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楷模是权威，是社会性的向心规范和价值标准。作为书法艺术的楷模，其始附于文字规范，如西周的史籀与《史籀篇》、秦代的李斯与《仓颉篇》等；其始出于正体，，后乃推及草行等各种书体。汉晋是书体演进和书法艺术高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人们在变迁中不断地寻求并确立楷模。同时，楷模的传承与更迭也在不断地刺激书法审美的成熟，使书法开始从正字、正体方面向艺术倾斜，而楷模的社会性和权威性，也最终在艺术品质上得到肯定。入唐，以唐太宗独尊王羲之，遂使正、草二体的楷模归于一统。
籀文
唐太宗尊王的理由，是王书“尽善尽美”，属于优美典雅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社会化的适应性，富于典范意义。孙过庭《书谱》亦云:“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王书的艺术风格,正是儒家悦感文化和经世致用、有着伦理教化意义的楷模，符合其道、德、仁、艺一体化思想的审美旨趣。在以儒家思想为治世纲领的古代封建社会，王书楷模的独尊和大统的形成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唐太宗制小楷圣教序帖
王书大统有三个特点。一是晋唐名家传承有绪的历史线索和宋元明清的帖学，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其间书体不再演进，而只有风格的变化调节,最具书法艺术传统的典型意义。二是从宋代开始，明确以颜体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线索，与王系并行，而统归于王。所谓颜书如同杜诗，“一出之后，前人皆废”，只能说明分支的存在,不是替代的更迭,还不足以动摇王系的正统地位。三是王书的中和之美，一旦确立为正统，即成为其后一千多年的书写与审美、批评的基本思想和价值标准。
颜真卿楷书
此外，还有相关者数事需加说明。其一，王献之书法逸气过父，独领南朝风骚，开唐代狂草之先河。但是，由于唐太宗的贬斥，使得这一倾向严重受挫，纵然后有旭、素为继，终难跻身廊庙，无以发扬光大。也就是说，王羲之大统的独尊，是以损害书法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其二，碑学论北派书法祖锤传卫，接续以崔、卢、高、沈、赵、丁诸家，终以初唐欧褚；或强拟“体系”远说正传，复增以“十家”“十六宗”之数。实际上，都是在为北碑正名份，以便与南派比肩，而所论大都失据，以刀斧之迹论说艺术源流，其方法亦不可取。其三，清代中晚期的碑学运动，是反传统的。弃笔师刀,罕见其能。即使其中有些人取得较好的成绩,亦非尽出于碑，只是善为借鉴，根基仍在于传统，这是和文人士大夫的既定立场分不开的。
王献之《中秋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