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香港，一名刚获特赦的国民党战犯等待前往中国台湾团聚的机会。

然而，中国台湾拒绝接纳这位曾杀害杨虎城的“书生杀手”周养浩。

无奈之下，他辗转赴美，与亲人重逢。

晚年的周养浩在美国平静度日，却对外界表示：

“能与家人团聚，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

曾策划屠杀的铁血特工，为何发出如此感慨？

从狱中拒不认罪到感恩中共政策，周养浩的命运充满矛盾与反转。

重庆白公馆，一个寒冷的冬夜。

监狱的灯光昏黄，几位战犯被关在一间小房里，各自琢磨着自己的命运。

这一天，周养浩的心情特别不好。

他在提审时无意间看到一份供词，里面竟夹着一张对他“建议判处死刑”的处理意见。

这还得了？

怒火“腾”地就上来了。

晚上，他坐在牢房角落，手里的烟头几乎烧到了指尖也没发觉。

对面沈醉正在吃东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可激怒了周养浩，因为他怀疑那个建议判处他死刑的人正是沈醉。

他猛地抓起身边的木凳子，直奔沈醉脑袋挥去。

“咚！”一声闷响，木凳被挡住了——多亏宋希濂反应快，伸手拦住了这致命一击。

之后，房间里气氛比冬天的夜还冷，俩人从此互相瞪眼，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这，就是周养浩，那个外表斯文儒雅、内心却阴狠的“书生杀手”。

周养浩，190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毛人凤是老乡。

别看他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背地里可是军统有名的狠角色。

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1933年经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从此开启了特工生涯。

这位“书生杀手”最为恶名昭彰的，就是策划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的行动。

除此以外，经他之手做过的恶事，坏事不计其数，人命在他面前宛如蝼蚁不值一提。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他奉命在西南地区大搞“毁灭计划”，焚烧工厂、炸毁铁路、屠杀平民，可谓丧心病狂。

他的阴狠不止体现在行动上，还表现在监狱管理上。

担任息烽集中营主任时，他把“压榨价值”玩到了极致：开设工厂、组织劳作、挖煤种菜，犯人们不仅受尽折磨，还成了他的“经济工具”。

尽管如此，他依然被称为“斯文杀手”，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再厉害的杀手也有伏法之日。

1949年底，西南解放，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养浩在昆明机场被俘。

自此，他告别特工身份，成了阶下囚，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

刚开始，他仍试图通过辩解为自己开脱。

在提审时，他用流利的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常常让审讯人员“招架不住”。

不过，这样的伎俩并没有帮到他，可他也不知悔改。

在监狱中，管教人员评价他“立场顽固”，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其他人交往。

他最喜欢的是背诗，比如《金陵怀古》，又如“苏武牧羊”，然而，他之诗情并不在诗，而是或许是在借诗，不知不思悔改，怀念蒋介石。

尽管如此，他的生活逐渐平淡下来，直到1956年被转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他的“特务气”逐渐被磨平，但顽固的态度始终让管教人员头疼。

转折点发生在1975年。

这一年，为使两岸关系更好破冰，也为了向台湾人民彰显大陆诚意，大陆决定特赦一批战犯，周养浩赶上了“末班车”。

按政策规定，这些战犯可以选择返回家乡，也可以申请去中国台湾与家人团聚。

周养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去中国台湾，能过上好日子；留在大陆，怕是无法重拾往日辉煌。

况且，他的心中一直没有真正悔改，还在妄想跟随他的旧主，再起风云。

然而，其臣心可鉴，但国民党却不见得想要迎接他。

他的如意算盘被中国台湾当局一盆冷水浇灭。

接到周养浩等人的来台申请，中国台湾方面不仅拒绝接收他，甚至对这批特赦战犯的去台申请表现出极大的政治警惕。

理由荒唐得很：他们曾经将这些战犯包装成“烈士”，还将他们的牌位供奉在“忠烈祠”中，怎能承认这些人还活着？

一心编造大陆十恶不赦的中国台湾当局，怎么可能允许这些人“死而复生”呢？

更何况，彼时蒋介石去世，岛内正是民心动荡的时候，蒋经国担心这些人一旦回中国台湾，会动摇岛内反共宣传的“根基”。

周养浩等人的存在，是中国台湾不愿意看见的，也不愿意承认的。

于是，尽管香港记者多次周旋，大陆也表达诚意，台湾当局就是不接收。

之后滞留香港的140天里，周养浩既无奈又迷茫。

最终，他只能接受现实，辗转赴美定居。

到了美国后，周养浩的生活平淡而低调。

他谢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也从不对两岸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甚至当中国台湾的记者找上门来，希望他和段克文一起发表反共言论时，他不但拒绝，还直接斥责段克文“不是东西”。

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公开表示：

“能和家人团聚，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这话让许多人吃惊。

要知道，他可是个曾经拒不认罪、心高气傲的特务头子。

为什么到了晚年，他会感慨毛主席和共产党？

在某种程度上，周养浩的转变并非偶然。

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更加明白，战争带来的创伤比任何政治口号都要深远。

无论是在大陆的监狱中，还是在美国的岁月里，周养浩不断反思：自己当年的选择，是否真的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为国民党犯下累累罪行的他，被自己曾经可笑的“信仰”，以及历尽辛苦都要回去的中国台湾所抛弃。

而反观我党，在赢的这场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像国民党一样，对所谓的政敌痛下杀手。

反正承认他们是新中国的公民，用心教育感化他们。

年轻时不懂，在监狱时不愿意承认，为何共产党赢得了胜利，受民众拥护。

晚年时期，他明白了，因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好政党。

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曾经，他是战争中的一名“敌人”，但正是中共的宽容与包容，才让他能够活下来，重返社会。

所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在他晚年的自述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话语。

也许对于他来说，这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感慨，而是一种从心底涌现出来的、对宽恕与重生的深深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