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何会爆发?爆发之前,李鸿章有哪些失策?

青峰人物志 2024-12-17 14:55:47

我国近现代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国内研究甲午战争的书籍与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不可胜计。

上至国家庙堂专家学者,下到民间山野百姓,凡是关心关注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在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段历史上陷入沉思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一段历史太沉重,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太深刻太深远了,也让中国的经验教训来得太惨痛了。

这一场爆发于过去130年前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它极大改变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也彻底改变了后来亚洲政治地缘格局,同时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在亚洲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中国华夏一直是这个大洲的王者,一直是亚洲各国仰慕景仰的对象,一直是许多国家人民心中的“天朝上国”。

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英国人强行打开了通商的国门,此后亦有大小祸事战事的发生。但是,中国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其威严还在。

狮子睡着了,但声势威严是减不了多少的。

然而,到了1895年,这一切都变了天。

此后的23年,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跌落到了谷底,直到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胜利的一方亮世,国际声望与地位才略有回升。

这一切的悲剧都是拜中日甲午战争所赐。

那么,在1894年大清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自强图存后,甲午战争为什么就爆发了?

一、经过洋务运动30年后,大清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是怎样的?

图:洋务运动剪影

如果按史学界划分的晚清洋务运动起点,是以1861年安徽安庆军械所建立为标志,那么到1891年,则正好是大清洋务运动30周年。

洋务运动在经过30年的发展后,成就是巨大的。

这点我们毋须讳言,也不能吝啬我们对这一运动下所取得的成绩的褒奖。

我们要知道,洋务运动开始时的1861年,整个大清国内还在太平天国与西北捻军的动乱干扰之中,大清国内还处于严重的社会动荡不安之中。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标志着大清历史上这场国内最大的内乱才基本结束。

此后太平军的余部流串全国各地,也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直到1868年,太平军最后的余部在赖文光的领导下与捻军合编后,在江苏扬州附近被李鸿章的淮军所歼灭,这场大清历史上全国性的内乱才宣告全面结束。

太平天国运动如果以太平军最后品余部赖文光部覆没为结束的话,前后历时17年。

这场运动有其许多的积极意义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造成了中国人口锐减了约7000万之多。此外,长期的社会动荡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在那样一个列强环伺、海疆忧患的特殊环境下,长期的社会动荡它客观上大大削弱了中国抵御外侮的实力。

洋务运动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洋务运动的目标是自强图存,手段是“师夷长技”,最终目的却是延续大清的统治,为大清续命。

其目的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因为腐朽的晚清政府是不值得继续去存在下去的。

然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国后来的近代化速度,缩小了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的差距,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到1891年,洋务运动经过30年后,大清的国家实力有了很大的上升,甚至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气象。

当时大清的财政收入岁入白银约9000万两,比之1850年到1861年咸丰年间的每年财政收入白银4000万两有了巨大的飞跃。此外,在内乱中损失的人口数量也有了回升,从1864年的2.6亿又回到了近4亿人口。

至于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显然易见的:

如在军事工业上,创办了一批诸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这些工厂都是引进的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增强了大清的军事实力。

图: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内境

在民用工业领域,洋务派创办了请诸如汉阳铁厂、开平煤矿、兰州织呢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

在教育领域,洋务运动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首的这些人,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同时还选派了留学生去英、美等国去学习深造,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留学西方的先河。

图:1872年,大清首批留美幼童

在海军建设上,当时的大清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先后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这几支大清海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起点。

最值得一提的是,洋务运动期间,左宗棠挂帅西征,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便收复了包括沙俄占领的伊犁在内的新疆全境,恢复了大清朝廷中央对这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有效管控。这极大提振了国人的自信心与民族尊严,同时提升了大清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地位。

图:左宗棠与新疆

总之,到1890年前后,大清的国力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军事实力也跃升了一个台阶。

此外,由于西方各国列强在与大清通商后,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与好处,暂时与中国处于相对友好和平的状况之下,没有再生起事端。

那么,为什么只是过去了短短3年,日本却要跳出来发动甲午战争,与大清决一死战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况与其近代历史,以及其战略目标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策了。

二、甲午海战前日本的基本历史背景与当时日本的基本国策;

图: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社会掠影

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相对于欧洲一些国家,其国土面积也并不算小,有37.8万平方公里,比整个德国的35.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还大2万平方公里。

日本在大清国的眼中一直是所谓的“蕞尔小国”,那只是因为日本在中国的旁边罢了。其实,它不小,如果摆在欧洲,它就是标标准准的大国。

日本在历史上,自中国隋唐以来一直是仿效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一个国家,中国文化制度就一直是它母体。

自从在历史上有中日交流的文字记录起,日本在近2000年中,就从来没有在整体国力上接近过中国的一天。他们对中国的心态一直是一种仰视,一直对中国抱一种学习的态度。

这种状态一直到日本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前后才发生较大的变化。

1853年,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图:1853年,日本“黑船事件”

这年的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一支由四艘战舰组成的美国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即今天的横滨)。

佩里准将以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必须停止闭关锁国政策,向美国开放几处港口,供他们舰船今后停靠并补充食物,同时要在开放的港口设置领事馆,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否则就以武力解决问题。

不开国,就开火,二者只能选其一。

1854年,迫于美国军事的压力,日本不得不与美国订《日美亲善条约》,被迫同意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允许美国船只在这些港口停靠加煤上水,并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图: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

随即,西方列强份效美国纷纷要求与日本通商。日本自知打不过这些国家,于是英、俄、荷等国依葫芦画瓢,援引美国与日本条约之款一一与日本签订了亲善条约。

于是,日本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彻底打开了,其延续了上千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告了破产。

这一幕与大清是何其相似!

同样的味道,同样的配方,在西方列强这儿都一一失灵了。

佩里舰队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其强大的舰载火炮与大山一般船体,深深地震惊了日本整个上流社会精英们。他们第一次近距离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与外国列强的巨大差距。

此事不久,日本幕藩体制便随之土崩瓦解。

然而,感受到了巨大危机的日本并没有再昏昏沉沉下去,而是从此走上了全面改革的道路。

此后一段岁月,日本上至皇室下到民间学者都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向何处去?

正当日本人不知所适之际,有一本来自中国的奇书在整个日本上层社会与知识份子精英中间广泛流传开来了。

是什么奇书呢?

答案是:中国晚清启蒙思想家、文学家魏源前后历时9年,在1852年才最终定稿并刊行了的《海国图志》100卷。

图:清魏源《海国图志》刻印本

该书是魏源受林则徐所托,历时2年后于1843年完成的初版。当时只有50卷。后来魏源又不断增补扩充,到1848年扩充至了60卷,并于当年在扬州首次刊印。1852年,魏源在吸收了同时代另一位学者徐继畲所著《瀛球志略》的部分精华后,再一次将此书扩充至了100卷。

该书共计57万字,是我国最早一部系统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军事、科技的专著。

在该书的开篇,魏源便开宗明义阐述了成此书之目的: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那么这套煌煌巨著为何在刊行不久,就这么快流传到了日本呢?

说来也巧,颇有一点戏剧性。

1851年,即日本“黑船事件”的前两年,一艘大清商船在日本长崎港被日本海关工作人员查出了违禁货物。在经过一番交涉后,违禁物全部被没收了,没收的物品中正好有三卷《海国图志》。

1852年,日本人在长崎港口再次查获《海国图志》全卷本一部,上缴长崎会所后,由一个叫佐久间象山的人获得了。

佐久间象山,生于1811年,是日本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江户末期的思想家、兵法家。

他得到此书后,视为珍宝,朝夕诵读,为此还写下了近20万字的读书笔记与心得体会。

佐久间象山门下有一批弟子,如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桥本左内、高杉晋作、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历史时期的著名人物。

《海国图志》经他们这一批人的传播推广,于是迅速在日本流传开了。该书经日本学者盐谷宕阴与箕作阮浦二人合作翻译后,先后在日本再版印刷了十余次,一时供不应求。

当时日本经此“黑船事件”后,整个社会精英阶层正在为日本找出路,不期与该书相遇,他们从该书中找到了答案。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正式拉开序幕。

从时间上看,我们会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社会改革,几乎与我国清朝时期的洋务运动改革差不多是同时期进行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全前后历时近44年,直至1912年7月明治天皇死后才正式落下帷幕。

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由于改革比较彻底,其国力逐步增强,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等,到1890年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当日本国力大幅上升时,其政治的怪胎也出现了。

图:日本军国主义的“发明人”,山县有朋(1838年~1922年)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讲,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利益线”理论,明确宣告: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

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

山县有朋这次的演讲之“利益线”理论的提出,便是日本后来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形成和确立的标志。

随后,“大陆政策”成了日本实行的基本国策。

日本该国策的核心,即以武力对外扩张,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据此“二线论”,日本对东亚大陆素怀觊觎之心,始终试图用武力首先征服其近邻朝鲜、中国,而后直达印度,从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至此,大清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这不以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了。

于是,日本人开始不断寻找借口,以赌国运的方式找机会与大清开战。

至于某些中国专家学者分析,说什么日本侵略朝鲜,找中国不断挑起事端开战,是为了转移其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扩大贸易等,这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是隔靴搔痒,无关主旨。

也正确,但无异于是废话。

日本在当时那样的基本国策下,无论此时的大清还是后来的中华民国,日本是一定会不惜一切与中国开战的。

如果日本败了,它无非还是回到它那几个海岛上去,但如果是赢了呢?它就借此获得广阔的新版图与巨大的战争红利。

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敢于走极端的,也敢于搏命,这是他们民族的整体性格。

公元663年,日本在那么弱的情况下居然敢同大唐在朝鲜白江口开战。被大唐痛揍后,老实了六百年。到了1274年、1281年,日本又两次与强大的大元帝国开战。仅仅310年后,日本又在1592年到1598年间在朝鲜与大明万历皇帝开战。

所以说,日本好走极端,敢于冒生死之险,敢于拿国运开赌。

可惜的是,当时的大清最高当局看不清这一点,李鸿章也没完全看明白这一点,终于吃了大亏,终于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将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那么,近代中日第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1894年呢?

三、日本为什么会跳出来,选择在1894年与大清开战?日本在战前不担心失败吗?

图:青年时期的袁世凯

1884年,即光绪十年。这年的12月,朝鲜爆发了内乱,史称“甲申政变”。

不过此次朝鲜内乱很快就被袁世凯以强硬的手腕镇压了下去。

可是日本人不干了,借口本国驻朝鲜公使受到了攻击,向朝鲜施压,意欲增兵朝鲜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

由于朝鲜此时是大清的藩属国,根本无外交之权,按国际贯例,日本人要增兵朝鲜,理应得到大清国的同意。

为此,日本时任首相伊藤博文照会大清。

此时大清的外交权实际掌控人李鸿章收到照会后却又玩起了他那一套模糊外交,说什么“大清国不于涉朝鲜外交”。

于是,日本就把朝鲜当作外交自主国家,并与大清签订了一个《天津会议专条》。

该条约中有一款规定:清朝或日本,无论哪一方想要派兵进驻朝鲜,都必须征得对方同意。

这样一来,大清派兵进入朝鲜半岛就受到了日本人的牵制,也让他们对等派军入驻有了法理依据与借口。

日本人不费任何周折,就因为李鸿章的软弱糊涂得了这么大一个好处。

而这也便为后来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祸根。

1894年2月15日,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

由于起义声势浩大,一时之间难以控制。时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的袁世凯担忧事态进一步恶化,于是多次向国内拍电报,请求朝廷派兵增援。

李鸿章在犹犹豫豫几个月后,才于同年6月4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1500人赶赴朝鲜平乱。

图:晚清淮年将领叶志超

然而,一路上磨磨蹭蹭的叶志超率军赶到朝鲜时已经是6月下旬了。

这时朝鲜内乱,在袁世凯的智谋与铁血手腕下已经被平定了。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日本人的狐疑:朝鲜内乱早已经平定了,你大清不照会日本政府,派这么多军队来朝鲜,到底是要干什么?

加之此前在朝鲜丰岛地区,中日两国海军已经产生了冲突,只是因为双方克制,互摸不清底牌,才没有开火,造成战事的升级。

现在倒好,日本人本来早就想染指朝鲜了,这么好一个借口送上门来了。于是,日本人随即也从其国内派兵到朝鲜以此制衡大清。

这样一来,双方火药味就浓了。

但是谁也还不想撕破脸,刀兵相见,于是双方开始谈判。

日本人一心想控制朝鲜,鬼辩似的提出与大清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变法,这一要求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双方一时谈判桌外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李鸿章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于是向英、俄求助,希望英俄介入居中调和。

然而,英俄两国认为此事与他们的利益毫不相干,根本就不想介入。

谈判终于破裂,战争在所难免了。

1894年7月25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附近,不宣而战偷袭了大清海军济远、广乙两艘。

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济远号乃北洋水师主力舰,铁甲厚实,未遭损伤。济远舰发尾炮重创日本军舰吉野号。

图:北洋水师主力舰“济远号”

广乙号乃后勤运输补给舰,受到日舰炮击后撤退到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而毁。

不久,我高升号运输船驶至,被日舰包围,逼迫高升号投降,我高升号全体将士宁死不从,最后被日方鱼雷和重炮击沉,船上将士全部以身殉国。

经此海战,日本海军取得了朝鲜海面的制海权。

1894年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那么,日本在开战前就不担心过失败吗?

在这一点上,此文中也有相关文字连带所述。值得说明的其他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开战之前日本的谍报人员早已遍布大清沿海,对大清的海军的情况作了详细情报分析,可以说做到了知彼知己;

二、开战之前,大清北洋水师舰艇的排水总顿位、军舰航速、火炮大小、水师训练等都已经落后日本;

三、日本海军认为他们的战术素养更优,战前准备比北洋水师充分得多。

因此,日本此役是抱着一举击败北洋水师之目的,对此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忧。

令人悲哀的是,后来的事实,全部证明了日本的预判。

四、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北洋水师统帅李鸿章有哪些战略上失策?开战之后又有哪些失误?

图:李鸿章

甲午战争的惨败,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及实际统帅,他是难辞其咎的。

我们排开一些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不谈,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与开战之后都有相当大的失策。

一、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在与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的善后谈判中作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将来假如朝鲜再发生类似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会周知日本。与之对等的是日本也有权向朝鲜派兵。

这样一来,李鸿章只顾得了眼前没有做长远的考虑,等于是挖了个坑,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为大清在日后的朝鲜事务上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二、1894年2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很长时间无法平息。不得已,袁世凯应朝鲜之邀,发电报到国内,请求朝廷给予出兵援助。

而当日本人获此消息后,不仅不反对,而且格外积极,鼓动大清政府迅速向朝鲜派兵。

李鸿章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日本的一个阳谋。因为按1884年中日《天津会议专约》条款规定,当中方出兵朝鲜时,日方亦可派兵朝鲜。

所以当大清军队开抵朝鲜时,日本很是高兴,参照十年前的约定,也向朝鲜派兵,而且规模很快超过了中国一方。

当李鸿章意识到问题不对后,建议双方同时撤兵时,日本人根本就不干了。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此为契机,赶走大清在朝鲜的势力,实现单独控制朝鲜半岛。

可以说,李鸿章的健忘或说一时糊涂造成了日本梦寐以求的想单方面驻军朝鲜这一计划的实施。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在朝鲜平壤开打已经无法避免了。

三、李鸿章作为淮军集团的创始人与主帅,在用人时既不搞五湖四海,也不搞任人唯贤,总搞任人唯亲。

在重要岗位上全部用自己的亲信,用自己的安徽老乡。如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直隶总兵叶志超、淮军将领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周盛波等,无一不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兼亲信。

叶志超在平壤战役中,未触即溃,狂奔五百里,逃回了鸭绿江边。

这一点上,在甲午战场上,李鸿章起用的一些亲信,主要“优点”是听话,至于在甲午战争战场上,是看不到他们的光辉战绩的。

丁汝昌作为陆军将领本来还不错,李鸿章为了不让北洋水师提督这一核心岗位落入他人之手,硬是让丁汝昌做了这个海军司令。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落得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自己最后也只得吞鸦片而自杀。

不过还好,丁汝昌在自杀前,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没有丝毫动容,表现了一位中国人应有的气节与军人的尊严。

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四、中日开战之后,李鸿章不是尽快作好充分准备,而是一味的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又说什么“陆地上的军事行动,若非有大规模用兵之计划,也很难成功”。

总之打也怕,不打也怕;此外又担心一仗胜,最后终究还是输。

作为整个大清海军的核心创建人之一,北洋水师的统帅,这种心态怎么能打胜仗,怎么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当然,北洋水师最后全军覆灭,原因是多方面的。

朝廷上光绪帝忽东忽西的圣谕旨意,也让甲午战场上的主将们无所适从。此外火药的不足、保船避战的消积思想等等,都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不能将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归于李鸿章一人。有些人骂他“卖国贼”,这也是有欠公允的。

他有时代的局限性,他一生在对外上,总是给人以软弱之感,很少看到强硬血性的一面。

这与他一生的外交“和戎思想”与“以夷制夷”的外交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他一生中把防止外国的侵略都寄托在西方列强的相互制约与借助外国人出面调停上。

很显然,他的一切努力几乎都是镜花水月,均以失败收场。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直到离世的一年前,才不得不痛苦地表示悔恨。

李鸿章一生办了很多难办的事,也办了很多不得不办的事。但是,他很少能按自己心愿与意志去办一件事。

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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