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大将中，除了被组织安排前往苏联养伤学习的许光达外，就只有粟裕没有参加过长征。这件事一度为许多人所诟病和怀疑。彼时的粟裕已然在红军中担任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且小有名气，何况他人就在中央苏区，结果却没能参加长征，实在是遗憾。
晚年，粟裕大将着手准备自己的回忆录时，也特意提及了自己没有参加万里长征的缘由：
在红军主力开拔长征前的3三个月，粟裕就已经带领部队离开了中央苏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等地宣传抗日主张。
粟裕大将所言非虚，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宣传抗日主张。
命令层层下达，来到粟裕手中时，尽管有些不解，明明蒋介石百万大军屡屡围剿中央苏区，为何此时还要分兵北上去抗日？但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纵然不理解，粟裕还是收拾行囊，率领部队离开了中央苏区。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力是赣东北苏区的红七军团，因而在干部任命上，组织安排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确保这支北上孤军的政治可靠性，中革军委任命闽浙赣苏区代表兼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率工作团随部队一起行动。谁料，正是中革军委的这一安排，直接葬送了6000余名战士的性命，十不存一。
7月6日晚，粟裕率部从瑞金出发后，在闽西、闽北打了几场漂亮的战斗，随后于10月下旬抵达赣东北苏区。此时，中央苏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漫长征。粟裕大将由此错过了长征……
11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下旬，粟裕调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此时，中革军委下发了一份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决定让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来到外线作战。
二、惨痛的失败
中央十分重视此次行动，所以补充了两千多兵员。可是虽然部队有了六千多人，但两千多人都是未经训练和实战的新兵，有实际作战能力的战斗人员不过四千多人。同时，队内配备的物资也十分简陋，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余支，质量低劣，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步枪；一部分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许多战士拿的还是大刀和梭镖。
更令人无奈的是，奉行着“左倾”路线的中革军委还要求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携带大量的非作战物资，仅宣传文件就有380余担，连同部队后勤物资及炊事用具等，总共达5000余担，大大的降低了部队的灵活性。
寻淮洲和粟裕都曾表达过不满，寻淮洲建议道：
“军团先就地进行短暂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战士，再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大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皖南发展。”
粟裕对寻淮洲的计划深表赞同，可中央代表曾洪易是“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他的手中实际掌握了抗日先遣队的领导权，非但不听劝，还极力排挤寻淮洲等人。
在兵员不精、弹药短缺、后勤不支、内部不和等种种困难下，红十军团还是服从中央命令上路了。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远征，粟裕大将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无比痛心地回忆了那次北上远征。
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十军团第19师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20、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十九师从赣东北苏区鸟如墩出发，令围剿的国民党军始料不及，慌忙部署兵力，对红十九师前堵后追。红十九师迅速突破敌怀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击退敌人的多次堵截，于29日到达浙西山区分水县，随即进入皖北歙县境内。
就在此时，受“左倾”路线影响的中革军委，竟决意调20、21师北上，同19师汇合打一场大战。12月10日，两支部队会合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此时，后院起火的国军终于意识到红十军团威胁之大，于是调集多路重兵予以围剿。
12月13日，粟裕决定在乌泥关一线设伏，袭击前来围剿的国军补充第一旅。粟裕安排三个师，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19、20、21师的顺序设伏。
其中，19师配置在上峰，除以1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20、21师阵地依次衔接，21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1旅通过乌泥关，进入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同时，20、21师会同19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国军补充第1旅第2团进入设伏地区后，19师突然发起攻击，顿时枪声大作，敌人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
然而，国军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20、21师，两师战士奋勇反击，但因不善于阵地作战，而19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
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却负了重伤，最后在转移途中牺牲了。此时，整个战斗败局已定，粟裕身为军团参谋长，决定撤出战斗。接着，在组织撤退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等人又先后负伤，红军战士更是死伤无数……
谭家桥一战，我军元气大伤，而红十军团又是一支孤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根本得不到有效补给，只能一步步陷入被动，最终在怀玉山溃败而散。
三、粟裕的教训
粟裕将军曾作一文，题为《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将红十军团的失利归咎于四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最初的战略意图和作战动机严重错误。
站在今天来看，1934年日军虽然已经开始蚕食我中华大地，但是国人的思想尚未完全觉醒，全国范围内也并未掀起统一的抗日浪潮，同时中央苏区正在蒋介石一波又一波的围剿中苦苦挣扎，这个时候还要分出部分主力北上抗日，真的是明智的决定吗？
其实早在1934年7月，粟裕率军北上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没有把北上的战略意图明确下达给他。
直到多年以后，粟裕才从当时中央两份绝密文件——中央苏区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知道中央让红七军团北上的真实目的：
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尽管中央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真实意图在此，可一直向部队和广大指战员宣传的却是要北上抗日。粟裕在文中回忆说：
“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1979年年底，粟裕大将曾问叶剑英元帅：
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叶帅回复：
“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红军主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那么，当时派部队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曾指出：
“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
其实，从全局考量，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上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中革军委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显然是做梦似的一厢情愿。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
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红军主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红七军团这支偏师，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