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后八年七月，吕后已经病了几个月了，病情不见好转，她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于是开始安排后事，先是封赵王吕禄为上将军，让其统率北军，又让吕王吕产统率南军，这样首都的驻军就掌握在吕氏一族手中。接着将吕氏一族的核心族人叫到床边交代道：“高帝（刘邦）平定天下后，曾经和大臣们约定，说是‘非刘氏族人而称王的，人人诛之’。如今吕氏为王，那些大臣们肯定有意见。我就要死了，皇帝年龄还小，没人能震慑住他们，恐怕大臣们要发动叛乱。你们一定要掌握军队，保卫宫廷，千万别给我送丧，不要被人所制。”然后过了几天，吕后便死了，死后还留下遗诏：赏赐诸侯和文武百官，同时大赦天下。封吕王吕产为相国，封吕禄的女儿为皇后。吕后为吕氏一族考虑的不可谓不周全，然而，就在他死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大权独揽的吕氏一族便因为诸吕之乱覆灭了。

《史记》中对于吕氏一族作乱的记述有三处：第一处，是吕后刚死不久。吕氏一族独断专权，想要作乱，但是由于畏惧绛侯、灌婴等功臣，迟迟不敢有行动；第二处，是齐王刘襄起兵要讨伐吕氏的时候。此时吕氏一族派遣颖阴侯灌婴带领军队去攻打齐王，吕禄、吕产想要在关中发动叛乱，但是在内害怕绦侯、朱虚侯等人，在外畏惧齐国、楚国的军队，又担心灌婴叛变，准备等到灌婴的军队与齐国的军队交兵后再发动叛乱；第三处，是吕产得知灌婴已经倒戈，于是急着进宫想要作乱，结果被守卫皇宫的卫尉拦住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诸吕之乱一直都处于“想”的阶段，属于谋反未遂，并没有实际发生叛乱。是不是觉得很可疑？我们再仔细看看《史记》，可以发现更多的疑点。

吕后

首先，吕氏一族不具备叛乱的动机。吕氏一族在当时的情况是，在内掌管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吕禄是上将军，吕产是相国，而且首都的军队也掌握在他们两人手里。在外，虽说有三个吕姓诸侯国，但是赵王吕禄、梁王吕产要在首都掌控大权，对其封国缺乏控制力，而燕王吕通刚封王，其势力还未发展起来。此时的吕氏一族可谓是个花架子，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都是虚的，就连帝国首都都无法完全掌控。此时的吕氏应该做的事情是稳定局势，培植党羽，因为吕氏太缺可用之人了，不然就不会用两个诸侯王来掌控军政大权，也不会用功臣派的灌婴去带兵打仗。

其次，齐王起兵伐吕的原因是，他的弟弟朱虚侯刘章告知他诸吕要谋反。而刘章是如何知道的呢？因为他妻子是吕禄的女儿，他是通过他妻子知道的。有这么不严密的谋反吗？吕禄他女儿又不需要参与谋反，和他说这是干嘛（吕禄他女儿和她夫君住一起，并不存在和其父闲聊听到的可能）？而且吕禄他女儿为什么想不开会告诉刘章吕氏密谋谋反的事情？想害死自己爹？这太不合理了，所以这条消息是很可疑的。

最后，大臣们之所以能诛灭吕氏，是因为吕禄在好友郦寄的劝说，决定交出北军军权。如果吕氏真相谋反，吕禄又怎么会交出兵权呢？

吕后

既然所谓的吕氏谋反存在如此多疑点，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从齐王刘襄起兵说起，刘襄以吕后掌权期间吕氏一族的种种乱政为由起兵讨伐吕氏一族。相国吕产等人就派遣颖阴侯灌婴带领军队去攻打齐王。结果灌婴到了荥阳就驻扎下来，并和刘襄约定联合其他诸侯一起讨伐吕氏一族。而在关中，太尉周勃通过郦寄骗取了吕禄手中的兵符，得以调动北军，此时大臣们唯一要担心的是掌控南军的吕产。刚好周勃得到消息吕产正在去未央宫的路上（皇帝在此，吕产应该是想通过皇帝下旨调动全国军队剿灭叛军），于是周勃一边派人统治守卫未央宫的卫尉拦住吕产，一边派朱虚侯刘章带上1000兵马去诛杀吕产，接着又诛杀长乐宫卫尉吕更始。此时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吕氏一族被满门抄斩，后来又有皇帝和他的几个兄弟陪吕氏一族去做孤魂野鬼。

看到这发现没有，这哪里是诸吕之乱，分明是大臣叛乱，杀了掌权的吕氏一族和当朝皇帝一脉，然后还贼喊抓贼的让吕氏一族背锅。

吕禄

其实，这是一场朝廷上层的权力斗争。斗争的势力分三派，一派是被灭的吕氏一族；一派是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开国功臣；最后一派则是以齐王刘襄和朱虚侯刘章代表的刘氏皇族势力。其中吕氏一族独揽大权，把持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开国功臣遭到排挤，原本朝廷大权是由开国功臣们掌控的，现在吕氏夺了人家的权，可谓是结下了深仇大恨。而刘氏一族则是在吕后掌权时期长期受到打压，刘姓诸侯王不是被杀就是被分出封地，而且吕后通过强行把吕氏的女儿嫁给刘姓诸侯王来监控后者。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所以刘氏和吕氏可谓是死敌。而这次的叛乱的本质便是是开国功臣联合刘姓诸侯王一起推翻吕氏政权，重新进行权利洗牌的过程。

俗话说得好，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吕氏一族夺人权利不也无异于杀人父母嘛。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权利能使吕氏一族兴盛，自然也能使吕氏一族覆灭。也许，如果吕氏一族能和其他势力共享权利，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