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要杀害妻儿?1986年吉林市庆丰小区“3·29”双尸案侦破始末

路之意 2024-12-11 13:59:05

1986年3月29日上午,人们在吉林市庆丰小区的一座五层楼房内的缓台处,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女尸微睁着双眼,半张着嘴,似乎有什么话要说而没说出来;男孩较安静地仰卧在血泊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接到报警后,吉林市公安局安排大批警力赶赴现场。通过现场勘察和周围访问,杀人凶手直指——女尸的丈夫、童尸的父亲杜晓范。

3月29日下午,杜晓范被依法逮捕,很快就交代了所有罪犯。

杜晓范,这个凶残的杀人犯,在吉林市几乎无人不晓,这是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残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程跃辉和自己的亲生儿子杜云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靠助学金读完中学和中专、17岁参军、19岁入党、25岁提升为独立营副政委、在地方曾担任过区税务局副局长、市税务局行政科副科长、基建办负责人等职务的他,可以说一生中完全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是什么促使他犯罪?又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上的呢?这还得让我们从他的身世和经历谈起。

1944年7月22日,杜晓范降生在吉林市郊区二道河乡河东村一个下中农的家庭,他父母都是老实厚道的农民,全家靠种地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杜晓范勉强读完小学就无力继续念下去了。于是靠申请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并考上吉林市化工技校。他深知自己能到中专学习不容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为自己创造的学习条件。他的学习和思想在校内都是出类拔萃的,被推选为校学生会学习委员。

1961年7月,轰动全校的征兵运动开始了,他在给学校领导的申请中写道:“尽管我现在还不算适龄青年,但我有决心、有信心投身这火热的运动之中,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是不可侵犯的天职,服兵役是每个青年的光荣义务,当祖国需要我时,一定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为祖国立功,为人民立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

由于他的良好素质和诚恳的要求,部队破格吸收了他。

入伍后,他有幸被分配到一个战功卓著的荣誉连队。这个连队在战争年代屡建大功,是该军的拳头和尖刀。在攻打锦州时获得“尖刀连”称号,解放天津时获“攻城先锋”,在一次阻击战中罗荣桓元帅亲自题词,授予该连“守如泰山连”称号,在朝鲜战场上,该连以七比一的战绩重创美陆军一师,打出了军威、国威。在这样的环境里,杜晓范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很懂得在这个连队里只要努力工作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他在战略战术、摸爬滚打等军事科目上做到了样样精通,成了当时大比武的尖子和一个让同龄人眼热的佼佼者。

6年的时间,他从普通一兵提到了该连政治指导员,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在这以后他曾因在大庆支左时与油建商店女售货员乱搞恋爱,将该女领回家连住7天而受到团监察委员会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但仍然没有影响他提任独立营的副政委——副团职的政委。

然而,人的一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在通往锦绣前程的道路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1968年8月,杜晓范被派到磐石县石咀备件厂去支左,为了深挖备件厂所谓的“石咀矿山国民党地下接收委员会”,在军代表负责人的授意下,杜晓范亲自在该厂举办了“敌伪人员学习班”,把一个在解放前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护矿队当成了“国民党地下接收委员会”。并在学习班设了刑讯室、隔离室,组织了20多人的执勤队,动用了三角带、鞭子、手铐和绳子等刑具。工人们称这个班为“老虎班”,给厂内带来了一片恐怖。

在办班期间,他不做任何调查,搞刑讯逼供。工人王士林是1958年入党的老同志,杜晓范一开始就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莫须有罪名把他揪了出来。王士林因身体不好,不到两个月就病重住了院。住院期间,杜晓范还去审讯过。王士林当时大口吐血,因害怕挨打就胡乱“咬”了一些同志,杜晓范对他的口供不做分析和研究,供一个揪一个,先后揪出了20多名同志。

李景明是夹皮沟金矿的党委书记、矿长(原备件厂工程师),杜晓范派人以协商事情为名将他骗到了备件厂,一下车就对他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台戏就等你来唱了。”然后把他送到了一间不动烟火的冷屋子里。李景明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关押起来。在杜晓范亲自提审他时,他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讲了自己的苦难历史和参加共产党的经过,对杜晓范的无理审讯进行了斥责,由于几次提审都让他站在烧旺的火炉旁烤,眼睛被烤坏了,不带镜子看不见东西。

张海涛同志是富太公社柳杨大队社员,1968年10月中旬,杜晓范以“国民党石咀铜矿接收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罪名把他揪到了备件厂,并参加了对他的审讯,当张海涛说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时,杜晓范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张海涛,你老实点!”边喊边脱棉上衣,拿起三角带朝张海涛的腰部抽了六、七下,又上来几个人把他推倒,杜晓范又用穿皮鞋的脚朝他的脖子踢了两脚。由于张海涛同志多次受刑,导致胳膊经常疼,不能参加劳动。

张国才同志是1952年入党的八级电工,1968年10月中旬,被以所谓“国民党纵火犯”罪名揪了出来。12月22日下午,杜晓范在学习班工作人员办公室亲自对他进行了审讯,这次虽然没打,但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使他的精神特别紧张,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夜,张国才趁上厕所的机会,在旧坑道上吊自缢身亡。

在杜晓范的亲自主持研究策划下,备件厂出现的这起假案使22名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有厂级领导2人,科级5人,工人15人,这些同志的身心健康不同程度受到了损伤,一名同志致残,一名同志死亡。

在备件厂支左的同时:杜晓范还兼管吉林市凿岩队石咀工地的支左工作。10月,该工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向他汇报发现了一起“特务”案件,他听后没做调查,当即做了三点“指示”:一是抓紧整理材料,否则空口无凭;二是撒出人马,扩大线索;三是把工程队控制起来,一律不准下山,做好保密。

事隔十几天后,群众组织向他汇报了调查情况,他看了两份材料,认为这起特务案确定无疑了,对揪出来的九名同志亲自进行审讯,多数同志被吊打、捆绑和关押。两名同志致残。

1976年,杜晓范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吉林市税务局船营分局任副局长。分管政工、后勤工作,他当时正年富力强,浑身充满了活力,办事利落,作风稳重、老练,军人风度犹存,不久就被评为地区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在此期间,他发挥了在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特长,尤其是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利用业余时间到47名同志的家中进行了家访,有时背着孩子往返30多里路找同志谈心。

他很知道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别人,1978年春节,为了布置环境,需要有人爬到电线杆上拉铁线,这本应是年轻人干的活,可做为副局长的他却主动爬上电线杆子进行作业,大家看他在十分危险和吃力的情况下坚持拉线,都很受感动和鼓舞。然而,此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作为部队的通讯营政委干这件事不过是举手之劳。

当时在副局长这一级干部里,他是比较年轻有发展的,然而,在局面打开以后,他便逐渐有了骄傲情绪,得意之时不免忘形,一些自身的毛病也暴露了出来,在一段时间里分局上下风传着他与某女人的风流韵事。

一位副局长曾私下派人去调查,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于是这位副局长对调查人说:“无论怎样此事就到此为止,不能再扩张了。”杜晓范知道此事后极为恼火,找到那位副局长,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记耳光,接着又找到上级有关领导哭诉。

在部队里养成的军令如山、绝对服从的作风也被他用于地方,对下级动辄抬手打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群众中对此出现了不满情绪。

1978年,磐石石咀备件厂、凿岩队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先后要求他去“说清楚”。他到这两个单位在十多次大、小会议中,以十分诚恳和忏悔的心情向广大群众说清了问题,承认了错误,基本上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这次检讨虽然是极为深刻的,但他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却没有说实话。

鉴于他在磐石石咀备件厂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带头毒打群众造成的后果,经市纪检委批准,于1981年1月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分局副局长岗位,于1984年任市税务局行政科副科长。后来,他又被调离副科长的岗位,被任为局基建办公室负责人。

此时他的心情极为沉重,但仍对自己抱有一线希望,因为职务毕竟还没有彻底免掉,党籍还为自己保留着。

事业上的不顺心使杜晓范一反常态,回家打骂妻子,无端怀疑妻子程跃辉有生活作风问题,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被免职派到基建办公室以后,他认识了李影(真名宋某某,李影是做人流时用的假名),她是个年纪刚刚20出头,体态轻盈窈窕、妩媚动人的姑娘。

她的出现,使他这颗空虚的心灵里出现了一丝邪念。他开始注意她,并在她身上下功夫。惯于贪小便宜的她因为他送给她一枚精美的领花便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发现她非常甜蜜地叫他杜叔叔,而且又接受了他送的女式英格坤表时,嘴角上出现了一丝成功的笑容。

此后,二人便经常往来,该女在某批发公司工作,他经常借为公家购买立柜拉手、乳白胶、涂料等物品为由,去单位找她,来往非常密切。

1985年9月的一天,杜晓范找到她,说有事要她到他家去一趟,此时的她对好心热情的杜叔叔还能有什么怀疑呢?认为真的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便来到了杜家,当她发现只有杜叔叔一人在家并知道他想干什么的时候,想喊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自从1984年以来,杜晓范的心里就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他所料,最后他被取消了党员登记的资格,他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这一次他可彻底绝望了,因为多年做政治工作的他,深知没有党员资格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尽管没有什么希望,也要拼命争取。

于是,他开始竭力寻找理由,为自己己开脱资任。他希望组织上能考虑历史上的原因和他的一贯工作表现,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身处这种境地,他感到茫无头绪,这对在事业上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他真是打击太大了。显然,事业上的希望更加渺茫了,一连串的打击使他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一向趾高气扬很自负的他在单位抬不起头了,整日缩头缩脑,精神恍惚;而在家却一反常态,他经常借酒消愁,喝多了就无故耍酒疯,摔酒杯,殛暖瓶,打妻子。

然而使他不能理解和气愤的是,妻子也一反常态地失去了过去的温顺,竟然敢与他抗衡了,并且经常用巴掌回敬他。此时的他简直就要发疯了,他恨不能一下子毁掉这个世界方解心头之假、在这难熬的日子里,他与李影的来往更频繁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

1986年3月的一天,当他正在家里与李影鬼混时,被突然回家的妻子堵住了,异常气愤的妻子一把抓住李影的头发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此时,他的妻子想起了以前洗衣服时在杜晓范衣袋呈发现并收藏起来的做人流手术的病志和诊断书,眼前的情景使他对上了号。苦苦的哀求,对天的发誓也不能使她原谅。

但是,当她想起二个未成年的孩子,想到这个用辛勤和汗水建立起来的家的时候,尽管她当场抓到了他们,并且手里掌握着物证,还是以最大的忍耐送走了李影,但却严厉警告他说:如果我再发现你们勾勾搭搭,就把你们的丑事公布于众!

这以后,他对妻子是又恨又怕,妻子抓住了把柄,对他寸步不让,夫妻间经常吵架,甚至发展到动手厮打,有时被妻子挠得遍体鳞伤。至此,他彻底绝望了,他感到家庭和社会都在嘲笑他、折磨他;他积恨满胸,形成了对妻子的仇视。当他向妻子索要李影做人流的手续被拒绝,妻子并提出要与他离婚时,他就想到,他们的丑事一旦被公开,其结果不知会是什么样,一个在社会上受歧视的“三种人”,在家庭中没有地位的丈夫,再加上有生活作风问题,这对他这样自尊心一向很强的人来说,将如何生活在人世上呢?

他想到应该灭口,生活作风这类丑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就是死了,也死个干净,反正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没什么意思,既然她要毁了我,我为什么不先毁掉她!

于是便产生了杀机,他随时随地在寻找着机会。

这一天终于来了,1986年3月29日早晨,他告诉妻子,部队的一位老战友来吉林办事,约她一起前去看望,并定好9时在红旗剧场门前碰面,儿子杜云鹏听说要去看战友,育红班也不去了,当时一心想害死妻子的杜晓范,看到儿子也要去时,不免在暗地里流下了眼泪。但是,这也没有能阻止他放弃罪恶的念头。妻子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准时来到了约定地点,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灭绝人性的丈夫手中的提兜里装着作案的斧子。

一家三口向僻静的庆丰小区走去……

在法庭上,杜晓范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当法官问到他杀妻诛子的原因时,这个十足的伪君子还狡辩说是因妻子程跃辉在他被免职后背叛了他,企图引起社会上对他的同情,然而无情的事实揭去了虚伪的面纱。他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走完了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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