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泽石，清华大学毕业后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1953年停战后被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并在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籍。期间的各种遭遇令人扼腕叹息。

1951年10月９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６４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

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５０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语喊：“ 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 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 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 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 ８６”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干，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 ？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 ８６”，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 我是CID（ 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因他们无辜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要控告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 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也谈了他自己的情况。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遇到朝战爆发便来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人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但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手里。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 金骆驼”牌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 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 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 断炊”了。我们81个难友一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

1985年春天，我作为北京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 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 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 ８６”，甚至“ ７２”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 ８６”或“ ７２”，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 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 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他们讲了从最近两天由“ ８６”送到医院去住院的“ 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10月９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 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 俘虏官”，已基本上控制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骏骅、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 ８６”和“ ７２”，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我们８１个难友中竟然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原来，所有其余同志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团员也只有钟骏骅、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在“ ８６”时，他们只能以“ 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些“ 弟兄会”会员在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荣誉，英勇地冲在最前面。

我们当时商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同志任支部书记，曹明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我对外兼任我们８１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骏华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团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站在“ 党旗”下，尽管那盏１５瓦的电灯十分昏暗，但墙上的“ 镰刀斧头”却似乎在闪闪发光。

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 国际歌》。难友们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和铁丝网外美军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低沉地起了个头，指挥大家低声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渐渐地难友们抬起了头，歌声又硬朗起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 党旗”说：“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刚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

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８１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誓词：

“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以及我个人决不离开大家的保证。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 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 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 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第二天，我告诉来送饭的美国黑人士兵说：“ 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申诉信，请你给我笔和纸。”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来了一沓白纸，一支沾水笔和半瓶墨水。

我同周铁行一起研究起草了《 致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书》，控诉了在“ ７２”“、 ８６”中国战俘集中营内，叛徒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企图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罪行。明确表示，我们８１人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坚决要求回归祖国，希望美方管理当局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最后表示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 ７２”、“ ８６”集中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他把那封书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 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 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

他想了想，回答说：“ 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那么做。”

“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 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划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那住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后写上：“ 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让这场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他回来说：“ 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济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 72”、“ 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国民党９５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也不大动脑筋。“ 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

一闲下来他们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着破军毯，围坐在帐篷角落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 鲁宾逊飘流记》讲到《 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济岛上已很冷，帐篷外海风夹带着雨丝呼啸而过，大家更觉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1948年到解放区，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大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22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带天真稚气的眼晴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辉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到了11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我们不去“ ７２”、“ ８６”的决心，我们再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 ７２”、“ ８６”，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 ８６”或“ ７２，’大门口，大家要抱成团围坐在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其武等原“ 弟兄会”的领导人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月10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２０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列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形势， 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脸色都那么沉着，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刚强劲。那个最爱听我讲故事的大眼晴小鬼钟骏骅还朝我笑了笑！

啊！我的可爱的骨肉兄弟们，我没能和你们同生，但愿和你们同死！

当我们被押着沉默地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 在我们的感觉上真比十个钟头还长），前面赫然看见了“ ７２”集中营的大门，就是那个对每个中国战俘来说都是地狱的大门。

我和曹明对看了一眼，他便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摘下帽子擦汗，让全体战友做好战斗准备。我听见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又迅速平静下来。

在快到“ ７２”门口时，我大声咳嗽停了下来，后面也立即停下脚步。

我向旁边押送的美军士兵说：“ 我有事要找负责押送的少尉。”

“ 不许可！最好闭上你的臭嘴！快走！”他一边骂一边用刺刀向我逼来。

我们又慢慢地移动脚步，那个少尉赶上来问：怎么回事？

我趁机问少尉：“请问阁下是否知道我们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信？他有何指示？”

“ 我不知道，我只是执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

“ 那究竟打算送我们去哪儿？”

“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说时迟，那时快！说话间我们已来到“ ７２”大门口，只听少尉喊了声： 停下！

曹明立即打了个手势，我们哗的一下迅速靠拢围成一团，敌人还未反应过来，我们已全部手挽手紧靠一起坐在马路中间。我被曾德全推到里层，孔武有力的他护在我前面。

这时“72”大门打开了。几个美军已扬起了枪托。我立即向少尉高喊：“ 如果你们胆敢强拉我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是你已经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

那个少尉后退一步，看了看我们的阵容，挥手向他的士兵示意，全体美军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

我又怒喊：“ 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少尉惊恐地后退了，示意美军把刺刀放下来。他犹豫了一下，便走进“ ７２”去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让“ ７２”的PG队员把大门关上，又走到马路对过的“ ７１”号集中营大门口，对那里的美军总管说了几句话。

“ ７１”的大门打开了。他走到我面前说：“ 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７１’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

我立即站起来，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

大家站起来，在两行美军士兵充满尊敬的目光注视下，我们手挽手排成四列纵队，雄赳赳地进入了７１号集中营。

就这样，通过自己团结一致以死求生的抗争，我们争取到了两年多战俘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1951年11月10日上午，我们81名来自86集中营的“ 死硬共党分子”被押送进71集中营。首先见到的是大门左边最靠公路的一个铁丝网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他们显然看见了刚才我们在“ ７２”大门外的那一场抗争，他们中有一些人站在铁丝网旁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

被俘以来，我第一次同这么多朝鲜人民军战友关在一起。

他们几个月前也关押在“ ７２”，因支持中国战俘的斗争被押送到这里来了。走过这第一个“ 朝鲜人大队”，广场左边第二个被隔开的是个空闲着的铁丝网圈。我们被带到广场左边第三个铁丝网圈前。

７１联队的美军总管打开了小门，回过头来点了我们的人数，从押送我们的少尉手中接过我们的战俘卡片，核对了一下数目，便挥手让我们进去，又随手把营门锁上。

小营内只有一座铁棚顶的大房子。我们进到铁棚房子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可能是做过仓库的水泥地面的大房子，感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互相看着，像猛然醒过来似的一下子拥抱着跳了起来，任胜利的、欢乐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忽然，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我们全都听见了整齐雄壮的歌声，是《 解放军进行曲》！听“， 向 前，向 前，向 前 ，我 们 的 队伍向太阳……”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天上下来的仙乐么？不，就在附近，就在房子的后面！

我们一下子拥出了后门，看见在右侧的铁丝网后面整齐地排列着100多个中国战俘，是他们在朝着我们唱呢！

我们全都扑向铁丝网。开始，大家还呆呆地看着他们，紧接着我们有人哽咽着合唱起来，紧接着铁丝网两边的歌声汇成了一片。

……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

直 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切都清楚了。

在对面的队列中，我看见了我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有从川西地下党游击队时就在一起战斗的团宣传队干部马有钧，有从温江军分区文工队就在一起的团宣传队导演骆星一,538团宣传队指导员南阳珍……其他难友也都各自看见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

于是，歌声刚一结束，两边战友就隔着一层铁丝网热烈地握手，拍肩，拥抱，顾不得手被铁丝尖划破流血，顾不得铁丝尖扎进自己单薄的衣服里！

马有钧握着我的手，泪光闪闪地说：“ 我们也刚从‘７２＇军官大队杀出来，这半年多在‘７２’受的罪一言难尽！刚才看你们被押进来，还以为你们是美国鬼子派来整我们的PG队呢！我远远地瞧见你走在头里，就说不像是叛徒队伍。大家还不放心，决定唱个歌考察一下你们。好了，这下好了，咱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咱们两股力量汇在一起更不怕敌人搞鬼了！”

我含着泪花直点头。旁边有的难友竟隔着铁丝网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这时，只听见一声高呼：“ 同志们，战友们，请安静，我说几句话。”

大家逐渐安静下来。讲话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戴着银丝边眼镜的青年人，个子不算高，却气质不凡。

马有钧低声介绍说：“ 这是ｘｘ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

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10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要我找的人。他站上了一个小土堆，接着用带点上海腔的普通话说：“ 战友们，我们从‘７２’冲杀出来的全体同志向从‘８６’冲杀出来的难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将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结合成咱们中国战俘营第一支坚不可摧的先锋队！目前我们这支队伍人数还不多，这不要紧，只要我们在巨济岛上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几万名中国战俘就将心向我们，就将和我们一起展开不屈服的斗争！我们要成为卡在敌人咽喉里的硬骨头，要成为吸引全体难友的吸铁石……”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一下就深深喜爱上了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指挥员！

当晚，我们偷偷地在隔着军官大队和战士大队的单层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我、时占魁、曹明、周铁行、钟骏骅钻了过去，向以魏林（ 团副参谋，老红军）为书记，孙振冠、顾则圣（ 教导员）为副书记的军官队党支部汇报了我们在“ ８６”的斗争情况和我们８１个人脱离８６的经过，包括我们自己成立地下党团支部的情况。最后我们对１０月９日的流血斗争没有取胜，没夺取到“ ８６”的内部控制权表示了内疚。

首长们表扬了我们的斗争，对那次失败，老孙说：“ 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叛徒们得到美国鬼子直接武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你们能够以仅仅81人的微弱力量抗住了敌人把你们送进虎口的阴谋，保住了这批可贵的斗争骨干，是立了一大功的！现在我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

我们表示：“ 被俘后，大家一直在找上级，找党组织，希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找到了，请求首长们把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把战士大队统一领导起来。”

首长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让时占魁、曹明和我参加统一的党支部活动，时占魁参加党支委会，团员们参加统一的团支部活动，周铁行参加团支委会。我被任命为７１联队中国战俘对敌总翻译，配合代表孙振冠同志负责敌工工作。

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秘书组的黎子颖（ ｘｘ军文化教员，集中营化名傅稚恒）、何平谷战友等。

孙振冠对我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重点。他告诉我：目前和谈斗争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坚持要搞“ 尊重战俘个人志愿”，他们利用叛徒来控制战俘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以此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威信并破坏和谈。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敌人的卑鄙伎俩，反对敌人支使叛徒特务控制战俘营来残酷镇压战俘；我们要尽力争取扩 大“ ７１”的队伍和影响，特别是争取团营干部脱离叛徒控制到“ 71”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还要争取人民军战友们的支持，首先要“和71”联队的朝鲜人民军战友搞好团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向对面“ ７２”的难友们开展宣传，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0动摇叛徒们的统治。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庆幸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并表示愿在他领导下尽力完成任务。我还告诉了他我怎么在釜山第10收容所结识了人民军军医崔成哲，“ 他曾要我在遇到你时，代他问好。”

“ 我总算完成朋友的托咐了！”我笑着说。

老孙也笑着点头道：“ 崔成哲是个十分热情的好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夜很深了，我们才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从“ 洞”中钻回到战士大队。当天晚上，我多少天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十分安稳的觉。

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的花圈，只有几幅军官队和人民军战友用烟灰沾水写在手纸上送来的挽联：

忍将热泪祭战友，怒讨血债向敌人！

不屈忠贞爱国志，尽洒热血民族魂！

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军战友竟然送来了两支蜡烛，几个水果。

上午我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

那天从清晨起就下起了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像祭奠的爆竹，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大家悲愤的脸，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你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今天，我们立下誓言，

誓死为你复仇，

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子，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７１集中营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40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雅。我是在到“ ７１”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 TNT（ 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憋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

“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 ？说吧！”

“ 我们来‘７１’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一丝笑意，点点头。

我接着说：“ 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 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 可以！”

“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担任代表。”

“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 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 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骏骅担任联络员。曹明为了让我们在“ 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 毛式八角帽”。

“ ７１”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 ７２”“、 ８６”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 ７２”、“ ８６”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

在翻译这份“ 外交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美方发给我们一人一条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 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人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 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 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 抗议书》、《 告美军管理当局书》、《 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 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 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 我将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肚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 地下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晴，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 ７１”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在６４野战医院服役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翻译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 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有时还拿上难友们匀出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 ７１”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风飕飕。

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取暖的情景，或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 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 夜宵”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威，200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 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 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 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唱着《 国歌》《 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大约有两个蓝球场大的广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７２集中营内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叛徒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木棒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 打倒汉奸走狗！”“ 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叛徒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谩骂。我们便又唱起“ 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走狗可真不少呀……”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宪兵司令部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掷摧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头头大骂我们是些“ 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询问：“ 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气得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 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 ７１”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而一些被调去釜山接受审讯回巨济岛的中国战俘纷纷要求到７１，不回“ ７２”或“ ８６”。管理当局很伤脑筋，对我们的看管更加严格。他们把“ ７１”内支持我们的人民军战俘换成一批人民军战俘中的败类，并从此不再派我们的人出公差搬运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后来连我们的粪便也不让我们出去倒了，只把粪桶抬放在广场上，让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的叛徒抬到海边去倒，这使得那些坏蛋更加恨我们。

12月初，他们也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南朝鲜的一个什么节日。他们用硬纸板剪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漫画像，在美军的同意下，他们近千人竟然举着画像在广场上游行，唱着反动歌曲，喊着“ 打倒金日成”、“ 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往画像上吐唾沫，扔石头。

这可把我们气坏了。于是我们准备了石头瓦块，等游行到我们门口，就雨点般地打过去，打得他们抱头鼠窜，草草收兵。之后我们坚决抗议其挑衅，要求将其调出“ ７１”，否则，他们将自负一切严重后果。

不久，这些坏蛋就真的夹着尾巴滚蛋了。“ ７１”也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伙房、医务室都由我们管了起来。

１２月的一天，几个难友从釜山被押回“ ７２”。他们一到“ ７２”门口，其中一位难友趁押送的美军没留神，转身就朝“ ７１”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网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跑向我们的小营门口。当时正好是开饭时间，小营门正开着往里抬饭，我们欢叫着把他拉进了战士队。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 ７１”时就特别警惕了。

1952年新年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 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200多名“ 死硬共产党分子”就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 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晴润湿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啊！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1952年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 ７１”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14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 ７１”，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 ７２”。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结果都在美军拳打脚踢下，一个个倒在公路上。

我们在里面大声喊叫，咒骂，却无济于事。眼看着难友们被拽进“ ７２”去，不少人失声痛哭，大家纷纷要求党支部想一切办、法救他们。一想到他们将在“ ７２”受的折磨，大家心都碎了。

党支部决定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

我把给菲茨泽拉尔特的抗议书写好，和孙振冠一起到联队部送给格林中尉，并请他转告菲茨泽拉尔特，我们宁肯饿死也要救出这14位难友。

这一天，伙房停伙了，美军没有理睬我们。第二天，送来的粮食蔬菜堆在小营门口没人去取，我们动员大家躺着休息准备长期绝食。难友们开始还想走动、说话，到第三天都躺下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

格林中尉开始几次来叫我劝大家吃饭，他说他将努力去争取将那１４名战俘调过来。我回答他：大家决不会进餐，除非见到我们那些被拖进“ ７２”，现在已生命垂危的难友。

第四天下午，“ ７１”“、 ７２”大门同时打开了，１４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我们从“ 床”上爬起来，激动地争着去拥抱他们，完全忘记了饿得肚皮前心贴后心的痛苦。

晚上唐乃耀同志叙述了他被拉进“ ７２”后的遭遇。当他把衣服脱下来，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的烙痕和翻起来的被烧焦的肉皮惊住了。多么残忍的叛徒，多么坚强的战友啊！

唐乃耀包扎了伤口，第二天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开夜车写那份血的控诉书 《 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张泽石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