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寇第二次侵占下社村
1941年秋季，日寇继续对以龙华河和滹沱河沿岸为中心的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于7月5日（农历六月十二）开始，第二次侵占上社镇、西烟镇、牛村镇以及汉湖、东郭秋、东关头，还先后在下社、北会里、椿树底、御枣口、进圭社、盂北村、张城堡、路家谷口、上王村、千佛寺、清城、西南异、肖家会、红崖头新修了炮楼和碉堡，全县遍布了21个据点。
日寇为什么第二次侵占下社村呢？
因为下社村距盂县城北75里，下社村包括碾子坪50户200人，河东村110户480人，河西村90户300人，泽泊村60户260人，四个村子合计310户1240人，土地1000余亩，绝大多数是水浇地。
龙华河是盂县第二支河流，它发源于兴道村，全程80里，由南向北经过腰童来、柴庄、肖家会、上社镇、宋家庄、中社、黄沙口、樊家会、上细腰、下细腰，通过下社村的碾子坪、河西村、河东村、泽泊村之后转向西北，又经过若干个村庄流入滤沱河。碾子坪、河东村坐落在河东岸；河西村、泽泊村坐落在河西岸，即南东西北四个方向，各地相距一里。
下社村交通十分方便，公路向南通往盂县城。大路向北翻过药王岭，沿着猫铺河直达滹沱河南岸。下社村处于龙华河下游，沿河两岸，土地肥沃，庄稼茂盛，盛产小麦、大麦、玉米、小米和蔬菜等。同时盛产核桃、花椒、红枣。
总之，下社村是一个不大的米粮川，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日本鬼子对它垂涎三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进一步做好"坚壁清野"
坚壁清野又称空室清野，这是抗日各级政府要求必须做好的工作，也是反"扫荡"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1年秋季，我正住在下社河东村我的外祖母家。二舅崔双和长期不在家，到口外去了，二舅母韩文香、表弟崔玉怀、三舅崔双璧和我共5口人。那年我12岁。
外祖母和我三舅对"坚壁清野"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我三舅父崔双璧不仅想了不少办法，出了许多力，并且还经常到邻居各家参观取经，千方百计把坚壁清野工作做好。但往往是鬼子扫荡以后，粮食物资被敌人抢光，储藏的设备被破坏。例如：我家在东北小院里的菜窖、在菜窖旁边地底下埋藏的两个大瓷缸都让鬼子发现，不仅物资被糟蹋，粮食没有留下一粒，而且将菜窖和两个大瓷缸统统被砸烂。这，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训。
我外婆家在靠村子东边有一亩多旱地，地里种了许多枣树，故称枣园。确定在该地储藏粮食。以后，接着我跟三舅父就在枣园南边一处挖了一个坑，将高3尺，直径2尺的两个大瓷缸放在坑内，分别把玉米和谷子放在瓷缸内，共放有数百斤，然后用石板将两个大瓷缸盖好。再用二尺原先的黄土夯实，达到与原来一样平整，再不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我们在枣园挖坑的时候，意外地在枣园西边地下发现了一个大窖，窖口成圆形，直径约3尺，深25尺，底平面仍是圆形，直径约10尺，从上到下，由小到大整个像一个大喇叭。后来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外祖母，她说，那不是一个大窖，那是一个"花花墓"，原先就听说过，在枣园里有两个"花花墓"，不知道什么年代，专给老年人建造的。人称"人活六十还家之"，等到60岁时，人们就把他放进里边住在底下，孝顺的子女每天用绳子把饭水吊下去，等到底下再没有人接饭接水了，子女就用石板将墓口盖上，再用黄土封起来就算完了。外祖母说：不知什么年代，发生了老鼠大闹东京事，鼠患引起社会不安。人们不认识鼠为何物。后来有一位住在"花花墓"的老人，听子女说，社会上出现了老鼠怪物之后，老人就告诉子女养猫可防鼠的道理。从此以后，人们才停止实行"花花墓"这种葬埋方法。
此外，我三舅父为了把"空室清野"工作彻底做好，还在村外狼进恼北面梯田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向南在土埂底下打了一个洞，放进里面几个较小的瓷缸，分别存放了各种粮食种子和衣服等，然后，用石板盖好，将洞口用石块和砖块封住，再用黄土填平，恢复原来耕田的样子，敌人根本发现不了。
三、拥军模范崔纯枝
崔纯枝是下社河东村抗日儿童团团长，那年14岁，已经干儿童团长几年了。她家就住在梁家十字南口，大门坐东向西有三间铺店，先前她家是专做布料生意的。自从日寇经常扫荡以来，生意不好做了，所以铺店经常关着门。我八路军第二分区部队特别是十九团经常驻扎在村子里。崔纯枝从小就十分爱戴人民子弟兵。她只要看到子弟兵过路或者驻扎在村子里，她总是协同村干部和妇救会给部队烧开水、忙做饭、找住房筹措粮食、做军鞋洗军衣等。她还积极主动把她家三间店铺空出来让给部队去住，特别是听说咱部队打了胜仗，消灭了日寇又立了新功之后，她更是欣喜若狂，兴奋心情难以平静，便走巷串户传告乡亲们。同时她还动员父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行动起来，帮助部队挑水、劈柴、碾米、磨面等，全家就像欢迎最亲的人来到家中那样的隆重热情。
她把村里儿童团的各项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例如在宣传工作方面，她组织短小精悍的小分队，配合当前形势，采取一些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街头广场上演活报剧等。其中有一活报剧叫《婚姻要自由》，内容是主张自由婚，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故事。一对男女积极响应抗日政府号召，解放思想，并行动起来，大胆地向其父母亲包办子女婚姻的落后思想开展了挑战。经过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高高兴兴、手拉手地到区政府办了结婚证。剧尾是：女在前男跟后，一边扭着，一边唱着说：".……我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跟，咱俩个到区公所办个结婚证呀，婚姻要自由，咱俩个到区公所办个结婚证呀婚姻要自由。"又如《送夫参军》，内容是妻动员夫参加八路军的故事。起初夫思想不通，既放不下家里二老，又放不下家里耕作。经过妻对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并说明，家里的事情她承担，最后夫终于放下了思想包袱，高高兴兴地离开家里追到村外，跟部队走了。剧尾是：女在前男跟后，一边扭着，一边唱着说："……同志们！同志们请你等一等，村里还有参军的人呀，村里还有参军的人。"总之，她不仅组织领导，而且还亲自扮演了解放后的妇女新形象。加之她本人身材苗条长相漂亮，是村里有名的一枝花。因为她带领的儿童团无论跳舞还是演戏大家都愿意去看。群众反映效果很好。我很羡慕她，更羡慕她领导的儿童团，所以我和她接触较多，关系很好，愿向她学习。
1941年7月5日（农历六月十二）二分区十九团，已经在河东村驻扎几天了，今天早上部队就要离开村子开往前方去。村里的许多群众都拥挤到村南头五道庙处，欢送子弟兵。崔纯枝和我们一群孩子一样想。部队在村子里时，我们能看到部队出操训练、集合唱歌等。特别是有七位小司号员，他们很早起床就到龙华河东岸集体进行把号（练号），把号完了以后有的小同志还用军号吹起了一首接一首的歌曲，使我们这些孩子听得着迷，真不愿意让他们走！
就是十九团离开河东村的这一天，日寇又侵占了下社村河西村，在该村西边800米高的四垴山，开始修建大炮台。从此下社村的老百姓，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更加抑郁。村里各级抗日组织一律转人地下。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崔纯枝首先带头把自己美丽的头发剪掉，剃了个光头，十三四岁的女孩都理成了男孩头，以便保护自己，防备鬼子。在鬼子侵占后的三年期间，崔纯枝仍常秘密地组织团员开展活动，打听和传递消息，照顾抗日军人烈士家属生活，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日寇被我八路军打跑以后，下社村重新得到了解放，下社村北端25华里的椿树底也得到解放之后（1941年8月22日至1944年8月10日），我被任命为该村儿童团团长，后升为小区儿童团团长，兼村儿童团团长。1945年春节正月十五，我带领本村儿童团霸王鞭队28人，第一次到下社村与崔纯枝同志所领导的河东村儿童团进行了交流，并在下社各村活动三天，我们表演非常成功，受到了下社村各村儿童团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我就参加了八路军，那年只有16岁。
后来崔纯枝同志离开了儿童团，18岁参加了妇救会，她在妇救会工作时仍然处处带头，事事做模范。日本投降以后，全国同庆一片欢呼，这时英雄的八路军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些献出生命的烈士和为战斗致残的英雄们更是普遍受到崇敬。这时候，崔纯枝同志，把一颗爱心献给抗日英雄，嫁给一位位双腿截瘫的特级残疾荣誉军人。当时抗日政府正在积极安排解决荣誉军人婚姻的问题。崔纯枝同志的这一行动，实际上带了一个头，影响了其他青年女子，受到政府的支持。
四、避难在山里的二十四天
1941年7月5日（农历六月十二），我和梁怀怀、刘来锁等几个小朋友，在五道庙的小院内用铜钱玩起"跌坑"来，即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每人拿一个铜钱合起来轮流从几尺之外处向坑内扔铜钱，谁扔进的铜钱多，谁就算赢，谁扔不进去就算输。我们正在玩得很起劲的时候不知谁说了一句话，你们看呀！咱们部队好像又返回来了。确实我们望见从一里远处河西村方向有大部队渐渐向河东村这边开过来了。我们继续玩着"跌坑"，过一会儿，看见部队穿着黄色衣服，成两路纵队以中速行军速度朝着河东村开过来，马上就要进村了，我们忽然抬头仔细一看，开过来的部队并不是我们的部队，而是鬼子兵，特别是帽沿上吊着若干布条子在脸旁左右摆动着，很是显眼。接着我们迅速分别跑回了自己家。我老娘家就在村南头，我跑回家大喊一声：老娘！鬼子从五道庙上来了，赶快走吧！我既没背上已准备好的东西，又没有等家人一齐离家，一个人就出门从下街向沙巷子跑去，使我完全慌了，等我跑到上街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只好我又从上街经过沙巷子返回下街并没有看见鬼子，接着又悄悄到五道庙时看见鬼子并没上村子里，而是从河畔上直接朝着药王岭方向开去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向老娘重新报告以后，结果老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慌什么！你不背东西就跑了，到山里吃什么？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
当时我想，我十九团的大部队刚刚向南开去却没有与鬼子兵相遇，我们也没有听到打一枪，鬼子怎么就不知不觉地向河东村开过来了呢？原来我十九团大部队并没有向南开去而是从河西村西边向王子里沟开进去了，我军和日军擦肩而过。我军的后尾和日军的前位，正好各走各的路没有遭遇，谁也没有发现谁。
河东村领导也没有想到，群众还没有撤离村子，敌人已经在村子外向北开去了，于是抓紧时间组织全村群众迅速连夜转移。我三舅父崔双璧带领我老娘、二舅母、表弟和我五人，分别背着铺盖、锅碗用具和食品等迅速离开家。出了村北，爬过狼进恼，沿着一条小沟，向东走了约四里路来到了水心，即沟掌处靠东山底下，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第二天天亮起来仔细一看，这个水心地方确实很不错，它根本不是人们想像的一个沟掌，而是一块很大的平坦荒地，四周环山，只有西边靠南有一个小沟，人们可以出入。总之，很像火山爆发自然形成的一块美丽的盆地。水源充足，草木茂密，一般草丛长得都比人高，全村数百人隐蔽在内不易被发现。只有每家烧起饭来，炊烟便汇成一片云雾，悬在空中不动，又自然形成人为一景。但为了防止敌人发现，领导要求白天一律不得烧火做饭，规定每日天黑之后和天亮之前，烧火做两顿饭，人们白天必须离开草棚分散隐蔽起来，防止敌人前来搜山。三面的山都不高，惟南山高有约1000米，山北下半截有石崖。山顶叫窑沟尖，站在这里可远望河西村、泽泊村等，近可俯视水心的全貌。
起初几天，我们还较平安，但从家带来的小米、玉米面和少量白面，也都很快就要吃完了。鬼子来来去去还没有离开村子，我们只好采拾一些榆树叶、麻刺菜、灰灰菜等拌和着粮食吃或煮汤喝，结果有的人拉起了肚子。我三舅父说："我看咱们还是动用种子粮吧！"决定以后，一天晚上我随同三舅父利用夜间时间出沟去在狼进恼北边梯田地里，挖开藏粮洞，把原先存放的小麦、玉米等种于取出有100多斤，我俩背着连夜返回了水心。这时表哥崔庙林（我大舅父崔和璧次子）找上门来说："我们村基干民兵十几个人眼看要断炊了，我当指导员的实在没有办法了，要求三叔借给我们一些粮食。三舅父答应分给他们一半。我们只能将种子用开水煮着，拌和野菜，加点儿咸盐半饥半饱地吃着。
夏天的天气越来越热，简单的草棚既遮不住太阳，更挡不住雨，雨下起来个个全身淋湿，加之蚊子咬，使人难以忍受。只有等着太阳出来，才能把衣服被褥翻晒一番，才好一些。由于环境太差，所以很多人先后患了痢疾、霍乱、伤寒等，使人高烧不退，既没有药，又无粮下肚。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只好每天在生死线上挣扎。形势越来越坏，日本鬼子开始前来搜山。首先他们没有目标地向沟里乱放一阵枪，然后狗汉奸们乱喊一阵，说："老乡们出来吧！皇军优待优待的……"大家一听到打枪，就知道是鬼子搜山来了。然后迅速分散隐蔽在草丛里，尽量地不作声，有的小孩子不懂事要哭，大人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便紧紧用手掌捂住小孩的嘴，只怕发出声音，等到鬼子退走以后，才发现小孩已经被大人捂死了。
鬼子经常来搜山，一次比一次深人。一天，汉奸带着鬼子兵一直深入到沟掌处东山底，来到梁某家草棚里。梁某本来应该背着正患伤寒的父亲提前离开草棚躲避敌人，但他不听劝告，坚持要与父亲留在草棚内，结果被鬼子将他抓住。一个鬼子握着手枪凶狠狠地问他："共产党八路的有？"还没有等梁答两句话，鬼子便向梁左腿打了一枪，梁吓得魂不附体立刻向鬼子供出"共产党八路有"。接着敌人将梁拖出草棚向西走去，然后停下强迫他面向南石崖岩洞内高呼："崔庙林出来吧，崔庙林出来吧！"当时我们和隐蔽在草丛内的许多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崔庙林是本村基干队指导员，现正和十几个队员携带七支步枪隐蔽在洞内。崔患伤寒，他听到梁某呼叫他时，他已完全明白，自己已被梁某出卖了。他不能继续隐蔽在岩洞边，否则就会影响全队，他想敌人不一定了解洞内情况，为保护其他同志，防止敌人上岩洞里搜查。他告诉同志们说："你们要留在洞内，千万不要乱动，我一个人出去。"他交待过后，就一个人走出洞外来。梁某看到后也就不再喊了。崔庙林沿着石崖小路来到鬼子面前，梁某随即告诉敌人说："他就叫崔庙林，是崖小路来到鬼子面前，梁某随即告诉敌人说："他就叫崔庙林，是共产党。"鬼子问崔："你是共产党八路干活？"崔答："我是共产党。"鬼子又问崔："在岩洞里还有几个人？"崔答："只有我一个人。"鬼子又问崔："你在岩洞里干什么？"崔答："我患伤寒，在岩洞内休息。"鬼子小头目本来还想上山洞里搜查，但稍加思考之后，害怕伤寒传染，便示意部下将崔庙林捆绑起来带走，然后收兵退出水心。
庙林哥被鬼子抓走以后，我们都很难过，特别对梁某非常气愤，他为了自己活命出卖他人当了叛徒。我们深感水心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后来每天一亮，三舅父就带着我爬上1000米高的窑沟尖，待在山尖上是很安全的，一般情况下鬼子不会上山顶去。我们在山上既近可以看清鬼子是否进沟来没有；又能远望鬼子的汽车在河西村来来去去，虽然看不清楚车上是人还是装备，但能看到敌人活动很频繁。
我家能吃的东西已经又都吃完了，我们怎么办呀？人又不能等着死。所以三舅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回村里去搞些敌人食品来咱们吃。决定以后他带着我，利用熟悉的地形，借着深夜漆黑的夜色作掩护，从村北沿上街向南摸到自己院里，我俩一看，院子屋下皆是鬼子兵，他们和衣抱着枪东倒西歪散乱地躺着一个个睡死在那里。我俩摸到小院里鬼子做饭处，架着一口大锅，锅里还有煮熟的牛肉，我找到一条带皮的牛腿，我三舅父找到大块带皮的牛肉，我们用绳子捆背起来，悄悄地离开院子时，我一不小心，一脚碰在一个鬼子的身上，把我吓了一跳，但那个鬼子并没有任何反应，仍然睡死在那里。我们迅速沿着回来的路很快返回了山中，同时其他人也摸回村去搞到了牛肉。从此以后我们每天吃起了牛肉来。早晚两餐是煮牛肉。早上来不及烧火做饭时，各人就拿一些熟牛肉吃，虽然没有调料和咸盐，但还是感到很好吃。从此可以看出敌人也没有粮食可吃，他们是在大扫荡中把农民的大批耕牛抢来，随即宰杀充饥。三舅父和我几次回村里，都能从敌人那里搞回来牛肉。甚至有的人还连夜把牛赶回了山里。乡亲们又不愿意把牛宰掉，所以在山沟草丛里发现了有十几头活牛。既不容易分散，又不隐蔽。一天鬼子兵又来搜山时，发现了这些活牛，又都抢走了。大家干着急没办法。大家只吃牛肉已经十多天了，按理说有牛肉吃就不错了，也不会饿肚子，但这个时候，人的满嘴牙都活动起来了，既无法用力咬，又无法把反复煮过的牛肉咽下肚。
我们在山里坚持了24天以后，河东村农会领导人张和根据上级批示，认为当前对敌斗争形势比较严峻，群众在山间继续坚持下去确实有困难，为减少牺牲，保存革命力量，除青壮年仍然留在山间坚持与敌斗争之外，动员年老体弱小孩妇女和有病的人员一律返回村去，成立"两面政权"，即表面上是支持日军的，通常叫"哄鬼"，实际上是秘密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我三舅父先不回村去，老娘让我把二舅母韩文香和表弟崔玉怀送回细腰村，她娘家距离河东村南五里，鬼子没有在该村设据点。我带着二舅母和表弟从水心出发，翻过了几道山，越过了几条沟，走了半天时间，利用黑夜安全到达了细腰村，然后我一个人摸黑回到水心。老娘（外祖母）见我安全回来很高兴。我们确定了，农历七月初六回村。那天我和老娘背着一些锅碗和被褥跟着乡亲们回到了村里，来到自己院子里一看，完全变样了，大舅父崔和璧的三间南屋顶都没有了。老娘原住的三间北屋里不仅没有老爷的中药柜、立柜、卧柜，所有房屋的门窗等全都被鬼子拆下当柴禾烧掉了。我老娘一看到这个想像不到的情况就大骂："狗日的日本人，造孽呀！"她一下就瘫坐在院子里，痛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再也没法活了，我不活了。"一看老娘这个样子，搞不好真会出事的。所以我赶快劝她说："老娘，老娘，您千万要想开，要千万保重身体。只要身体好了，房子没有了以后还可以重新盖，家具没有了还可以重新制做，您要是病倒了，那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她听我讲了以后，忽然从地上站起来，擦擦眼泪，对我称赞说："我没想到你年龄小小的，会讲出这样的话，使我思想一下开阔起来。"后来她经常在人面前夸我聪明。
日寇第二次占领下社，据点仍然驻扎在河西村，但丢弃了第一次建在堡子梁的炮台，重新在1000多米高的四垴山上建筑了炮台，人们称大炮台。
五、崔庙林同志遇害
崔庙林同志是下社村河东村人，家有父亲崔和北，母亲韩秋连，兄崔庙用，妹崔忙妮和他共5口人，家中十分贫穷。他1918年出生，14岁在上社镇高小毕业后继承祖父崔虎顺一生行善的高尚品质，上山采药为乡亲们看病治病，以挽救病人生命为荣。他在家一方面务农，另一方面自学中药中医技术。在祖父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了给人诊断拿脉的中医基本功，成了一位农村中医医生。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医技术，积累行医经验，他1935年赴北平从事专业中医医务工作二年，后因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社会动乱，只好返乡。
1937年10月，崔庙林在本村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从此放弃了医务工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先后担任过武委会主任，基干队指导员等职。基干队是在武委会领导下的一个武装组织，创建于1938年初，成员是在全村民兵中选调出来的精英。基干队在崔庙林等同志的率领下，无论在日寇占领下社村时，还是日寇多次前来扫荡过程中都能坚持对敌斗争，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在全村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在反扫荡中的站岗放哨、埋地雷、改进"坚壁清野"、保护庄稼等方面都做得相当好。
在1941年7月5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寇突然来犯的紧急情况下，崔庙林他们仍然组织全村群众安全转移到水心安顿下来。他们给乡亲们站岗放哨，随时观察敌情以便及时给群众发出信号，组织群众分散隐蔽。当群众在山间断粮以后，他们又想办法出点子发动群众分散摸回村去，多次成功地夺取敌人的牛肉等食品。
崔庙林同志在水心被人出卖落入敌人之手后，就随着扫荡的鬼子走了三天路程，既不给他吃，又不给他喝，加之身体患病，挨饿受累，还要赶他跟上队伍。当走到一个叫水岭底的村子时，太阳已经落山，他一下就晕倒在路旁了。看押他的一个鬼子兵看到他马上就要死去的样子，就没有管他。见到其上司称崔已死了，上司不信，然后他们迅速返回。老鬼子看见崔口里还有一点气，就迅速拔出刺刀，残忍地在崔的肚子上左右两刀，割出一个" x "字，顿时鲜血横流，肠子从肚内流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崔庙林同志意外地醒来了，他感觉疼痛难忍，就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叫声。后来一位放羊老人从此路过，一眼就知道是被鬼子杀害的自己人。老人怕鬼子再从沿路过来，就迅速用两手将崔的肠子推进肚里将崔背起，离开大路到一个较僻静的地方去。老人一边走，一边听崔说：我叫崔庙林，是下社河东村人，是被本村梁某出卖的，并讲了后来是如何被鬼子带到这里来，最后被杀害的过程。希望老人将他掩埋一下，然后给他家捎一个信去……说着说着来到一个大的田埂边，老人看这个地方不错，就把崔放下来休息一下，结果崔一离开老人背上，肠子又从肚内流出来，人立刻断了气。老人只好就地将崔掩埋在田埂下，然后找人通知下社河东村。
1944年8月10日（农历六月二十二）占领椿树底村和下社村的日寇被我八路军赶跑。尔后，崔庙林的胞兄崔庙用就带着全家的深情厚谊和河东村乡亲们的感激之情，来到了水岭底村，见到了牧羊老人，表示深深谢意！并将崔庙林同志的尸骨运回下社河东村，安葬在祖坟里，实现了他生前要回老家的愿望。
【梁玉章，1929年5月生，山西省盂县人。1937年11月参加抗日儿童团，历任儿童团中队长、团长、小区儿童团团长。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冀晋军区二分区兵站任通讯员、司务长、科员、指导员、秘书、西北空军后勤部副科长、二航校学员、通校科长、通校校务部副部长、兰空西安机场干休所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儿童团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山西、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参加多次战役和平叛作战。曾荣立大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