院三级考试，取得了秀才资格。

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经推举魏源成为湖南地方最高学府岳麓书院的学生。

这一年，湖南省学政汤金钊前往岳麓书院检查学子们的学业情况，发现了魏源。因学业异常优秀，被他推荐去京师参加拔贡考试。

魏源在岳麓书院仅仅学习了一年。

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岳麓书院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袁名曜。

袁名曜，生于1764年，湖南宁乡人，嘉庆六年(即1801年)进士。1810年因母去世，丁忧归家，在家守制期间，他在岳麓书院讲学两年多。岳麓书院大门著名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便出自其笔下。

虽然他在岳麓书院前后时间并不长，但是却教出了后来在湖南历史上很有名的弟子如罗饶典、陈本钦、郑敦亮、魏源等人。

袁名曜所教魏源时间不长，但对魏源后来一生成就影响是很大的。

他告诫诸学生弟子：“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有远大的前程，应当先培养器量与见识，而后才是文才技艺。

因此袁名曜在教育学生时，十分重视史地实学、器识才能，强调通经致用、实事求是。

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和学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魏源。

1814年春，时年20岁的魏源，随父魏邦鲁赴京城就学，从此离开了家乡湖南。

在此后的43年中，魏源一生只回过家乡隆回县两次。

到京师后的魏源能脱颖而出吗？

答案是有些曲折，但最后却是一鸣惊人，誉满京师。

图：魏源与《海国图志》一书

魏源在京师前后达10余年，这是他一生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初步形成的岁月。

1814年3月，魏源第一次来到了大清的国都——北京，随后顺利地进入了大清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深造。

五年之后，魏源才在京师应天府首次参加乡试。

应天府地处京城，历来人文荟萃，卧虎藏龙，虽然每一届乡试中应天府录取的举人名额比下面地方各省要高出一些，但是竟争十分残酷，要考中天子脚下的士子举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816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这年的冬天，魏源在京城国子监度过3年的学习时光后回到了家乡。

在家乡居住的3年多，教书授徒之余，专心研究《曾子》，并且与当地的大家闺秀严氏完婚。

1819年，即嘉庆二十四年，魏源第二次进京。

这年的3月，他首次参加了北京应天府的乡试，但是考试并不顺利，只考中了副贡生。

魏源在科举路上首次受挫失利。

1822年，即道光二年，魏源第二次参加应天府的乡试。

这一次魏源一举考中全榜第二名，且为南方士子第一名，是为“南元”。

当时的主考官对其考卷评价极高。主考官在其考卷上总批褒奖写道：

“披一品衣，抱九仙骨。有才识足以包涵群籍，其笔力足以扛举千钧；析理如茧丝牛毛，制局如铜墙铁壁，非平日寝馈于古文大学，不能臻此境也。”

魏源因此在京师名声大燥，京城的士子们一时都知道了这位从内陆湖南山区邵阳县走出的才子。

然而，此后的魏源在科举会试中屡次失利。事情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本文对此事暂不加以探讨，留待后面再著文详述。

1823年，即道光三年，魏源第一次参加京师会试，以失利告终。

次年，魏源离开京师，携家人前往其父魏邦鲁任职的江苏，并在扬州府定居了下来。

这次魏源在京师的几年中，尽管在会试中失败，未能考中进士，但是他的收获是巨大的。他此后一生的事业，与在京师这几年中结识的人物是分不开的。

他在此结识了被后世公认的“道光朝第一名臣”陶澍、后来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当朝著名经学家刘逢禄以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龚自珍等人。

当魏源离开京师时，时年30岁的他已经在士林中有了较大的名气，其文章诗歌在朝廷士大夫与广大士子中广为传播。他的思想与政治主张也日趋成熟。

图：魏源(右)与林则徐(左)

1825年，即道光五年，魏源来到了江苏江宁(即南京)。

此时江苏巡抚是年长他15岁的陶澍，江苏布政使则是年长他9岁的贺长龄，二位都是湖南人。

贺长龄因受朝廷之命正在编著旨在收集大清立国以来经世致用文章，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于工作量极大，经陶澍的推荐，魏源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代其编撰此书。

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人(今长沙市人)，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进士。作为近代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深知魏源的才华。

魏源仅仅用时一年，就完成了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

该书以“存乎实用”为原则，切中时弊，处处体现“与时俱变，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

该书一经刊行，便在晚清政坛和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大清大小官员几乎人手一套，该书成为那个时代畅销书的顶流。

当时还只是举人的左宗棠，是于1839年在陶澍家中坐馆教育其幼子陶桄时才第一次见到。这距离该书首次刊行已经过去了10余年。自此作为有用之书，左宗棠将其“置于案头，无一日离开”。

该书的广泛传播，极大鼓舞了魏源，也让他的声誉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为了走上仕途，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1829年(即道光九年)，魏源与多次会试失利的好友龚自珍相约参加该年的春闱会试，结果龚自珍勉强取中三甲进士，而他自己再一次名落孙山。

次年，魏源受两江总督陶澍之邀，入幕总督府，协助陶澍处理两江漕运、改革盐政、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治理淮河水患等。

陶澍对魏源高度信任，其两江总督任上每一项重大政策中，几乎都有魏源付出的心血；其有名的《筹漕篇》《湖广水利论》等奏折上疏中，无一不闪烁着魏源改革大清吏治的思想主张。

1839年，即道光十九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禁烟运动在大清全面展开，中国也将进入到多灾多难的近代百年史。

这一年，两江总督陶澍已经疾病缠身，他很想辞官回湖南安化老家养病，但又放心不下正在筹划的的禁烟运动。

这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就是由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一起筹划发起的。

英国人的反对自不必说，最让人担忧的是此时的道光皇帝，他时而力主禁烟，时而又担心引起英国人的武力干涉以及朝廷中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左右横跳而摇摆不定。

同年5月，已经处于生命最后时日的陶澍邀请林则徐、魏源二人来总督府。陶澍倚偎在病榻上与他们商议禁烟之事，分析国内外形势，三人心情沉重，不时相对无言。

6月2日，陶澍病逝。这位在两江总督任上干了十年的道光朝第一名臣能臣带着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深的忧虑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把自己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林则徐与魏源这两位挚友。

陶澍临终前，向朝廷上了最后一份奏折。奏折中陶澍举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之职。

但是，广东禁烟的事更加紧迫，朝廷没有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而是在陶澍去世的同一天让其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禁烟。

林则徐在广东雷厉风行，一时收缴了鸦片一万九千多箱(约237万斤)，这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

林则徐处于禁烟的风口浪尖，身陷巨大的漩涡之中，随时有丢官身死的危险。

果不其然，禁烟运动让英国人找到了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

道光帝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林则徐的头上，将林则徐撤职并流放新疆伊犁，着其“效力赎罪”。

1841年(即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的一个夜晚，漆黑的夜空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江苏镇江(古称京口)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一盏昏暗的油灯下，两位青衣长袍满面沧桑的男子抵足而坐，倾心长谈。

这二位不是别人，一位是时年47岁的魏源，另一位则是时年56岁的林则徐。

二位老友分别不过才两年，国内沿海形势却已是沧桑巨变。

是年的1月17日，英军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军死伤700余人，英军仅受伤38人，无一人死亡。

2月23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血洒疆场，英勇殉职。清军250人战死，另1000余人被俘。英军只有5人轻伤。

5月24日，英军攻陷广州，守将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赎回广州城。

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与当事人，林则徐早已经对自己个人功名荣辱、生死去留没有了任何考虑。令他痛心疾首、寝食难安的是，朝野上下仍然没有多少有识之士仔细去研究思考这失败的原因。

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不能反省并找到失败的原因。否则，这种可怕的局面还会不断在大清上演。

那么，前方将士的鲜血都会是白流了，等待大清的将是更多的战争赔款与屈辱的城下之盟。

此次，即将被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与魏源见面，就是要托付老友魏源完成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写一本关于世界西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地舆方面的著作，为封闭落伍了的中国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

本来林则徐是计划自己亲力去完成的，谁料只是两年过去，便处于了死生难料的边缘。

此次被发配伊犁，路途上万里，自己已经年近花甲，此身还能不能生还再回内陆，只有天知道。

这一点，林则徐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他的人生态度。

个人的生死，他没有了考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开启民智，为国家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留一双睁眼看世界的眼睛。

林则徐知道自己是没法完成此一壮举了，唯有托付好友魏源完成此大任。虽死，亦可暝目矣。

二人心情沉重，相对谈致深夜。

痛定思痛，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林、魏二人一致认为，此次战争连连丧师失地，皆源于中国对西洋，尤其是此前对英国了解太少。

盲人骑瞎马，跛足临危岩，焉能不败？

如果要扭转危局败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搜集西方人资料，尽快写出一部准确介绍西方世界的书来警醒朝廷，唤醒民众，让大家尽早尽快了解西方。如此，方能救亡图存，或能西方列强一争胜负，而后图真正之和平与平等。

是日夜，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两年来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一书的手稿与其他收集的资料，全部交给了魏源，郑重嘱把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编撰一部更为详尽可靠的西方史地全书，以此助有识之士了解西方，制订抗敌御侮之良策。

面对眼前这位年长自己9岁，处于亦师亦友的朝廷前重臣，魏源一时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他双手接过林则徐递过来的木箧，表示虽万死亦不负老友之托，一定尽快完成此大事。

自1822年(即道光二年)，林则徐与魏源在京师订交相识以来，已有19年了。

多年的相交相识，林则徐对魏源是了解的。

尽管魏源仕途一直不顺，多次会试未中，但是作为后起之秀，魏源是当得起“文章经济，巨笔如椽”这八个字的。他绝不是一个只知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书生，而是一位身负大才、坐而能述、起而能行的思想家、实干家。

魏源深知此次与林则徐会面，也许就是二人一生最后的一面了。他明白此次会面的重大意义。

次日，魏源与林则徐依依不舍而别。

临别之际，二人执手良久无语。

魏源后来在其五言律诗《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中写道：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几日后，魏源返回扬州。

然而，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让他喘不过气来。

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陷。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清军将领英勇牺牲。两江总督裕谦御敌失败，含恨自杀殉国。

此时的魏源无官无职，人微轻言，无路请缨，满腔悲愤。

图：清代《海国图志》刻印本

扬州城内一处并不显眼的小院絜园内，魏源闭门谢客，几乎足不出户。

他争分夺秒，以一种舍生的态度夜以继日着手整理、扩充、编撰林则徐交给他的手稿及图文资料。

1842年，即道光二十二年，魏源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新的资料，完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并于次年的1月3日在扬州刻版刊印。

1847年，魏源又在此前50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军事、军械舰船制造等有关内容，将该书增补扩充至了100卷，共计57万字。

该书的出版刊行，如同一方巨石砸向了大清，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终于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一声呐喊。

然而，此时的大清如一潭死水，该书没有得到朝廷当政者的认可，仍然顽固地认为西方乃是“蛮夷之邦”，他们的那些技术只不过是些“奇技淫巧”，不足为法。

他们认为，如果让我大清泱泱帝国去学习西方这些尚未开化之蛮夷，岂不会让人贻笑大方。

在朝廷中许多守旧的官员眼里，《海国图志》犹如洪水猛兽。他们无法容忍魏源对西方“蛮夷”的赞美，固执愚昧地认为中国“政教礼仪超乎于万国之上”。

即使如梁廷枏这样曾协助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过，且对西方自然科学颇有兴趣又较为开明的学者，他却认为魏源“师夷长以制夷”的思想是“失体孰甚”，说什么我堂堂大清怎能屈尊俯就海外蕞尔小夷，简直太有失体统了。

他还振振有辞地说：

“火炮、舟船甚至算学皆出自中国，何必舍近求远而向西夷学习？”

总之一句话，他们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是“大逆不道”，应该禁止出版，或者干脆付之一炬，以免布流毒于世，遗祸大清。

当然，面对魏源还套100卷的煌煌巨著，也有很少一部分人，如冯桂芬、姚莹、陈澧等赞同此书之论，以为此书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编录周详，议论激切，可谓奇书。

然而，这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声援与呼声在朝廷上层几乎激不起一点浪花。

令人可悲的是，这么一部由林则徐重托，经魏源呕心泣血历时五年才最终定稿的思想科学巨著，在大清统治者那里，却如一堆废纸。

直到魏源去世之前，该书在国内的销售亦不过百册，实在令后世之人可悲可叹。

这件事对魏源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没有预料到，清廷高层在经过鸦片战争的惨败后，朝廷不仅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而有所反思，反而仍是一味的苟且偷安，丝毫不思改弦更辙，发奋图强。

图：魏源画像

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一心为了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魏源第六次参加京师会试，这一次终于考取了三甲颇为靠后的名次，被道光帝赐同进士出身。

此时离魏源首次赴京会试整整过去了23年，他从一位风华才俊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半百之人。

魏源仍怀有期愿，一心想报效国家与社会。

随后魏源以知州分发江苏叙用。时年的魏源已经年过半百，才终于有机会去基层州县做一个小官，实践自己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宏愿。

中进士后，魏源被任命为江苏省东台县知县。

东台县是个地瘠民贫的小县，历年朝廷的漕粮征收都无法完成，欠了朝廷一大笔帐。

魏源的前任知县葛起元就是因为征收漕粮手段不当，激起了民变才被迫调走。

魏源这一上任便赶上了朝廷的赋税清查，历任的亏空全部落在了魏源一人的头上。无奈之下，魏源被迫个人补赔了4000两银子。

当了半年的地方知县，魏源不仅没有领到半两俸银，反而一下子栽进去赔了一大笔钱。

魏源不得不四处向朋友借债度日，以至在他去世后，其家人还在为他偿还这笔冤头债。

次年，魏源的母亲病逝，他不得不回家丁忧守制三年。

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魏源返回京师，受命出任江苏兴化县县令。

这次魏源任兴化县令时间不长，前后只有2年，但是却让当地百姓记住了这位好官员。

兴化县地处江苏中部，地势平坦低洼，形如锅底，一遇大雨易成水涝。多年来一遇长江洪水势猛，为了防止洪水冲毁堤坝淹没下游重镇，河督总会下令开坝，以此泄洪分流。

历任河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沙帽，常常不顾地方百姓的死活，只管一意泄洪放水。

魏源上任兴化县县令时，正值夏雨连绵，境内运河河水爆涨，情势紧迫。

时任河督的杨以增催促着又要掘坝放洪。

此时正值稻穗新熟，民从得此消息，群情激愤，围聚于河督公署，要与杨以增拼命。

魏源体谅民生艰辛，力主不到最后关头切不可轻启掘坝泄洪。他直奔大堤组织百姓筑堤护河，并一再阻止河督杨以增启坝。

他担心自己位卑言轻，不能说服河督，便星夜奔赴两江总督陆建瀛处劝说其前往协调。

魏源与陆建瀛有旧，二人颇有交情。陆建瀛于是亲赴兴化县坐镇抗洪，河督杨以增这才未敢轻举妄动。

魏源自己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全县上万民众挑土护堤。

不料天公不作美，连续两个昼夜暴雨倾盆，眼看河堤就要溃决，杨以增下令必须启坝泄水。眼看万亩良田水稻倾刻之间就会被淹，无数的百姓将会流离失所。魏源顶风冒雨，伏堤痛哭，以身家性命为民请命，发誓谁要启坝放水就让洪水先把他冲走好了。

从早晨一直到下午，魏源伏于河堤上不肯起身，多次被漫过堤的洪水把人卷起又跌落，几度差点丧命。

魏源的舍身壮举感动了全县百姓，一时之间周边县的百姓也赶了过来参与护堤，人数竟达五万余人。

直到当天傍晚，风停雨歇，河堤才幸运安然无恙。

而魏源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又受洪水拍打，双眼赤肿如桃，无法睁开，见者无不感动的落泪。就连两江总督陆建瀛也为之动容，扶着这位56岁的同僚好友慨叹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

这一年秋后，兴化县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地百姓感念魏源的赤诚爱民之心，遂将其稻名为“魏公稻”，又将运河西堤改名为“魏公堤”。

由于任内知事爱民、政绩斐然，魏源官声早已传入朝廷。

1851年，即咸丰元年，魏源由知县升任江苏高邮州知府。

魏源平素好喜经世致用之学，又有入幕陶、林二公幕府的多年实践经历，在高邮知府任上，他一时干得风生水起，在筹划海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正当魏源准备大展拳脚，为当地百姓再办几件实事好事之际，太平军席卷而来，打乱了一切。魏源也因此彻底葬送了仕途。

1853年夏，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取南京、镇江、扬州，离扬州不远的高邮也危在旦夕之间。

此时，已改任江北防剿太平军督年的扬以增，借机报复，向朝廷弹劾魏源“迟误驿报”，至使南北信息不通畅。

朝廷在未查明实情的情况下，一怒之下下旨革职了魏源。

革职后的魏源去了安徽颍州府协帮剿捻。

同年的11月，朝廷以魏源协助颍州府剿捻有功，又下谕着魏源复职。

此时的魏源已年届花甲，在经历了《海国图志》刊行的种种挫折与高邮“迟误驿报”的乌龙事件后，他已经退意已决，不愿再出来为官，只希望归隐山宇寺庙，了此余生。

是年，他的好友龚自珍、林则徐、贺长龄、邓显鹤等人都一个个故去，知音日寥。

魏源一生的抱负与宏愿，如今只落得个“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他所曾经高度关注的朝廷币制改革与黄河改道工程，在陶澍与林则徐走后，再无人支持，也被束之高搁。同样的是，让自己为之呕心泣血的《海国图志》，如今也是无人问津，几度险些成为朝廷禁书。

朝廷上下举国昏昏，闭目塞听，仍然一如鸦片战争以前。这让魏源内心无比失望，身心俱废。

魏源太累了，他需要找到心灵的一方净土，了却余生。

1856年，即咸丰六年。

这年深秋的一天，枫叶萧瑟，杭州城内早已寒气袭人。

西湖附近南屏山的青石小道上，走来一位身材不高步履蹒跚的老人。

他不是别人，正是半生飘荡忧患余生的魏源。

此时的魏源，早已于两年前在他曾任过知县的兴化县出家皈依了佛门，法名承贯。

这也许是魏源最好的归属了。

他一生志向甚伟，曾抱世躬身入局。

然而入世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内心向佛的魏源。他一生写过不少隐寓玄机哲理的禅诗。如《天台赠僧》：

松下访山僧，言向石梁往。

又携寺涧云，往作何峰雨？

世事之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佛境。他深俱佛缘慧根，不少诗包涵着很深的禅机义理。又如《天目山襄云歌》，其诗云：

云中之云寺中僧，僧与白云互主宾。有时山僧下山往，白云与僧作主人。

诗为心镜，亦复心境。

此次魏源来杭州西湖南屏山，只求从此修身于灵隐寺。灵隐寺的主持特地为他安排了一间干净幽静的房舍住了下来。

魏源每天安坐如山，在一片木鱼轻击下的念经声中静坐参禅，拒见任何来客。偶尔有亲属学生前来探望，他也只是应付三言两语，便再寂然无话，完全生活在了他内心的另一个世界。

1857年3月26日，他的好友金廉来访。

双方入座后，不知不觉交谈的时间已过。

大师对来访者缓缓说道：“你去休息吧，我得走了。”

魏源进入内室凝神静坐，物我两忘，不一会儿便羽化而逝。

终年，63岁。

魏源作为一个时代的清醒者，他注定是孤独的，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的常态。

他的一生，就如他中年后所著的《海国图志》一样，在晚清那样一个身处惊涛骇浪、风雨飘摇的时代下，左冲右突，却最终也无法找到一条精神的出路。

“远岸青山欲上船，江空月落舟茫然”，这是魏源青年时期的诗歌。

然而，我们以此纵览魏源的一生，他的功业事业，何偿不是这诗歌的写照呢？

对于一位在那个时代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启蒙思想家来说，他在其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自己思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丁点变化，无疑这是一大悲剧。

当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大清后来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时，魏源已经去逝多年了。

幸运的是，他的这一思想在此后的一百年里终于结出了硕果。

自1842年魏源提出这一振聋发聩的思想以来，至今已经有182年，快近两个世纪了，它仍然激励着我们。

从这点上讲，魏源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其生命是永恒的。

纵观人类的历史，一切事物的发展与前进，都是弯弯曲曲的，平直的坦途只存在于理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