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一统天下，南北书风随之自然融合，渐趋中和,可谓上接北朝，下启三唐。惟其立国短暂，仅30馀 年，所见书法不夥,且以碑、志为主,尤以楷书为多。其结体大抵可分为“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前者 来自北魏、东晋，其中峻严方饰一路，以《董美人》、《苏 孝慈》为代表;平正和美一路，以智永《真草千字文》、 丁道护《瞥法寺碑》为代表，下开欧阳询、虞世南的格局。后者出自北周、北齐，秀朗细挺的如《龙藏寺》，浑 厚圆劲的如《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已见褚遂良、 颜真卿的先声。至于诸体参杂的书法，如《青州默曹 碑》，隶中见篆；《曹植庙碑》，楷间参用篆、隶，虽是东 魏旧习，也已别开生面。颜真卿的《裴将军诗》，楷书中 掺杂行草，便是隋时的遗风。

《裴将军诗帖拓本》

隋代书家，似难界定，不是发迹周、陈，便见成名 初唐，如赵文渊为后周书学博士，智永乃陈之高僧，至 于欧阳询、虞世南，至暮年发初，则当归之于初唐。若必举列为典型，以卒隋者为限，其可称述，惟智永、丁道护两人。

唐初，军国多务，未遑改制，一切仍因循旧制，沿袭杨隋风规。当时人士，大都经历陈、隋两朝，虽政治上各抱宏志,希望能在李唐新王朝施展才智，事业上有一番建树，如虞世南“意存砥柱,拟浣宫艳之旧”，终因暮齿，积习难改，书写手段一无更变，仅更趋精密、纯青而已。

初唐时期楷书

至贞观年间，社会安定，封建经济日益繁荣，一切制度也渐具李唐 规模，唐太宗李世民又喜好书法，出重金收集三吴遗迹，藏入内府，君臣 共相赏玩。尤重王羲之之书，亲自为《晋书》撰写右军传赞，有称:“评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不特虞世南书出王氏，誉之“书绝”，褚遂良亦因“甚得逸少之体”，即日召 为侍书。上之所好，下必行之，研习王字，蔚为风尚。同时，以书育人，直仿北周，国子监六学，书学居其一,设置书学博士主持之。又承汉制，以 书取士，科举六科，书占其一，官员铃选，“身、言、书、判”四才，“楷书遒 美”为其先决条件；同时，制举又经常设置如书判拔萃诸科，专事升擢善 书的官员，即使流外吏胥的叙用，也明言以“工书”为首务。由是，藉书入仕，擢居要津者不乏其人。朝廷据此取士，世俗以此相高，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临书习字，风气日炽。

褚遂良书法作品《雁塔圣教序》

其后，有唐帝王如高宗、睿宗、武后、玄宗，也能秉承遣风,并重书 法。尤其武后，“顺天经而永保先业”③，藏皮赏玩，不下太宗，惟搜括法 书，不见一个赚字。如王方庆献历代先祖遗迹，知其宝重，似见献者勉 强，乃不夺其志，摹写留内后，竟全数装潢归还之。此事虽小，亦见高明, 唐一代帝王几无人可及。联想到肃宗，因贩书人穆聿强括王方庆家武后 所还书，白身授长史，此事，或岀集贤院之请，然较之武后，自有天壤之 别。至于唐玄宗，出自其父睿宗之熏陶，规模尚古，偏重隶书，且延揽名 贤，善书者如韩择木、蔡有邻、顾诫奢以及吕向诸人，或聘为侍书，或充 任学士，顾问于左右，竞为其用。《述书赋》论其书，有称:“开元应乾，神 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峠。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诸子多艺, 天宝之际。迹且师于翰林，嗟源浅而波细。”其“迹且师于翰林”者，道岀玄宗隶书之所出。翰苑书人之声望地位，自可想见。开元、天宝年间，翰 苑之外，集贤院亦是书家荟萃之地，著名者如贺知章、吕向、赵冬曦、韦 述、卫包、史惟则，皆为院中善书人，至于徐浩，虽成名于肃、代两朝，然其 之明鉴善书，实基于早年任职院内八年行政事务官之时。唐代馆阁书家 尤盛，与唐玄宗重视经籍图书、完善馆阁制度、礼遇学士、注重艺文有关。

《述书赋》

有唐帝王重视书法,其经世济用，虽然意在文字,是以楷正为尚，即 使如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诸位，留心真迹，赏玩传习；君臣论书，倡导 新风，亦或出于粉饰治具的需要，但客观上却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有唐一代书法之盛行，名书家之辈出，可谓远迈魏、晋,后盖宋、元、明、清。

有唐一代书法，略可分成初唐、盛中唐、晚唐三期。

初唐，唐太宗崇尚右军，注重骨力，丰神劲拔，以真、行书为胜。是 时，欧阳询具八体之能，尤以真、行书，自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 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自羊（欣）、薄（绍之）以后，略无勅 敌，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炼，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 守”。其比肩智永，可谓雄峙一时。然囿于时尚，终逊于虞世南。欧、虞 之书，张怀曜《书断》曾加比较，有云:“欧之与虞，可谓智均力敌,亦犹韩 卢之追东郭邠也。论其成体,则虞所不逮。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 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 为优。”“君子藏器”，不独张氏一己之见，亦乃时风之所向。然而，虞世南 纯粹是王献之“今体”善继人,且入唐后，书契之作，意在记言应用，虽渐 加遒劲，更见雅正,但是积习久深,未见改易，所“恭守无舍”者仍是智永 制度。武后书论家李嗣真评述初唐书家，允居上流三品者惟欧阳询、虞 世南、褚遂良三人。其虽有碍于武后之不容褚氏，多作贬词如“丰艳雕刻”，“恨乏自然”，“褚传羲制，邈乎天壤”，然亦记“褚氏临写右军，亦为 高足”，“盛为当今所尚”。“盛为当今所尚”者，道出褚氏当时之影响。有 唐楷书著名者如薛稷、薛曜以及后之徐浩、颜真卿，莫不承其流风,复启 后昆；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书法出自习褚或近褚者亦十有八九。初唐三 家，开启李唐门户者实褚氏其人。

盛中唐，唐玄宗推重隶书，宽博华丽,一改翰苑旧习，影响所及，行、 楷、篆、草，适时应变，齐趋厚硕,终于新境大开，各成规矩，茂逸圆劲，而 为盛唐气象。

有唐隶书，初则承传魏晋遗习,隶、楷混杂，似隶似楷，或隶形少而 楷势多，或楷形多而隶势少，莫不随笔所致，依刀而见。即使著名如欧阳 询，其崇尚汉法，铭石谨严，且刻手高明，形神不失，亦不免挑拔险峻，隐见楷法。惟经唐玄宗登高一呼，顿成气候，丰碑巨碣，几占泰半。卢藏用、 张庭珪启发丁前，梁昇卿、郭谦光光大于开元初叶，至吕向、蔡有邻、韩 择木、史惟则诸人出，馆阁书体乃藉玄宗之峥除碑版，大行于世。其结体 运笔，出自魏碑而加警策，严整平满，一改初唐模规；丰丽圆厚，遂成唐隶新体。

真、行之书，朝野通行，自古以来，并为大宗。其间人材济济,各领风 骚。李邕用笔坚劲，纵横一时;徐浩运用精熟，名重三朝;尤其张旭，为一 代宗师，其弘八法，演五势，备九用，启发中晚唐楷书之格局，影响更见 深远。大抵初、盛唐，并用二王行法，多出之于怀仁所集王字《圣教》，至 徐浩、颜真卿出，始见篆、隶笔势，雄健厚硕，遂为盛唐典型。按米芾《海岳名言》所称：“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 参司空图《书屏记》所记时论，谓徐浩之书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其 怒猊之抉石，渴马之奔水，岂属肥俗之状？又参徐浩之论书，“夫鹰隼乏 彩，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犖翟备色，而翱翔百步，肉丰而力沈 也。若藻耀而高翔，书之凤凰矣”⑤。其又何尝迎合时尚，力崇肥俗?况且, 徐浩功名成就，乃在肃、代两朝，当时明皇之书，已见轻视，上引《述书赋》所评“迹且师于翰林，嗟源浅而波细”者，便是。窦最为徐浩之友,且 属下僚，其所言者自当知晓。联想到米芾有称“徐浩为颜真卿辟客”，徐 浩较之鲁公，年纪、职事并高，且属元载集团，为别一营垒中人，斯殆不 知徐浩其人故也。其实，徐浩之真、行书，虽囿于绳律，或有乏韵致，然参入隶法，亦不失为盛唐新风之始肇者，且久居中书，职掌集贤，声望之崇，影响之大，无人可及。中唐以后，墓志书法大多从其而出。

《三藏圣教序》

草书，贺知章、张旭并见著名，尤以张旭，减省王字，肆其意恣，雄逸 气象，卓然而为盛唐典型。其又精绝楷书，且正、草并施，回互兼涉，为唐 代书法壇变之中枢。后之怀素，劲拔怒张，或誉之“以狂继颠”气 中唐草 书，大都岀自僧人，是固属张扬外学，实乃释门戒律太多，禁锢过重，藉 此而聊适意气，畅发胸襟者也。吕总《续书评》记有唐草书12人,怀素忝 列末位，惟张旭、孙虔礼以下如张怀璀（其自诩数百年间拟可独步）、鄂 彤（怀素姨表，曾为其传张旭笔法）诸士大夫之类，并不见书迹流存。

篆书则首推李阳冰，其玉箸篆，劲利豪爽,盖为有唐新体。其始见称 于《述书赋》，复延誉于《续书评》，至朱长文《续书断》，以神、妙、能三品 评述历代书家，阳冰乃与张旭、颜真卿三人并列为“杰立特出”之“神 品”，且有言：“自阳冰后，虽馀风所激，学者不坠,然未有能企及之者。” “学者不坠”，纵观中唐以后作篆者如李庾、唐玄度及毛伯贞诸人之书， 朱长文之评，洵为不虚，足见李阳冰影响之深远。同时，史惟则、瞿令问 之悬针篆,虽不及“玉箸”之丰劲，然亦为有唐新体，堪可记述。

元和年间，书法自硕厚而趋瘦劲，其间柳宗元以章草名高湖湘；刘 禹锡正书婉劲，不让子厚；牛僧孺学锤有称于宋贤；李德裕习颜自鸣于 岩壁；其他温庭筠、郑馀庆、杜牧以及范的诸人，或遒媚、或劲熟、或清 健、或茂密，亦并为晚唐杰品。尤其是柳公权，本自家学，出入颜氏，然后 追仿锤、王，又兼取欧、虞以至褚、陆诸人，终于“体势劲媚，自成一家”, 然限于时代，未能脱尽颜书之影响而卓然独立。是时，唐宪宗重振儒风, 整理书馆;柳公权侍书禁中，亦以中兴为己任。然艺文已见颓势,书坛寂 寞，亦每况愈下，咸通之后，更是衰败，几无名家名碑可称。至于志石，更 是多出经生、书手乃至刻工如韩师复之流，其平俗粗陋，已不复可见中 唐之气象，更遑论盛唐之风流。晚唐书法，若以柳公权为代表，刘禹锡有 《酬柳柳州家鸡之赠》称“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其支离之 体,瘦剔之风，则已有兆见凋敝之象。

五代之季，干戈频起，已不允书家从容笔墨之间悠然赏玩，恬然传

习，加上翰苑院体盛行,且愈演愈鄙,笔法日趋衰微。其间人物寂然，风 流几乎扫地，书坛之杰出者，如篆书名家王文秉，岀身刻石世家,虽见称 于欧阳修，其文采亦可想见；楷书杰岀者如李雾，书岀欧阳，其恭守法 度，不敢有一丝私意，虽为印刷宋体之所祖，终难以书道言之；至于草 书，有僧贯休，号称“草圣”，其仰息中唐释门之书法，而加发挥，虽争鸣 于时，终难比肩于怀素，即使较之高闲，也不见同步，尚可称述的惟其 《观怀素草书歌》一诗。若贯休能以出世之心而颂怀素之书，倡言骨力， 崇尚闲逸，则自当便宜杨凝式以佯狂而独称雄杰。杨凝式身处乱世,经 历五朝，其佯狂适世自有过人处，以其过人之量而注意书法，遂能独行 其事，不为世俗所囿，且又追仿晋唐诸贤，雄逸是寄,是可堪称神绝。苏 轼、黄庭坚之力倡杨氏者，固然出于一己之私曲，亦乃其雄强特出，洵为 五代乃至晚唐之杰立者。

有唐书论，大都出自士大夫,莫不本之于时尚，留意于教化,如孙虔 礼之崇王；李嗣真之贬褚；张怀璀不满时俗而力倡“风神骨气”；窦眾缅 怀盛唐而亟称“雄逸天纵”，即使偶有发明，亦多不睽时君之好，著名有 如二王之优劣论。至于著述之形制，品第之等级，评述之好尚，以及笔法 之阐述，纯属学术，已无关宏论，故多作发挥，乃见本意，无论其逸品之 设，神、妙、能之分,还是传记之立，字格之列,抑或帖目之记，印章之例, 诸如此类，能发前人之未发，见重当时，而延誉后世，并属首创，良可称 述。至于诗文散篇，时见妙论,亦自有不逊专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