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穷困，临终前叮嘱小29岁的妻子：可改嫁，别动我这笔钱
1942年的四川江津，一位垂暮老人躺在病榻上，他的呼吸愈发微弱。床边，一个年轻女子正在细心照料着他。这位老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而照顾他的，是他年轻29岁的妻子潘兰珍。当时的陈独秀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似乎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他艰难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积攒多年的一笔钱。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并不算小，但陈独秀却郑重其事地对潘兰珍说：＂这笔钱你不要动，我走后你还年轻，可以改嫁。＂为什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先驱，会在临终前如此叮嘱自己深爱的妻子？这笔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革命先驱的晚年生活
1937年8月，南京集中营的大门终于向陈独秀敞开。他踏出监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不是欢呼与掌声，而是轰鸣的防空警报。日军的轰炸机已经开始在南京城上空盘旋，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这座古城。
出狱后的陈独秀没有选择留在南京。他带着潘兰珍辗转武汉，寻求暂时的栖身之所。然而，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频繁＂探访＂，让这位昔日的革命先驱倍感压力。每次谈话，蔡都会旁敲侧击地询问陈独秀的政治动向。这种无形的政治压力，迫使陈独秀不得不再次启程。
1938年的夏天，陈独秀一行来到了四川江津。这座位于长江边的小城，因其偏僻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许多文人学者的避难所。陈独秀租住在江津城内一个僻静的院落里，院子里种着几株桂花树，在秋天飘散着淡淡的清香。
在江津的日子并不轻松。战争时期，物价飞涨，生活艰难。陈独秀的主要收入来自写作和授课。他在当地的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国文课程，每周两次。虽然薪水不多，但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这让他感到些许慰藉。
这期间，不少老友前来探望。1939年春，张申府专程从重庆赶来，与陈独秀就国际形势和中国前途进行了长谈。同年秋天，胡适路过江津时也来访，两人就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尽管政见不同，但在学术领域，他们仍保持着互相尊重的态度。
然而，日军的战线不断推进，战争的阴影也逐渐笼罩了江津。1940年，重庆遭到日军密集轰炸，江津也开始出现零星的空袭。陈独秀不得不多次转移住所，有时甚至要躲到郊外的防空洞里。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年过六旬的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在江津的几年里，他开始系统整理早年的文稿，同时撰写新的学术论文。白天，他在简陋的书桌前伏案写作；夜晚，则借着油灯的微光继续思考。潘兰珍总是默默地守在一旁，为他添油续灯，煮一壶热茶。
到了1941年，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多年的牢狱生活和颠沛流离，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二、与潘兰珍的深厚情谊
1930年的上海，熙华德路的石库门里住进了一位自称姓＂李＂的中年男子。这个看似普通的租客，正是为躲避通缉而隐姓埋名的陈独秀。同一条街上，22岁的潘兰珍在一家烟草厂做工，租住在附近的亭子间里。
初次相遇是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李先生＂正在巷口躲雨，潘兰珍见状，将自己的油纸伞借给了这位邻居。这个简单的举动，成为了两人交往的开始。在此后的日子里，潘兰珍经常帮这位＂李先生＂跑跑腿、买买日用品。
1932年春天，陈独秀因从事地下活动被捕。当时的潘兰珍才知道，原来这位邻居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消息传来的当天，她便立即辞去了工作，决定前往南京探监。从此，她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探监生活。
南京集中营的探监制度极为严格。每月只允许一次探视，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为了这短暂的会面，潘兰珍需要提前一天从上海出发，往返奔波近千里。她总是带着自己做的布鞋、缝制的衣物，以及狱方允许的一些食品。每到探监日，她总是最早到达监狱门口，常常要在寒风中等待数小时。
1934年的一个冬日，陈独秀在狱中病倒。潘兰珍多方奔走，终于获准住在监狱附近照料。她租住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白天做些零工维持生计，晚上则赶制衣物。当时的南京，寒风凛冽，她的手上常常冻裂出深深的口子，但从未间断过探视。
狱中的陈独秀开始教潘兰珍认字读书。每次探监，他都会留下一些简单的识字作业。潘兰珍则把字帖带回去，一遍遍地练习。渐渐地，她不仅学会了基本的读写，还能阅读一些简单的文章。
1937年8月，陈独秀终于获释。此时的他已经57岁，而潘兰珍29岁。两人正式结为夫妻。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江津，潘兰珍始终陪伴在侧。她不仅要照顾陈独秀的起居生活，还要应对络绎不绝的访客。每当有学者来访，她总是默默准备茶水，整理书房，为他们创造谈话的环境。
在江津的日子里，生活虽然清贫，但两人相处融洽。潘兰珍每天清晨都要到市场买菜，她知道陈独秀喜欢吃豆腐，便总是设法买到最新鲜的。她还学会了制作一些陈独秀喜欢的家乡菜，在物资匮乏的战时，尽量让他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每到夜晚，当陈独秀伏案写作时，潘兰珍就在一旁做些针线活。她给陈独秀缝制的布鞋，总是格外细致，针脚均匀。有时候，陈独秀会停下笔，给她讲述一些历史故事或者时事新闻。虽然潘兰珍对这些高深的话题理解不多，但她总是专注地听着...
三、晚年的学术探索
1937年出狱后的陈独秀，虽然身体日渐衰弱，但他的学术思考从未停歇。在江津的寓所里，一张斑驳的老式书桌成了他探索学术的重要阵地。每天清晨，他都会在这张书桌前开始新的思考和写作。
1938年冬天，陈独秀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封给张申府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的理论需要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得到检验。＂这一时期，他着手整理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被整理成文，形成了《社会主义论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春，陈独秀开始撰写《辛亥革命回忆录》。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回忆文字，而是对革命历程的深入思考。他每天都要花费数小时梳理往事，核实细节。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具体日期，他会翻阅大量的旧报刊。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是潘兰珍从重庆的旧书店一点点搜集来的。
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胡适曾专程从重庆来访。两人就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细节展开了深入讨论。虽然政见不同，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保持着难得的坦诚交流。胡适甚至为陈独秀带来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对完善回忆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夏天，陈独秀与在重庆的老友张申府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他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陈独秀在信中提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在保持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些书信往来，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了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
同年秋天，陈独秀开始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他在江津的寓所里常常收听战况播报，并将自己的观察记录在笔记本上。这些观察笔记展现了他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见解。他特别关注苏联的情况，并就此写下了多篇评论文章。
1941年初，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陈独秀仍坚持着学术研究。他开始整理早年的文稿，并着手编写一部《中国现代史纲要》。这本未能完成的著作，包含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独特见解。
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陈独秀格外重视资料的真实性。他经常让人帮忙核实各种历史细节。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史实，他会写信向多位故友求证。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保持不变。
每当夜深人静时，陈独秀常常伏案工作到深夜。油灯的微光下，他不断在纸上写写画画。有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读，有时是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有时则是对当前局势的分析。这些思考和探索，都被他详细地记录在一本本笔记本中...
四、那笔神秘的钱财来源
1937年陈独秀出狱时，并非两手空空。在狱中的五年间，他靠着写作和翻译积攒下了一笔收入。这些稿费由他的学生们代为保管，直到他出狱时才交还给他。此外，一些老友也在他出狱时送来了一些钱财，以示关怀。
1938年初，陈独秀在武汉期间，收到了一笔特殊的款项。这是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的一位同窗好友寄来的。这位朋友在商界颇有成就，得知陈独秀出狱后生活困难，便托人转交了这笔钱。陈独秀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但在好友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收下了这份情谊。
到了江津后，陈独秀开始在当地的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虽然薪水不高，但他仍然坚持每月都要存下一部分。他将这些钱和之前积攒的存款一起，小心地保管着。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这笔钱的实际价值不断缩水，但他始终没有动用。
1939年，陈独秀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等地发表，带来了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由他的学生们通过各种渠道转交到江津。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有时一篇文章的稿费要辗转多地才能送到。陈独秀将这些收入也都存了起来，没有用于日常开销。
1940年，一位在美国的故交得知陈独秀生活困难，托人带来了一笔美元。这位故交是早年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后来在美国经商成功。他专门委托一位回国的华侨将这笔钱带到江津。这笔外汇在当时具有相当可观的价值。
同年冬天，陈独秀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完成后，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版税。出版社特意派人从重庆来到江津，将这笔钱亲自交到他手中。这是他晚年收入最大的一笔款项。
1941年初，一些在重庆的老同志自发组织了一次募捐，为陈独秀凑集了一笔钱。他们知道陈独秀身体状况不佳，希望这笔钱能帮助他改善生活。这笔捐款由张申府亲自送到江津，但陈独秀仍然将其完整地保存下来。
这些年来，虽然陈独秀和潘兰珍的日常生活十分节俭，但这笔积蓄却在持续增加。他们的日常开销主要依靠陈独秀的教书收入和零星的稿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笔存款也始终没有动用。
1942年初，陈独秀的病情加重。他将这笔积蓄仔细包好，藏在枕头底下。这个布包里装的不仅是多年的积蓄，更承载着许多故友的情谊。每一张钞票背后，都有一个关于友情和信任的故事...
五、枕下遗金的真相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的寓所中离世。当潘兰珍整理遗物时，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后，里面装着一笔数额不小的现金，以及一张字迹工整的便条。便条上写着：＂此钱全数捐给党，作为活动经费。＂
这笔钱的数额远超外界的想象。经清点，共有法币约二十万元，还有少量美元和英镑。在当时的江津，这笔钱可以购买一座不小的院落。然而，这笔钱并未用于改善陈独秀晚年的生活，而是被他一直秘密保存着。
按照陈独秀的遗愿，潘兰珍立即联系了重庆的地下党组织。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这笔捐款需要通过多个环节才能安全转交。首先，潘兰珍将现金分成数份，用旧报纸包好。然后，她找来几个可靠的学生，分批将钱送往重庆。
这些学生中，有陈独秀生前在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地下党员的子女。他们将钱藏在书本夹层、衣物暗袋中，装作回重庆探亲的样子，一批批地将钱安全转移。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重庆方面早已得到消息，派专人在城内不同地点接应。这些接头地点包括茶馆、书店、药铺等普通场所。每次交接都要用特殊的暗号，确保万无一失。经过周密的安排，这笔钱终于全部安全送达。
这笔捐款的去向成为一个谜。有传言说这笔钱被用于支持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有说法称这笔钱被转移到了延安。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笔钱确实转入了组织手中，用于革命事业。
陈独秀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生前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饮食也很简单。然而，他却将积蓄的全部钱财留给了组织。这个举动，与他一贯的作风是一致的。
这笔捐款的数额之大，远超一般人的想象。要知道，当时的江津，一个普通教师的月薪不过数百元。陈独秀能够积攒如此数额的钱财，显然是经过多年的积累。这些钱来自他的稿费、教书收入，以及朋友们的资助。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笔钱一直保存完整。在物价飞涨的战时，陈独秀和潘兰珍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却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他们的生活开支，仅仅依靠陈独秀在学校的微薄薪水和一些零星收入。
这个布包中的现金，不仅仅是一笔捐款，更是陈独秀对革命事业的最后贡献。这笔钱的数额、来源、保管和最终去向，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神秘的故事，成为了解陈独秀晚年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