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千年的敦煌黄沙下，掩埋了无数秘密。

一块墓碑的悄然出土，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

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贵为太子，手握重兵，却为何在生死之际轻易败亡？

公元义宁二年五月二十日，唐高祖李渊即位。

在选择继承人这一问题上，李渊虽遵循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却又赋予秦王李世民极高的地位，其态度之暧昧不明，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大雷。

李世民在唐朝的统一大业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及义旗建，高祖乃授太宗右领军都督、敦煌公，领兵攻破了薛举，又平了宋金刚，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势力。”

他先后击败薛举、薛仁杲父子，成功平定陇右割据势力，有力地解除了来自西面的威胁，巩固了唐在关中的统治。

与刘武周的激烈交锋中，李世民采用坚壁挫锐、后发制人的战术，最终将其击败，收复河东地区。

在洛阳、虎牢之战中，李世民率军围困洛阳，以雷霆之势击败王世充，又在虎牢关成功抵御窦建德的援兵，进而一举擒获窦建德，实现了 “一战擒双王” 的惊世壮举，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统一全国的进程。

李渊目睹儿子的辉煌战绩，心中感慨万千。

诚如《旧唐书》所云：“古官号不足以彰其功。” 在李世民的赫赫战功面前，现有的官职显得黯然失色。

于是，李渊加封李世民为 “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

拥有此名号后，李世民在军中的权力得到极大提升，“司徒” 之位乃三公之一，地位尊崇无比，军政权力集于一身。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这一职务，更是让李世民在特定地区拥有了强大的行政权力。

至此，李世民的地位已然超越王公贵族，奠定了其尊崇的地位。

秦王的光辉越盛，太子李建成便越发显得平庸。

“建成庸劣，太宗多才多艺，群臣无不属意。”

太子心中的忌恨也随之与日俱增。

“太子与秦王日相倾谄，各树朋党。”

随着局势的发展，太子李建成得到了部分皇室宗亲、贵族以及一些朝廷官员的支持；而李世民则以秦王府的幕僚和将领为核心，凝聚起了强大的势力。

双方通过拉拢朝廷重臣、培植私人武装等方式，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表面上，太子和秦王尚能维持兄弟和睦的假象，但在太子府中，弥漫的敌意却已无法掩盖，暗杀之计渐次浮现。

《旧唐书》记载：“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

几番暗杀未遂，东宫与秦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李渊未能及时制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调和的措施，但效果不佳。

“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随着李世民在一次次平乱中屡立战功，李渊心中对他的猜忌也日益滋长。

李渊的这一态度变化，并非无端而起，皆因此时自己的身份不只是父亲，更是一位皇帝。

彼时，唐朝初立，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四方寇盗不断，他不断让李世民出征平乱，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平衡两个儿子的势力。

但事与愿违，李世民在战场上的一次次胜利，不仅让他的声名远扬，也使得他与李建成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刘文静事件” 便是李渊打压李世民的一次尝试。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却因种种原因被李渊问罪处死。

李渊派李建成攻打刘黑闼，让其积攒军功与民心，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兄弟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得局势更加紧张。

唐初，太史令傅奕的一次密报，更是让原本紧张的局势添了一把火。

傅奕向李渊密奏 “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在古代，太白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天文现象，古人常将其与政治、人事等联系起来进行占卜和预测。

此语一出，本来李世民一方的实力就在不断增长，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所谓的 “天命” 之说，更是推波助澜。

随着兄弟间的斗争日益升温，杀机显露。

李建成自以为已经牢牢掌控局势，却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然悄然转动，他的一步错棋，最终导致了满盘皆输。

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一派的矛盾日益尖锐，正面对抗无疑如以卵击石。

唯有精心谋划，方可在这场凶险至极的权力斗争中觅得一线生机，进而展开绝地反击。

权力斗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人物的站队，隐藏在东宫阵营内部的常何，成为了李世民翻盘的关键棋子。

常何此人，在唐朝的史料记载中虽仅有寥寥数语。

随着甘肃敦煌藏经洞中的文献被不断解读，一段被岁月掩埋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

20 世纪初，清政府对敦煌文物的管理严重不善，致使大量珍贵的文书、经卷等文物遭到外国探险家、学者的疯狂掠夺。

1900 年，道士王圆禄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里面藏有海量的古代文书和残卷，这便是著名的 “敦煌文书”。

可惜的是，敦煌文书被发现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研究。

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学者趁机大肆购买并带走了大量文书，将其运往国外。

伯希和掠走的部分文书被收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常何墓碑》的残卷。

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在国外经历了漫长的研究岁月，后来逐渐被公开，才使得学界有机会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而正是这个名为《常何墓碑》碑文抄本，揭开了当年玄武门之变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常何早年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浪潮之中。

瓦岗军建立后，他毅然率众归附，成为瓦岗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张须陀的荥阳大海寺之战中，常何跟随李密奋勇杀敌，表现得无比英勇，立下赫赫战功。

为此，李密授予他上柱国、雷泽公之殊荣，公元 618 年，常何跟随李密一起降唐，被授予清义府骠骑将军。

此后，他虽曾被王世充俘虏，但最终又从王世充那里再次归降唐朝，常何还曾跟随过秦王李世民、太子李建成和赵郡王李孝恭等作战。

李世民敏锐地洞察到了常何的重要性。

为了拉拢常何，他可谓费尽心思，李世民以恩惠相施，展现出满满的诚意。

在数次私下会面中，李世民不仅慷慨抛出重金，更是巧妙地诉说局势的利弊。

如今太子东宫虽权势滔天，但一旦形势逆转，太子的心腹必将首当其冲，与其随同沉没，不如提前换船，以保全身家性命。

这样的说辞深深戳中了常何的软肋。

毕竟，他虽名义上为太子效力，但军伍之人对这位天策上将始终心存敬畏，最终在李世民的连环拉拢下，这枚至关重要的棋子开始悄然倒戈。

收买常何，仅仅是李世民布局的开端。

《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

这里的 “左右九人” 很可能包括了一些被李世民拉拢的其他玄武门守军。

一场绝地反击，不仅需要内线配合，更需要确保信息传递的隐秘与计划执行的精准。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从中可以看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带领了众多得力将领和心腹。

就在东宫一派还沉浸在太子稳固地位的幻想中时，李世民的计划已悄然成型。

他秘密训练自己的心腹将士，安排他们熟悉玄武门的地形与布防，更重要的是，他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安排伏兵，确保太子一旦进入玄武门，便彻底失去退路。

玄武门，作为两兄弟最终对决的舞台，已然被布置成一座凶险的陷阱。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晨曦微露，长安城似一位尚未苏醒的巨人，静静地笼罩在薄雾之中。

前夜，李世民便召集了诸多心腹猛将，他们被李世民分别部署在玄武门周围的关键位置。

众人屏气凝神，手持秦王密令，隐匿于阴影之中，李世民自己则隐身于门内，目光冷峻如冰。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如往常般悠然进入宫城。

他们信马由缰，丝毫未察觉杀机已如潜伏的猛兽，近在咫尺。

“动手！” 突然，一声军令打破了沉寂，李世民的声音如同惊雷乍响，埋伏的士兵潮水般汹涌而出。

利箭划破晨曦，如一道闪电直逼李建成，李世民箭术精准无比，第一箭便如流星般射中太子胸膛。

李建成惊愕之余，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试图拨转马头逃离，却被紧紧锁定的杀气笼罩。

眼见兄长命悬一线，李元吉怒吼着抽出长弓，连射数箭试图反击，但在慌乱中箭箭落空。

一时间，玄武门前刀光剑影交织，战局骤然激烈。

金属的撞击声，士兵的喊杀声，李建成已负重伤，踉跄落马。

他的护卫们见状，试图突围相救，却被尉迟恭率领的精兵铁骑挡在外围，齐王李元吉眼见情势不妙，拼死搏杀试图掩护太子撤离，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

混乱中，李世民的坐骑突然受惊，他猝不及防地被甩下马背，跌入林间。

就在这一危急时刻，尉迟恭如一阵疾风般赶来，他手起箭落，将挥剑逼近李世民的李元吉击杀在地。

战局至此，太子的命运几近尘埃落定。

门外，李建成的大军听闻太子遇袭，蜂拥赶来。

薛万彻、冯立、谢叔方等将领率领东宫及齐王府的部分人马赶到玄武门相救，却发现玄武门紧锁，寸步难入。

最终，在尉迟恭手提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首级示众后，这支援军的士气瞬间崩溃，溃不成军，纷纷四散逃命。

玄武门内，李建成手下的东宫护卫尽皆被擒杀，鲜血在石板上蜿蜒流淌。

政变过后，长安城仿佛被一层诡异的静默所笼罩。

宫廷内外，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曾经繁华热闹的街道，如今行人匆匆，神色凝重。

玄武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刻，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悠然划船。

突然，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握长予，径直到李渊船上。

他告知李渊太子和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起兵诛杀，李渊大惊失色，急忙询问情况，心中满是震惊。

这样的姿态，哪里像是臣子，分明是在逼宫。

而直到正主到来，王对王，李渊、李世民这对父子再次相遇，后人或许很难猜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对父子到底密谈了什么，是歇斯底里，还是一阵沉默？

《资治通鉴》中记载：“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有趣的是，大家好像对“跪而吮上乳”非常感兴趣，对于李世民这一奇特的行为，后人众说纷纭。

“跪而吮上乳”，即跪下来痛哭并不断吸吮李渊的乳头。

对于这一行为，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

其一为习俗说，众所知周，李世民有胡人血脉，李世民的祖母是鲜卑人，他有鲜卑血统。

在唐朝年间，汉族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 “产翁乳子” 的习俗，即产翁在妻子生完孩子坐月子期间，做出哺乳婴儿的举动，以增强父亲和子女之间的亲密联系。

这种风俗传到中原地区后发生了变异，不需要像最早记载的那样卧床喂乳，只需要做出类似举动即可。

所以李世民的这种行为可能是遵循了某种当时存在的、与父子亲情相关的习俗，以表示他在幼儿之时与父亲的亲密无间，试图唤起父子间的亲情，弥合玄武门之变带来的巨大裂痕。

其二为政治姿态说，作为利益至上的政治人物，父子亲情在权力斗争面前是十分单薄的。

李世民的这一举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向天下人证明他并非背叛父亲，更不是无视父子亲情人伦。

其三为后世杜撰说，《新唐书》《旧唐书》等更接近唐代的史料中均未记载此事，而《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所著，距离唐朝已有一定时间。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可能基于某些传闻或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记录，不排除有杜撰或误传的可能性。

话说回来，李渊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在萧瑀和陈叔达的劝说下，只好捏着鼻子认可了李世民的行为，并表示立李世民为太子是自己素来的心愿。

随后，李渊颁布诏书，将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原东宫的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洗和整顿，一些有才能的东宫旧臣后来得到了任用，比如魏征等。

齐王李元吉一党势力在战后受到了沉重打击，其党羽或被镇压，或选择向李世民投诚。

几个月后，唐高祖李渊禅位，李世民正式即位，开启了 “贞观之治”。

登基典礼上，他身着冕服，俯瞰万邦朝贺，威严无比，光鲜外表下的他是否能够释怀，或许只有他自己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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