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11号楼，曾经是江青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11号楼当秘书，是一份怎样的工作体验呢？

这篇文章，咱们就从阎长贵这个秘书的角度，去看看在11号楼当秘书，平常都做些什么。

阎长贵，是人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11号楼的秘书生涯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1967年1月——1968年1月），晚年的时候，阎长贵出版了两本著作，分别是《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源于《问史求信集》。

在有的书籍或者是文章里面介绍，重要领导人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打电话。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阎长贵可是正儿八经的当过11号楼的秘书，对于领导呼叫人的方式，他这个过来人自然是知晓的。

我们来看他在书里是怎么描述的：

“......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工作人员都根本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在11号楼里面，在江青二楼的卧室和办公室，哪怕是餐厅都安装有专门的电铃，这些电铃分别连接着护士、秘书、警卫员的房间，而且，这按电铃的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

按一下，意思是在呼叫秘书；按两下，是在呼叫护士；按响三下，就是在呼叫警卫员。

通过按电铃的方式来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这种沟通方式可比打电话方便高效很多了。对此，阎长贵还批判有的书籍或者文章里面，瞎说什么是打电话来进行沟通，甚至于是有些打着所谓“纪实作品”的书籍，也是胡编乱造，只能是糊弄那些不明内情的人。在他这种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看来，这些内容就是欺骗和不负责任。

阎长贵刚到11号楼的时候，江青同他正式的一次谈话过程中，就直接告诉阎长贵，她每天只晓得工作，不知道休息，因此，每天是几号，是周几这些琐碎的小细节，很多时候都是模糊不清的。这意思就很清楚了，这些小细节方面，就需要秘书来提醒了。

因此，阎长贵每天早上给她送文件的时候，都会在最上面的卷宗上，专门用曲别针别上一个小纸条，这小纸条上面的内容，就是标注：今天是周几，是几月几号；除此之外，如果当天有额外的安排，也会在小纸条上标注出来，譬如：今天下午几点几分，在哪里有个什么会议等等。

作为11号楼的秘书，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发和整理文件了，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方面的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除了收发和整理文件之外，阎长贵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听电话。

每天，从不同单位和不同地方打过来的电话很多，有叫她去开会的，有向她请示问题的，还有的是不方便直接打给她，就先从秘书这里了解了解情况。每天打过来的电话，那真是犹如潮水一般，很少有断绝的时候，那铃声一个接一个的响起，搞得阎长贵听到电话铃声都觉得有些忐忑和恐惧了。

接电话的同时，他还得抽空整理和收发文件，如此这般忙活了几个月的时间，阎长贵感觉自己一个人着实是吃不消，那精神上的压力让他都有窒息的感觉了。

实在熬不住了，阎长贵找到领导，直言自己一个人实在是分身乏术，忙不过来，怕耽误领导的事情，希望能够再添加一个人手。一开始，领导也没当回事，但架不住阎长贵说了好几次，领导才表态了，说他一个人确实很累很忙，但是呢，伟人也才只有一个秘书，她自己怎么可以用两个秘书呢。

不得不说，领导说话的艺术确实棒，给了阎长贵不少宽慰，也说明了自己为何只有一个秘书的想法。这样一来，反倒是搞得阎长贵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只得自己硬撑下来了，也不好再听出增加人手的事情了。

或许有的读者就有疑问了，伟人不止一个秘书啊？是不是我写错了，还是阎长贵的回忆不准？

阎长贵在11号楼当秘书的时候，是1967年，他在11号楼的秘书工作就是收发和整理文件。这一年，在伟人身边做着同样工作的秘书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徐业夫。因此，江青才会说，伟人也只有一个秘书，她自己怎么好用两个秘书。

在这里，我在多嘴延伸说一下，伟人身边的秘书，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门帮忙研究和处理重要事情的秘书，这类秘书同时又担任着其他重要的职务，不仅仅只是充当“秘书”这个单一的角色，譬如田家英和胡乔木。

另外一类就是“办公室秘书”，职务比较低，而且日常工作就是专门处理一些具体的事情。

说到徐业夫，他比阎长贵年长了二十多岁，阎长贵刚到11号楼当秘书的时候，还曾特意找到徐业夫，请教如何做好秘书这份工作。徐也夫说了很多，但让阎长贵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么一句话：

“你要以她的意志为意志”

徐业夫还告诫阎长贵，她的意志不能违背，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一定得要小心对待，而且要谨慎。当时的阎长贵还有些书生气，这话在他听来有些不舒服，多年之后，阎长贵才反应过来，徐业夫同他说的，那是掏心窝子的经验之谈。

在11号楼当秘书的那一年时间，阎长贵这个秘书居然一次都没有给她写过讲话稿。因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厉害的笔杆子来操刀，因此，也就不需要阎长贵做这个工作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对于这个秘书的工作，她大体上是比较满意的，要是不满意的话，也不会让阎长贵在11号楼待上一年了。那么，后来阎长贵为何会被送去秦城监狱呢？

他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阎长贵刚工作的时候是在《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关锋。

都是痴迷于研究哲学的人，阎长贵这个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人，自然惹来关锋的重点培养了。在旁人眼里，阎长贵就是关锋的一名“关门弟子”。除此之外，同样在《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对阎长贵的能力和才华也十分欣赏，阎长贵后来还曾短暂的，在戚本禹手底下工作过。

1967年，阎长贵会成为11号楼的秘书，还是得益于戚本禹的大力推荐。

因此，不管阎长贵愿不愿意，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和关锋、戚本禹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人了。1967年1月，随着关锋和戚本禹先后被送去秦城监狱，阎长贵的仕途生涯也就很明朗了，自然也是要步二人的后尘。

但是呢，在阎长贵看来，他就是他自己，不属于什么阵营，只要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即可。这种想法在政坛上，自然是比较幼稚的。

1968年1月，阎长贵就被安上了一个“坐探”的罪名，被送去了秦城监狱，这所谓的“坐探”，就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11号楼的探子。

这就是钓鱼台11号楼，首任机要秘书的职业生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多不少，刚好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