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永和尚，其生卒年虽不详，然为南朝时期一代高僧，法名智永，字乃法极，出自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系王徽之第五子后裔，故里位于会稽山阴，即今日浙江绍兴之地。因其佛学修为深厚，被尊称为“永禅师”。智永和尚承袭家学，书法造诣非凡，将先祖王羲之的墨宝《兰亭序》奉为传家之宝，携至云门寺妥善保存。云门寺，古称永欣寺，内设有书阁，智永禅师于此阁之上，潜心书法二十载，留下“退笔冢”、“铁门槛”等佳话，传颂至今。

智永和尚的书法艺术，历来备受推崇。乐安薛氏赞其：“智永精妙地传承了家法，成为隋唐书法学习的典范”；都穆在《寓意编》中赞誉：“智永的真草千文真迹，气韵生动，堪称神品，位居天下法书之首”；解缙以“智永如瑶台雪鹤，独立高标”来形容其书法之卓越；韦续在《九品书人论》中评价：“智永的正草书法，居于品上之列”；《宣和书谱》编纂者宋人亦称：“智永笔力遒劲，真草兼备，充分继承了祖风”。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智永法师继承远祖王羲之的遗风，专注精研，其真草书法各擅胜场。其书风平和，如平途良马，大海宁静，既有道家风范，又得王羲之书法之精髓。智永兼善众体，尤以草书为佳，其气韵虽不及欧、虞，但精熟超越羊、薄。”张怀瓘将书法分为神、妙、能三品，智永之行书列入能品，而隶书、章草、草书均入妙品，足见其书法成就之高。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智永的书法过于固守王氏家法，缺乏创新精神。例如，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指出：“智永书法虽精熟非凡，但遗憾的是缺少新奇之态。”对此，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智永禅师的书作骨力沉雄，体态兼容众妙，其精深造诣至极，反而呈现出一种疏朗淡雅的风貌。如同欣赏陶渊明的诗，初看似散淡不羁，但反复品味后方能领悟其奇趣所在。”苏轼进一步阐释：“智永禅师意在保存王氏书法的典型，使之成为各家学习的典范，因此刻意沿用旧法，非不能创新求变，而是其意境已超越常规。将其书作置于欧、虞之下，实非公允之论。若还有人质疑其作品为临仿之作，那更是低看了智永的书法成就。”

智永和尚的《真书千字文》对日本书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唐代，这部作品便随着归化僧人和遣唐使的脚步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书道发展的重要参照。目前传世的智永《真书千字文》主要有两本，一本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墨迹本，另一本则是保存在陕西省西安碑林的北宋董薛嗣昌石刻本。

《真草千字文》在北宋宣和内府时期仅存七卷，而到了南宋至今，仅剩一卷传世。现存《真草千字文》的墨迹虽开首两行有所残缺，但其余部分保存完好；缺失部分已根据“关中本”补全。所谓“关中本”，是薛嗣昌在大观三年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摹刻上石，亦称“陜西本”，原刻石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其精工之极，令人无复遗恨，虽与墨迹相比略显差异，但仍是上乘之作。

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部作品是他在晚年以《千文字》为蓝本，用真、草两体书写的四言文章，便于初学者诵读和识字。此类文章古已有之，而以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最为著名，许多名人的书写作品也因此流传下来。从书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在规范作用上超越了东汉蔡邕所书的《熹平石经》。

《真草千字文》法度严谨，笔笔不苟，其草书各字分立，运笔熟练，飘逸中不失古韵，其书风温润秀劲，兼而有之。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评价：“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苏轼亦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此书不仅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更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和草法，从体法上确立了其典范地位。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