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8岁，作为知青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风裹挟着土腥味，刮得脸生疼。知青点破旧不堪，晚上风穿过窗棂发出呜咽的声音，屋后就是一片坟地。我害怕极了，常常夜不能寐。
同住的三个男生里，陈建最沉默寡言。听村里人说，他家也有些“问题”，和我一样。我们像两只受伤的小兽，彼此靠近，却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每天五点起床下地干活，手上磨出血泡，脚冻得通红。有一次挑水，我脚下一滑，摔了个屁股墩儿，水桶滚落一旁。正当我狼狈不堪的时候，陈建从田里回来，一言不发地扶起我，又去挑了两桶水。我嗫嚅着说“谢谢”，他只是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地滑，小心点。”那一刻，冬日的阳光仿佛都洒在了我的心里。
腊月将至，同住的两个知青回北京探亲，只剩下我和陈建。老支书劝我也回去，说：“城里娃，哪受得了这苦寒。”可我摇摇头，家里情况复杂，回去只会徒增尴尬。陈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也留了下来，对老支书说：“农具坏了，我得修修。”老支书叹了口气，临走时送来一块猪肉和几斤白面，嘱咐我们过年好好吃一顿。
那个冬天，陈建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他知道我胆小，夜里会隔一段时间轻轻咳嗽两声，告诉我他还没睡。农闲时，他会拿出他家唯一保留下来的书——一本发黄的《红楼梦》给我看。我常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桌上还压着一张纸条：“天冷，别着凉。”
1976年春，大队里分到一个招工名额，老支书第一个推荐了陈建。可他却拒绝了：“我走了，谁照顾她？”我急了，去找他理论：“这是你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他憨憨地笑着说：“机会多得是。你呢？你要是留在这儿，怎么办？”我回到屋里，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找到老支书，主动要求留下，让他推荐陈建去县里的机械厂。
陈建走的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他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一双补丁摞补丁的布鞋，站在我面前，半天没说话。我强忍着眼泪，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留给你。等我赚了工资，再给你买本新书。”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建走后，我更加努力地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更加拼命地学习，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大山。第一次高考，我落榜了。但我没有放弃，继续复习，终于在1978年考上了北方大学。
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我拖着行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陈建！他也看到了我，我们都愣住了，仿佛时光倒流回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哽咽着问。
他笑了，还是那样憨厚：“我考上了机械系，没想到还能遇见你。”
我们在校园里漫步，聊着彼此的经历。我才知道，陈建离开机械厂后被查出患有乙肝，一度想要放弃高考。是老支书的一封信鼓励了他：“陈建，你要争气啊，她在拼命努力，你也不能落后！”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原来，他的坚持，也和我有关。他甚至还保留着当年送给我的那支钢笔，他说：“我一直在等，等有一天能亲手把它还给你。”
大学四年，我们互相扶持，共同进步。毕业后，我们结婚了，并一起回到松林大队，想感谢老支书。可是，老支书两年前就去世了。我们站在他的坟前，默默地鞠躬，献上鲜花。离开时，村里的乡亲拉着我们的手说：“老支书最挂念你们，说你们是他见过最有出息的知青。”
后来，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回松林大队，给老支书上坟，也去看看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乡亲。陈建说，虽然我们离开了那里，但那片土地，永远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你还记得那年冬天的雪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笑了，眼眶却湿润了：“记得，那雪下得好大，连脚印都埋住了。”
他轻轻地笑了：“是啊，可咱俩的脚印，一直没断过。”
人生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总有一些温暖的记忆，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就像那年冬天的雪，虽然寒冷，却也见证了我们之间最真挚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