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整党作为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战略部署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次整党虽未能全面展开，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对“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双突”、派性问题“很严重”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和一批军队干部。在“四人帮”煽动下，产生了一批“反潮流战士”。他们打着“反复辟”“反潮流”的旗号，向各级党组织发动全面夺权。“有了一帮人，就有了一帮势力，就可以无法无天称王称霸”，是这些“反潮流”分子的体会。王洪文还提出“靠派不靠党”。这些“反潮流”分子虽然目无党组织，却极力加入党组织，把入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他们宣称：“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过去受排挤，在班子里待不住，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是党员。这次要打下钢筋水泥的基础，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还散布：“反潮流战士不入党谁入党，反潮流战士不当官谁当官。”他们把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反潮流”作为提干、入党的主要条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和单位，乘机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如本支部通不过，就“飞过海”到外单位支部或搞一个临时支部通过。有的“反潮流”分子甚至迫不及待地给当地省、市委发出“通牒”，附上名单，强令“三天内落实官位”60个。从而使大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中。
“双突”问题尤以河南和浙江两省最为突出。
河南全省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4月就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拔干部6.6万余人，数量居全国之首。该省范县七天内突击发展党员2000多人，致使有的单位新党员超过原有党员三四倍。一批帮派头头混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队伍里。
浙江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省革委会常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革委会副主任）、贺贤春（省革委会常委、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在王洪文的支持下，控制了浙江“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他们在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大搞“双突”试点，提出“反潮流”的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大多数。他们还采取“上督落”“飞过海”等不正当手段把大批造反派拉进党内，仅1974年一次就突击提拔50余名“反潮流战士”到省级领导机关控制党政财文大权。杭州市一次报批10名“反潮流战士”做市委常委。1974年，浙江全省突击发展党员3.6万名，突击提干约9千人。
类似河南、浙江“双突”的情况，在上海、湖南等省也有发生。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市，王洪文等人要求把“老造反”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或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在受到党员、群众抵制反对的情况下，他们采取压任务、抠比例、直接点名、限时限刻甚至涂改过去审查结论、抽换档案材料和“飞过海”等手法，将这帮人吸收入党。据1985年统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击入党而又不够党员条件予以除名的达5413名。据1975年估算，湖南1974年全省属于突击接纳的党员有3000余人，突击提拔的干部有1000余人。
1983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等谈到怎样使整党不致“走过场”的问题时，曾对1975年整顿中提出“党也要整顿”的缘由作过回顾。他说：
“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党有1800多万党员。“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到1976年，发展了1610多万。其中最突出的是1974年，搞了一个“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说全部），是占据了领导岗位的造反派头头欣赏的人。1975年我主持工作，那时有同志到河南、浙江跑了一趟，回来讲这两个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数量相当大。河南突击入党的24.5万多人。浙江突击入党的3.3万多人。看来问题很严重，于是引起注意。当时提出各方面要整顿，就加上党也要整顿。
“双突”与“四人帮”抢班夺权连在一起，“双突”上来的这些人成为“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社会基础，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凡是搞了“双突”的单位，领导班子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生产都大幅度下降。1975年上半年，浙江省的国民经济继续恶化，一些地方和单位长时间停工停产或半停工停产。工业生产状况几乎降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末位。1月至8月，全国工业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3%，而浙江却下降了6%，成为全国工业生产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两个省之一。杭州市1974年全市工业产值下降25%。杭丝联是搞“双突”的典型单位，由于实行干部大换班，工人不服，工厂停工8个月，损失1200万元。1975年8月24日，纪登奎在召集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开会时曾说：“‘双突’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有些‘反潮流’分子，实际上是一批流氓无产者，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腐化堕落分子，他们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数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双突”问题时，仍痛心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领导班子动乱。“他们用‘双突’的办法、越级提升的办法，把一批青年搞坏了。”1983年2月，邓小平在浙江视察谈到整顿班子时还感慨：“1975年浙江打派仗打得好厉害呵！”
“浙江和河南的问题解决得不错”
“双突”和派性问题引起党中央高度关注。1975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方到浙江治疗眼疾，了解到浙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的问题。4月毛泽东回京，中央即下决心解决浙江的问题。7月初，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率领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中央还让分管华东的王洪文一同前往。
邓小平对解决浙江问题极为重视。据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铁瑛回忆，纪登奎亲口对他说，这次带工作组来，邓小平亲自同纪谈话，指示纪要为解决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制定出办法和措施。纪登奎派中央组织部干部袁木、王英先行赴浙江作调查。纪登奎嘱咐他们说，现在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你们工作可以放手一些。
7月初，纪登奎赴浙江前，曾两次去305医院看望病重的周恩来。周恩来很动感情地对纪说：“浙江是鱼米之乡，可现在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我听说，运粮的火车厢上大字写着送给浙江懒汉吃！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周恩来眼角闪着泪光，语调十分沉重，再三叮嘱纪登奎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
纪登奎到浙江后，在浙江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三次讲话，严厉批评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蛮横阻挠批判派性、搞“双突”、大搞武斗、搞乱社会、破坏生产的行为。警告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了，指出再这样下去，历来是鱼米之乡的浙江只好喝西湖水了。浙江省委果断采取措施，撤销了翁森鹤搞派性活动的据点——省“工人政治学校”，作出《撤销三台山山头的决定》，“端”掉了翁森鹤及其“山上派”的老窝。对翁森鹤进行拘留审查，将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别下放农村劳动。7月13日，向中央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对于突击提拔的干部，全部回到“批林批孔”运动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培养和考察，对于表现好、符合干部条件的，再根据工作需要办理任命手续；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经过考察，不够条件的予以除名；对于混进来的坏人坚决清除。
7月15日晚，邓小平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要铁瑛坐在身边，向他询问有关情况。7月17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下发16号文件，批转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提出要对“双突”人员抓紧教育，严肃处理，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同时强调指出，在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敌我界限，一个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的“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
必须坚持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迅速调整了领导班子。新上任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上说：“现在还有人在搞分裂，搞阴谋，要顶住”，“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先后召开几次贯彻16号文件的万人大会。浙江省委还确定把杭丝联、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单位作为纠正“双突”的试点单位。浙江对各级机关、企业中“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大批人进行了清理，不够党员标准的，坚决劝退出党；不够干部条件的造反派头头，坚决调离领导岗位。
◆纪登奎
纪登奎解决浙江问题后，又于8月初由浙江赶赴河南，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河南省委对派性严重的郑州国棉四厂、郑州车站、洛阳轴承厂派出工作组，进行整党试点。这些单位经过整顿，建立起新的领导小组，对强行搞“双突”的帮派头头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经与河南省委商定，纪登奎点名批判了几十名无理取闹、横行霸道、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派性头头，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下放劳动。河南省委8月29日发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豫发［1975］17号文件），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与派性作斗争，凡陷入派性的要与之彻底决裂。“任何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不准里通山头，搞派性活动。对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又屡教不改的，坚决调离，或给予纪律处分。”“对于混进党内证据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党。”“对于被坏人篡了权的个别领导班子，要在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实行改组，把被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决定》还提出，在今冬明春要分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整顿，对于“双突”的党员和干部，要在整党过程中认真加以解决。
8月纪登奎从河南回京后，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浙江、河南两个省解决“双突”问题的汇报。邓小平肯定“浙江和河南的问题解决得不错”。
张永生不服从浙江省委决定，继续在当地搞串联活动，后在王洪文等庇护下装病在天津住院。浙江省委提出，将张永生调离浙江，下放到河北劳动。10月5日，王洪文就浙江省委处理张永生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信中写道：“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16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关于对张永生处理问题，我意见可同意浙江省委再次提出的，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别的省劳动学习。”
10月7日，邓小平作出批示：“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 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 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对张永生，政治局会议上， 大家认为也以调至其他省份劳动为好。但也要准备张永生连中央决定也不听，到时再说。”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在王洪文信上的批示， 实际上是在处理浙江派性问题、“双突”问题上的一次较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浙江省委的做法，表明了他在反对派性、处理“双突”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毛泽东等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的批语，没有提出异议，实际上支持了邓小平。张永生后被押送到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劳动。1979年4月，张永生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浙江、河南整党试点及其经验的推广，为在全国开展整党做了准备。
邓小平很早就提出党的整顿问题。1975年7月4日，他就在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关于党的领导。邓小平对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会。在7月4日的这次讲话中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他强调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
关于党的作风。毛泽东1971年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曾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1975年7月4日的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他着重强调反对派性的问题。指出：“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 是很重要的一条。”搞宗派、搞派性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树山头、 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邓小平对徐州铁路局的派性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当然，坚持搞派性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群众是跟着闹的，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因而邓小平提出，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
◆邓小平
7月15日晚，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浙江省委的工作报告时，在中央批语中加写了一句极为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中央16号文件的发出，揭开了全国整党的序幕。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浙江的“双突”，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
纪登奎从河南回京后，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鉴于浙江、河南已经取得整党的初步经验，他建议中组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8月24日，纪登奎在中组部党的核心小组传达了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他说，中央决定全国今冬明春把党整顿一下。要求中组部在国庆节前要进一步作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根据中央和纪登奎的意见，中组部在9月中旬召开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6个省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3个组到贵州、吉林、宁夏三省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中组部起草了《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组织力量代中央起草《整党工作指示（草稿）》。《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顿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势力猖狂，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在组织上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党员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
9月19日，邓小平会见前来请示工作的胡乔木，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随即进一步提出整党是整顿的核心。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提出，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 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是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非常重要！
从在浙江、河南进行整党试点，到起草《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等文件，再到提出整党是全面整顿的核心，整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一场全国性的整党即将展开。
根据中央的部署，有的省市已开始整党，或进入整党的准备阶段。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明确要求省、市、县级领导在反对派性的斗争中要“反右倾”。他批评有的地方在反派性中“稳字后面隐藏着一个怕字，怕字后面隐藏着一个右字”。7月，福建省委把反派性上升到“围歼派性”“消灭派性”的高度，要求各级党委“反右倾”“抓重点”，克服“恐派病”。对派性要打“总体战”，发动“总攻击”，努力使其“总崩溃”，从而达到调整班子的目的。山东省于9月17日至28日召开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后转发了省委组织部 《关于全省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的情况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切实把党的建设抓好。吉林省委于10月17日至24日召开全省基层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布置、邓力群主持起草、1975年10月完稿的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 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论总纲》提出党的整顿有两个重点，一是整顿领导班子；二是整顿党的作风。这体现了邓小平整党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11月后，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整党还未在全国普遍推开就不了了之。随着邓小平被打倒，邓小平1975年整党的举措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浙江的整党被攻击为“纪登奎奉邓小平之命，赴浙江是镇压造反派，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论总纲》被批判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尚未正式形成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姊妹篇批判。尽管如此，1975年的整党，对纠正“批林批孔”所造成的恶果，解决部分党组织的不纯，削弱“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推动经济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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