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杀手刺杀政敌，在封建王朝时代的政治斗争中中并不少见，但真正引起举国轰动，改变历史进程的，却是非常罕见的。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在它的中晚期居然发生了一起当街刺杀当朝宰相的大案，引起了全国震动，这便是宰相武元衡遇刺案。这个案子关系重大，给唐朝朝廷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本文就以这个震动天下的案子为基础，看看案件背后到底有哪些幕后黑手，主使这个案子的各方势力又有哪些，它对唐朝的历史走向又产生了哪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武元衡遇刺案发生在公元八一五年，也就是唐宪宗元和十年。这一年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是唐宪宗李纯推进削藩政策后具有转折点属性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李纯加大了对削藩的投入，以铁血宰相武元衡主掌削藩事务，对各方藩镇的军事行动力度大为加强。然而就是在这紧要关头，武元衡却在上朝的路上遇刺身亡，同一时间武元衡的助手御史中丞裴度和遇刺身受重伤，这给踌躇满志的唐宪宗李纯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让正在进行的削藩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最为蹊跷的，事发后朝廷形势诡异，长安城中流言四起。
削藩是唐宪宗李纯一生最大的功绩，他执政是大力推动武力削弱藩镇势力，推动唐朝复兴，造就了被后世学者们赞誉的“元和中兴”。作为中兴之主，李纯对武元衡有着极大期望，没曾想期望越大，打击越大。武元衡的出身很不一般，他的曾祖父叫武载德，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堂兄弟，曾经当过湖州刺史。他的祖父武平一，善于写文章，官至考功员外郎、修文馆学士。武元衡从小就有神通之称，又有着官宦世家的教育资源，所以才华横溢。在科举考试时，武元衡诗赋最佳，被列为进士第一，就此名扬天下。
唐德宗李适很看重武元衡，一年之内让他连升三级，很快就达到了左司郎中的官位。到了唐德宗末期，武元衡更是平步青云，成为了朝廷重臣御史中丞，智障朝廷的御史台。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李诵即位。武元衡婉拒了当时推进改革的永贞革新集团，被改革派领袖王叔文贬至太子右庶子。永贞革新失败后，李诵被迫禅让皇位，唐宪宗李纯登基即位。李纯上台后推翻了永贞革新时期的布置，恢复了武元衡的官职，并让其兼任户部侍郎。第二年，武元衡正式拜相，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户部事务。
在唐宪宗时代的宰相中，武元衡以支持削弱藩镇出名，是主战派的代表性人物，被人誉为后人成为铁血宰相。他与主和派宰相郑絪的观点大为不同，反对郑絪提出的任各地藩镇自便的理念。前文讲过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中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也是围绕着削弱藩镇的政策展开的。在主战派这边，武元衡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宰相，因为他既不属于旧官僚集团，也不属于郭子仪家族，而是唐宪宗李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先后在处理浙江节度使李锜叛乱、接替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主政西川等事情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武元衡遇刺案发生在他第二次拜相时期，也是他主持削藩事宜，针对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出兵的重要时刻。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上书朝廷要求接任。朝廷方面对各地藩镇搞世袭那套本就很方案，所以当时的宰相李吉甫一口回绝了对方的这个要求。
吴元济一怒之下起兵造反，出兵占领舞阳、叶县，攻打鲁山、襄城、阳翟等各地。唐宪宗李纯知道后大怒，让李吉甫准备出兵平乱。可就在准备出兵的时候，李吉甫突然病逝，事情便被转移到了武元衡身上。吴元济惧怕朝廷大军，便暗中派人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勾结。
这些藩镇军阀经过商量后认为，朝廷前任主战的宰相李吉甫刚刚去世，武元衡是朝廷现在宰相中唯一主战的，只要派人刺杀了武元衡，便能阻止朝廷出兵攻打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于是他们出刺客在武元衡上朝的路上拦截刺杀，同时也派了刺客刺杀武元衡的副手御史中丞裴度。他们趁着武元衡早上前往大明宫上朝的路上，借着天色昏暗动手，当朝将其击杀，并割去头颅带走。与此同时，裴度在上朝路上也遇到了同一样得事，但是他运气不错。裴度的护卫拼死抵挡，裴度趁乱摔入沟中，刺客以为他死了，便没有继续。
在当天早朝开始时，唐宪宗李纯在大殿中得到这个消息，当朝气得差点晕厥过去。唐朝建国近两百年了，第一次发生当街刺杀宰相和御史中丞的大事，而且一死一重伤，这事情顿时震动了天下。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朝廷中的气氛越发的诡异起来。最让人觉得蹊跷的是，朝廷大臣没有急着下令寻找凶手为武元衡和裴度报仇，而是纷纷上书请求安抚吴元济等人，建议朝廷停止向蔡州方面进军。这种反常诡异的政治气氛下，有个耿直的官员站了出来，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白居易，他主动上书替武元衡鸣冤。
当时唐宪宗李纯已经下令关闭城门搜捕凶犯，可是下面的官吏们却阳奉阴违，如此重大的事情被拖了下来。主和派的大臣们除了各种劝说暂缓出兵外，还搞起了罢工，以各种理由不上朝，没有人关心武元衡遇刺案。京兆府报上来的结果更奇葩，他们不但没有抓到凶犯，还弄出了不少谣言。钦天监的官员甚至说这事天命决定了的，武元衡遇刺被杀是上天的安排。如此诡异的政治气氛下，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白居易居然逆潮流而动，主动上书要求抓捕凶犯，对派遣刺客的最大嫌疑人吴元济等军阀采取军事行动。
可是白居易的合理合法的上书建议不但没有被朝廷接受，反而遭到了主和派宰相韦贯之、张弘等人的抨击和弹劾。他们思维逻辑非常奇葩，在弹劾中他们没有说白居易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说白居易越职言事，犯了朝廷的规矩。他们认为白居易只是小小的太子左赞善大夫，而且是东宫职位，没有资格插手朝廷的决议，连上书建议都不可以。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唐宪宗李纯虽然对武元衡遇刺案非常生气，却支持了主和派们的说辞，将白居易贬官外放。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各种不合常理的现象，唐朝历史的走向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运气不错的是，在刺杀中受到重伤的裴度没有身死，几天后醒了过来，并派人给唐宪宗李纯传话，提出了强硬出兵讨伐吴元济的建议。有了裴度的支持，唐宪宗李纯终于硬了起来，一边督促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战争，一边催促怠工的京兆府尽快查明武元衡遇刺案。不久之后京兆府上报，据说是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设在长安的进奏院的吏卒张晏是刺杀武元衡的元凶。于是在朝野的推动下，这个案子匆匆结案，张晏作为凶手被处死。但事后发现，这个张晏似乎是主和派推出来的替死鬼，真正的凶手另有他人。
武元衡遇刺案之后，唐宪宗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之职，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光、蔡州观察使，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全权负责征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战争。在裴度的调度下，花了两年时间，唐德宗名将李晟之子李愬率领九千精锐趁雪夜突入蔡州，吴元济被迫投降，申、光二州及诸镇支援蔡州的二万余人也相继投降，淮西之战结束。在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才得到消息，刺杀武元衡的刺客并非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所派遣，而是由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遣的刺客。
当时是朝廷方面集中兵力攻打淮西，而作为吴元济的盟友，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则密谋趁着洛阳兵力空虚发动偷袭。李师道在洛阳设置了留后院，秘密派了不少人潜入洛阳。淮西战争开始后，洛阳留守吕元膺得知李师道是吴元济的盟友，便派人盯住了这里。没想到他居然钓到一条大鱼，他发现淄青留后院和洛阳的佛光寺住持圆净来往密切。经过调查后他又发现，这个佛光寺就是李师道出钱修的，而住持圆净则是安史之乱中史思明手下的悍将。此时圆净已经八十多岁了，虽然出家为僧，却是李师道安插在洛阳的间谍头子。
吕元膺经过一番调查后动手，一举将李师道潜入洛阳密谋发动叛乱的数千人一起抓获，包括他策划这次行动的将领訾嘉珍和门察。经过审问，武元衡遇刺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当时刺杀武元衡和裴度的刺客，都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遣的。因此在淮西之战结束后，李师道成为了唐宪宗李纯削藩的下一个目标。然后李纯下令，张弘靖、韩弘、田弘正等将领率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各路藩镇大军联合讨伐李师道。李师道父子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连战连败，最后被部下都知兵马使刘悟击杀，其地盘也被一分为三。
此战之后各地的藩镇纷纷的收敛起来，不敢在明刀明枪的跟朝廷唱反调。不久之后，横海节度使程权献出沧州、景州，幽州节度使刘总削发为僧挂冠而去。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上表悔过，主动献出德州、棣州，还将两个儿子作为人质送到长安。加上之前已经向朝廷表示投降的魏博节度使，自安史之乱后唐朝最为骄横的河北三镇都臣服于朝廷，历史上所谓的元和中兴也达到了顶峰。后世的历史学者们吹嘘唐宪宗李纯的功绩，他平定这些藩镇的政绩是主要的依据。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这些看似辉煌的战绩之中，却藏着唐朝灭亡的隐患。
首先，从表面上看唐宪宗李纯似乎平定的各地反抗的藩镇势力，但实际上并没有对藩镇割据的大唐局势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李纯平定藩镇所勇的军队和力量，并不是朝廷中央自有，甚至连长安的神策军都不是主流，而是地方个藩镇组成联军为朝廷效力。可以说这是朝廷内主战派和地方藩镇联合，一起对另一部分不听朝廷诏令的藩镇军阀的战争。这个战争胜利，并不是唐朝朝廷的胜利，而只是一个政治派系的胜利。当这个政治派系的利益与国家背离的时候，这些藩镇军就不会继续听朝廷的话，这也就是唐朝藩镇久拖不决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李纯并没有足以压制藩镇的力量，所以是战是和都必须依赖于与藩镇联合的官僚集团。主战派占据上风的时候，削藩就比较顺利。主战派落入下风，主和派就会帮着藩镇争取利益。也因为如此，所以在武元衡遇刺案发生后，出现了诡异的毫无原则的纵容藩镇的情况。
而李纯不但不敢强硬的驳回，反而必须按照主和派的意愿贬谪白居易，这就是他外强中干的一面。只有在主战派的裴度醒来后，缺少朝廷实力支持的李纯才敢跟主和派叫板，强行的推动淮西战争和寻找刺杀武元衡元凶的事。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太过激烈，只能找个所谓的凶手安抚主和派的情绪。
第二方面，由于存在地方藩镇和朝廷派系的勾结，所以朝廷内的斗争不只是简单的个人利益之争，更多的代表了身后藩镇的实力。武元衡和裴度遇刺，其最大原因并非他们成为藩镇的眼中钉，而是他们身后没有藩镇的支持。同样作为主战派的宰相，武元衡的前任杜黄裳、李吉甫都是有着藩镇和郭家背景，他们主持削藩的时候，各地藩镇都不会敢如此的嚣张。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唐朝朝廷势力的分裂和削弱，成为了藩镇崛起的最好机会。当藩镇战争成为政治斗争的最终形式时，唐朝已经失去了对国家军队的完整主导权。
通过这种藩镇战争，唐宪宗李纯表面上是让这些藩镇恢复到朝廷的统率之下，实际上却只是暂时的停止争端而已。朝廷和中央禁军的实力空虚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地方藩镇实力强过朝廷的情况也没被彻底改观。说白了元和年间的藩镇战争，实际上就是唐朝的内耗。消耗的不只是藩镇的军队，更多的是朝廷的控制力和国家的基础资源。这种表面上的平定，实际上暗藏各种隐患的战争结果，给唐朝灭亡留下了极大的祸患。每当唐朝出现各种政治争端的时候，这种内耗就会再次发生，然后通过内战的形式逐渐渗透到朝廷之中。
站在这个角度，在藩镇战争中不论是处于朝廷中的主战主和两派，还是地方的各大军阀藩镇，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中，在内耗中不断消亡。因此唐宪宗李纯通过这种藩镇战争所带来的所谓中兴，不过时一厢情愿的伪中兴，是粉饰太平的结果。这种做法不能解决唐朝国家危机的任何问题，也不会带来社会财富和国家繁荣，只能苟延残喘，而且危机越拖越严重。当这种内耗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时，朝廷必然陷入崩溃之，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灭亡，改朝换代。因此李纯这个中兴之主的赞誉是非常荒唐的，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