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千古第一帝，秦始皇嬴政堪称一个大IP，火了两千多年，也被骂了好多年。焚书坑儒，是他最知名的黑历史之一。但实际上，这个看似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至今也无定论。
康有为为变法而作的《新学伪经考》，将汉代儒生视为骗子，指出焚书坑儒是一桩两千年的骗局。他认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先秦经典是秦汉以后逐渐散佚的，秦始皇只是在背黑锅。他还说，“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秦始皇虽在咸阳坑了460余人，但天下儒生众多，“尚不啻百亿万也”，比如西汉的伏生、叔孙通等就是秦朝的博士，也没见他们被迫害致死，儒学也没有断绝。这是说，不是嬴政坑了儒生，是后世文人“坑”了嬴政。
对于“坑儒”，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所坑者非尽儒生也”。这一派学者指出，史书中被坑杀的“诸生”很多是为秦始皇求取仙药的江湖术士（方士），并不是儒生。
顾颉刚却说：“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
不管是儒生还是方士，反正得罪嬴政的，都被坑了，谁也逃不过。
说到焚书坑儒，经常是满满的负能量，但胡适的观点与众不同。
胡适认为，李斯的焚书抨击复古思想，在当时代表的是一种厚今薄古的改革精神，对其大加赞赏：“政治的专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专制其实更加可怕……我们不能不承认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极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采取的手段虽然不能完全让我们赞同，然而他们大胆地反对‘不师今而学古’的精神是永远不可埋没的，是应该受我们敬仰的。”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胡适的这一观点也很别致。
焚书与坑儒，是两起不同的事件。《史记》记载，其分别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和三十五年（前212），起因迥然不同。
焚书事件的导火索，是秦朝建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的一次冲突。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场70余名博士为他祝寿，一群人听着小曲喝着酒。在当时，博士不是一个学位，而是掌管书籍文典的官职。秦朝统一之初，秦始皇也曾兼容并包，在宫廷中聚集了来自七国的70多位博士和2000多名诸子百家弟子，由他们参与秦朝制度建设，他们也是嬴政的御用文人。
宴会上，一个叫周青臣的官员配合秦始皇的演出，带头拍马屁，说秦始皇“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秦始皇听了飘飘然。
偏偏有人不给领导面子。齐国儒生、博士淳于越是一个推崇分封制的复古派，听到周青臣对秦始皇阿谀奉承，还称赞郡县制给力，心里很不爽，当面就争执起来，说：“殷周兴盛千年，在于分封子弟功臣，相互辅助。如今皇帝一统天下，而子弟为匹夫，万一有像齐国田氏作乱、篡夺政权一样的事情发生，谁能来救驾？”
淳于越紧接着慷慨陈词：“我没听过做事不遵守古训，还能长久的。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您的过错。这人肯定不是个忠臣。”
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辩论，在秦帝国不是新鲜事儿。最经典的一场，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灭六国后，王绾与李斯之间的论战。
当时，对于如何统治这个统一的帝国，大臣们有不同的意见。
丞相王绾建议，新平定的燕、楚、齐等国地处偏远，中央朝廷鞭长莫及，不如仿照周朝的做法，将国土分封给皇室子弟，恢复分封制。
嬴政下令让众臣商议，很多人同意王绾的主张，只有一个人坚决地投了反对票，此人就是廷尉（掌全国刑狱法令）李斯。
李斯对封建复古派当头棒喝，说，周朝虽分封子弟甚众，到后来诸侯却互相攻伐，周天子也毫无存在感，如今秦朝以武力征服统一六国，每取一地就置郡县，郡县制已是大势所趋，有利于天下安宁稳定，大可不必恢复分封制。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再进行分封，依靠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至此，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一切受控于中央，深刻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
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逐渐归于沉寂，直到淳于越在咸阳宫宴会上旧事重提，再次挑动了李斯敏感的神经。
在听到淳于越的言论后，时任丞相的李斯，决定对复古派进行彻底打击，从根源上断绝这股复古思潮。
李斯向皇帝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上古三代有什么可效法？时代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应该不同。现今陛下开创万世大业，非愚儒所能理解。天下已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耕作，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禁条。”
李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是在否定现行制度，扰乱老百姓的思想。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读了《诗经》《尚书》、诸子百家典籍，常借古书非议当朝，只有烧毁这些在民间流传的古代典籍，才能断绝此现象。
因此，李斯冒死向秦始皇提出了“焚书”的主张（“丞相臣斯昧死言”）：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的回答，史书上只有简洁明快的3个字——“制曰：‘可’”。
焚书令的处罚异常严酷。
法令颁布后，如果有人谈论《诗经》《尚书》之类的书被发现，就要被斩首弃市；引用古代典籍非议时政的人要满门族灭；官吏知情不报的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日留书不烧者，要脸上刺字送去修筑城墙。
焚书，是李斯为维护秦朝统治推行的文化专制改革，如胡适所说的，其根本是反对“以古非今”。
但这个专利权也不属于李斯。早在商鞅变法时，商鞅就跟秦孝公说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史书并没有留下秦孝公焚书的记载，竟时隔一百多年，在秦始皇这一代做到了。
焚书的目的，是禁止民间阅读如《尚书》《诗经》等复古学说，但实际的执行效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现在很多人认为秦始皇“焚书”，是把天下所有书籍都烧掉，其实并非如此。
《史记》就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官方与民间还是留存了许多儒家经典。秦末战乱之后，这些书籍重见天日。除此之外，其余类型的书很多也留下了，如医药、农学、卜筮等实用书籍。
宋代学者郑樵耐人寻味地说了一句：“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秦始皇焚书，没有烧尽天下之书，后世学者为了统治者而苦心研究章句训诂之学，却把儒家经典糟蹋得面目全非。
在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坑儒”事件。
“坑儒”是汉代以后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如前文所述，学者认为，秦始皇坑的并非全是儒生，实际上很多是求仙访药的方士，如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就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坑儒的起源，正是一起方士对秦始皇的“诽谤案”。
此处的“方士”，在思想上与黄老之学相近，他们得到秦始皇重用，专门为嬴政修炼长生不老药，寻访仙人、仙山，可是“所费钜万”，连仙药的影子都没见着。
秦始皇的这三百多名方士中，有一个姓侯，一个姓卢。这两个人忙活了这么些年，没找到长生不老药，按秦律将被治罪，因此对秦始皇很有意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侯生与卢生私底下痛骂了秦始皇一顿后相约逃跑。也不知他们这番话怎么传到了嬴政那里，一下子激怒了他。
秦始皇勃然大怒，说：“我待卢生这些人不薄，他们居然在背后骂我缺德。之前我派人去探访在咸阳的诸生，发现他们中竟然还有人在发表危险言论，扰乱百姓思想。”
所谓的“坑儒”，最初就是针对方士的冲动惩罚。秦始皇一声令下，派人搜捕审问，将咸阳“诸生”中妖言惑众者460余人（东汉王充考证为467人）坑杀于咸阳城外的渭水河畔。
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并未对受害者使用“坑儒”一词，而是用“文学方术士”或“诸生”。
学者李开元认为，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之士可以泛指博学善文之人，可能包括儒生；而“诸生”字面意义上是多位学者、学生，可以指诸子百家弟子，汉代独尊儒术以后，“诸生”才专指儒生。
但到了《汉书》中，原本的“坑术士”却变成了“坑儒士”（“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汉书》本来是一部断代史，不用写到秦始皇，可书中一提到秦始皇就很不给面子，比如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甚至直接写为“吕政”的，就是班固开的头。
汉代的史学家，似乎存心跟嬴政一家过不去。这其实挺好理解，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知识分子都研究经学，而秦始皇焚书，本质上是“罢黜百家，独尊法家”，这显然不符合大汉的核心价值观。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跟秦始皇过节就更大了。刘秀本来就是个儒生，在太学读过书，称帝后立五经博士，崇经重儒。
东汉以后，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暴政的典型事例，基本上成了一个官方认定的“史实”，以至于世人大都忘了，秦始皇最初想坑的，是背叛他的方士。在这些刻意的误读中，秦始皇的形象也被越描越黑。
在东汉初年的《诏定古文尚书序》中，出现了坑儒的另一个版本，说是秦始皇焚书后，觉得还不过瘾，就秘密派人在骊山一处温暖向阳的山谷中种瓜。等到瓜成熟时，正值冬季。那时没有大棚作物，冬天瓜果成熟十分反常，听人奏报后，秦始皇假意命咸阳儒生700人前去查看。
儒生们到后，秦始皇派人用预先埋伏的机关伏弩，将他们一一射杀，之后再填土掩埋。这一版本的坑儒中，被杀的儒生多达700人，他们瓜没吃成，命先丢了。
这篇文章的内容没有其他佐证，其作者卫宏，是汉光武帝时著名的经学家。
经过汉代的“黑化”，人们已经普遍相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烧掉天下之书，坑杀天下读书人。
就连秦朝的短命，也被当成了所谓“焚书坑儒”的恶果。唐人章碣有这样一句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两句流传甚广的诗，意思是说：秦始皇与李斯自以为，焚了书坑了儒，就没有人敢威胁其统治了，但是最后埋葬大秦帝国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风云人物，他们都不是读书人。
秦始皇去世次年，即“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三年，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这一场群雄逐鹿的大戏，嬴政是看不到了。当然，他也看不到历史对他的层累的污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