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秋，南京城奉天殿前，户部尚书张昶的官袍在风中飘动——那是一件补丁叠补丁的旧袍，肘部磨出的破洞已透出内衬。朱元璋当朝称赞其为“百官楷模”，却未察觉这件穿了七年的官服，实为前朝忠臣对故主的无声祭奠。
至正二十二年，元廷为招抚朱元璋，特派户部尚书张昶南下。这位精通程朱理学的汉臣，虽居元朝高位，实为政治装饰。大都皇宫档案显示，张昶的尚书职衔仅享俸禄，真正权力掌握在色目人手中。
朱元璋扣押张昶的真实动机，藏于其幕僚李善长的密信中：“昶谙前朝典制，留之可制礼法。”此时的明政权急需建立朝仪制度，而张昶脑中装着完整的元朝官僚体系架构。
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洪武初年俸禄簿显示，张昶年俸二百石，完全具备更换官服的能力。其坚持穿旧衣的真实意图，在北平元宫档案中找到答案：至正二十三年，元顺帝特赦张昶家族，其长子被破格擢升为大都路同知。苏州文庙发现的张昶家书残页，字迹虽被涂抹，仍可辨“北望涕零”“忍辱负重”等词。这种心理投射到外在，表现为对旧官服的病态执着——那件招安时穿的元制官服，经巧妙改制成为明朝官袍。
洪武元年制定《大明律》时，张昶提出“严刑峻法”主张引发刘基警觉。对比至元二十八年元朝修订的《至元新格》，其中七成条款被张昶照搬。更致命的是，他在户籍制中暗藏前朝“驱口”制度，试图保留人身依附关系。刘基在《拟时务十八策》中痛陈：“昶所陈条律，皆损民利元之策。”御史台密查发现，张昶书房暗藏北元年号历书，其官服夹层竟缝有元廷徽记。这些证据链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旧衣不仅是怀旧，更是政治立场的宣言。
张昶伏诛后，其旧衣作为罪证焚毁。但宣德年间修葺南京城墙时，工人从三山门基址挖出青石函，内藏张昶亲笔《绝命书》：“衣冠不改旧制，魂魄终归和林。”这位精通双重伪装的权臣，至死仍在践行儒家“忠臣不事二主”的信条。
应天府志记载，洪武五年重订朝服制度时，朱元璋特谕加入“禁效前元形制”条款。这场由一件旧衣引发的政治地震，最终催生了明朝独特的衣冠体系，成为汉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