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到1980的29年中，内地的“天灾人祸”，与香港的经济差距，迫使大量内地居民从广东非法进入香港，最终汇聚成震惊中央的逃港风潮。

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1957、1962、1972和1979）。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当偷渡潮平息之后，香港法庭开始清理偷渡潮中发生的各种案件。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一件件窝藏偷渡犯，拐卖偷渡犯，虐待偷渡犯……的罪案，于1962年的7月后，在新界粉岭裁判署依次审理。第一天，同时审理了3件与偷渡者有关的案件。

首先被提堂的是一位30多岁的新界农民，他叫杜原。

杜原住边界打鼓岭木湖村，1962年5月23日夜里，门口的黄狗狂吠，他起床披衣出门想探个究竟。刚开门就听见门外的草叶哗哗乱响，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从草丛中奔出来。后头有人在追喊：“抓住他！抓住他！”。

年轻人跑到屋边后，便慌慌张张不知往哪去。杜原知道是大陆的偷渡者被警员追赶，连忙使眼色叫年轻人往屋后头跑。可是，年轻人竟本能地钻进了杜原的屋里。

这时，赶到的警员出示警证后，便进屋抓人。年轻人便跪在地上求警员：“大哥啊，你放了我吧！”

杜原看那年轻人才十六七岁，遍身是被树枝草叶挂破的血痕，情状实在可怜，便拿出一百五十元港币，交给警员，说：“行行好，大陆来的，没吃没喝的，可怜啊，你放了他吧。”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

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被带上堂来的是一个干瘪的40多岁的男人。

黄某，45岁，住粉岭联合墟新村。5月24日夜，同样是被狗吠声吵醒，发现屋外的菜地里，躲藏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大陆女子，于是上前威胁要将其送往警署。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入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女子为了感激，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

5月30日的《星岛日报》写道：“妇人姓李，一连几晚，她先后被迫与黄某发生性关系。后来，她发觉黄某收留自己不怀好意。同时，那家伙还不许她离家，把她当作妻子长留在那里，大为惊惶。趁黄某不觉，离开村屋，跑到警署，把这件事揭发了。”

两案审过，被告先后离堂。听众席较为平静。

当第三位犯罪嫌疑人出庭时，满座都“啊——”的一声。

原来，这次上来的被告是一位雍容华贵、仪表高雅的港警夫人！她因救了一对偷渡的母女而被控有罪。她叫葛施梅（化名）。

背着孩子，站在这茫茫无际的原野上，何福明心中也一片迷茫。

小梅在她的背上哭着：“爸爸呢？我要爸爸——”

远远的，那边的天边一片光明，一排排白刷刷的高楼大厦矗立着。她知道，那就是他们全家梦寐以求的地方——香港。

何福明对背上的小梅说：“乖啊，再挺一会，我们就要到了！”

“爸爸在哪里啊，妈妈？”

孩子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尖上，丈夫与她们母女走散了……

两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周信、女儿周小梅在人流的簇拥下，终于冲过了边界。还没站稳脚，一家人就被难民潮冲散了。

何福明六神无主了。在惠州乡下，她是事事都要靠着丈夫的。就是赶趟墟，都得要跟着丈夫的脚跟走，怕丢，也怕人多。现在好了，丈夫不见了。

怎么办？她一筹莫展。

“妈妈，我饿——”小梅在背上哭着，她的心更乱了。

也许丈夫早就考虑到有这一幕，临行前叮嘱她：“要是万一失散了，你也不要慌。香港那地方，是讲法律的。你就带小梅径自往香港市里去，总有办法。”

“嘀——”一辆摩托车开过来了，停在她们旁边。啊，这里竟还有摩托车来接人去市里啊。

“上车，上车，十蒙（元）啦——”摩托仔叫着。

她看到，路边上还停着好些摩托车。一些逃过来了的百姓，交了钱，就往车上跨。看来，坐了这个车，就可以进香港了。

何福明按按口袋，在贴身的内衣里，还留着昨晚缝上去的全部家当12元钱人民币。听说是可以换港币的。但那是她们到香港后唯一的一点活命钱了。

“我们没钱——”想起要给小梅买块面包，何福明把小梅往上耸一耸：决心步行走到市里去。

“妈妈我饿——”小梅在肩上哭着。

那摩托车就跟着她们走。

摩托仔说：“孩子饿啦，上车吧——我不收你的钱。”

何福明不敢相信。她知道香港还是“旧社会”。她不相信“旧社会”里还有好人。她不敢理睬，还是只管自个儿走。摩托车就跟着她走。

“上吧，大嫂——我同你一样，也是逃过来的人。”

何福明停住了。也许是这句话让她放松了警惕。

摩托车轻快地沿着马路朝香港市区开去。

摩托仔告诉何福明，他是去年跑过来的。就在香港以跑摩托车为生。老婆还在增城呢。

“唉，老公没找到，也没关系的，过来了，就是福了。打份工还是不难的。老公慢慢再找吧，要是不给抓到送过去，就算得着生路了。”摩托仔说，“慢慢都会发身份证的”。”

“还会抓吗？”坐在摩托车上的何福明有点紧张。

“发了身份证就不抓了。你们有亲戚在这边吗？”何福明说没有。

“那你们难办了。你找谁担保呀？”

说的也是，何福明心里非常紧张。

摩托车已经到了香港上水的市面了。

“下吧——”何福明和小梅下了车。

“往下，就靠你们自己了——”摩托仔对她们说。然后，一踩油门，“嘟嘟嘟——”走了。

“我们怎么办？望着满眼的高楼大厦，街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靠谁啊？

“嘀嘀——”摩托仔转了个圈又回来了。

“上车吧。”摩托仔说，“带你们上一个地方去，大陆来的人，都在那儿找工作。我领你们去那吧——”

“你去做保姆行吧？”摩托仔回头问坐在车后的何福明。

“保姆？”何福明不明白。

“就是给人家搞卫生、做饭的，你这总行吧？”

“行，我行。阿叔。这些事在家全是我做啦。”

“要有人来问你，你就说什么都愿做，只要给口饭吃。”

“我知道，我知道。”何福明点着头，真碰上好人了，“只要小孩有饭吃，就行。”

摩托车在街上转了两个圈，停在一个公园旁的路边。

“就这里——”

何福明往那路边一看。原来，公园边密密麻麻站满了像她一样的人。三五一群、衣衫褴褛。有的蹲在树荫下、有的伸手向过路的香港人乞讨、有的在红灯亮着的马路中间走来走去……

摩托仔说：“你放心，在香港这地方，靠自食其力，只要不抓到警察局去，没人会欺负你们母女的。”

又是一阵发动机声，这回，摩托仔真的走了。

看看路旁那么多的像自己一样的大陆人，何福明的心又定了些。总算又找到自己人了。

她正要牵着小梅朝人群中去。突然，就看见人群像潮水似的涌动，“差佬来罗——”“抓人罗，跑啊——”旁边有人大喊。

只见一辆香港警察署的车，转着红灯，发出“咭咭——”的怪叫声，缓缓开来。跳下几个警察，见人就追。

“快走——”有人提醒她。

那些围在公园旁的逃难者，四面逃走。何福明路不熟，街面又滑，没跑出几步，就“扑通——”摔在地上。小梅也被摔出了半米远。

何福明手也摔出血来了，小梅坐在地上，竟然没哭。眼看后面的警车紧跟着她们来啦！这时，一双白皙的手从头上伸过来，把她从地上拉起。

啊，是个女人！那女人抱起地上的小梅，拉了何福明就往街边的胡同跑。

跑到胡同口停住了，何福明一看，呀，是一位衣衫阔气的年轻太太呢！又一位好人啦！

阔太太把小梅放在地上：“你们快往巷子里逃，他们的车进不了！”

“多谢太太，多谢——”何福明就要拉着小梅磕头，太太却急道：“还谢什么啊，快走，他们来了——”

果然后面警车又叫了。可是，那警车开得慢着呢，好像故意不紧追这娘俩似的。何福明这才急忙抱了小梅钻进胡同。

等她发现后面再也没人追时，已经到了一条街的尽头。

几乎家家的门都关着，大概都怕涌进难民来。也有人挑开窗户，从几层高的楼上同情地看她和小梅……

现在怎么办？又没路了，没人敢接受她们。即使躲过了警察又到哪里去？何福明带着女儿在街上惊恐地走着。

天慢慢黑下来了……

葛施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没有跟随父母到不列颠去。而是选择了同她高中时候的同学，一位香港警官谢宏明（化名）结婚。

婚后，葛施梅在一家地产公司做文员，夫妻一月的收入不菲。不出几年，他们就在上水的××街买了一套房子。婚后的日子很美满。

不上班的时候，葛施梅就在家读读武侠小说、学学插花……

当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报道说，难民冲过边境，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涌向华山去接济亲人时，葛施梅没有动，她没有亲人在难民中。她的父母是在大陆政权更替后，从上海逃到香港来的。有亲戚也不可能从上海跑到香港来，她想。

当然，即使在华山上有自己的亲戚，她也不敢去看望的。作为警察的太太，她是不能像平常人那样随便行动的。

慢慢地，街头巷尾到处涌满了衣衫褴褛的逃难者。大人牵着小孩，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早晨起来，就会发现躲在屋角里瑟瑟发抖的难民。

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

每次丈夫回来，她总要盯着问：“手下没打人吧？”“能放手的，你们就放手啊！”

丈夫总是安慰她：“没有，我怎么会呢？别听报馆乱说。”

“太太，请给点吧——”昏暗中，她发现一只枯瘦的手向她伸过来。

原来又是一个乞讨的！葛施梅从包里拿了几个银币，正要放到那人的手里，忽然，她发现，这不就是半小时前救助的那女人吗？身下还牵着那四五岁的小女孩。她们怎么也转到这儿来啦？

“是你们——”她吃惊地叫了出来。

看来，这对母女真是走投无路了。

“太太，是你呀，大恩人，小梅——”何福明拉过小梅来磕头。

就在这一秒钟，葛施梅做出了一个大胆和“错误”的决定。

“跟我来吧，”葛施梅一只手从地上抱起了小梅，“我家就在这——”她指着漂亮的公寓说。

世界上的变化真快，刚刚还在街头忍饥挨饿无依无靠，眨眼间，何福明已经坐在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了。

这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客厅，大吊灯、意大利沙发、阿拉伯地毯……何福明简直看花了眼，她一辈子也没到过这样豪华的地方。

“来，换了，都换了——”葛施梅把自己不穿的衣服啦、皮鞋啦、胸罩啦……都翻出来送给何福明。

“冲凉房在那边，去洗个澡。王妈——”她吩咐着保姆，“来客人了，快做饭——”

温水冲在何福明的身上，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唉，怎么“旧社会”的人这么好呢！

何福明同小梅已经坐在小客厅的桌边，小梅和她都换上了漂亮的衣衫，吃着王妈做的客家酿豆腐、番茄炒鸡蛋。

“睡房在那边，”等母女俩吃完后葛施梅说，“王妈会领你们去，你们就在我这先住下，哪儿也不要去。以后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会有安排。”她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影响力。

何福明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要来决定她们母女的命运，那就是葛施梅的丈夫。

要是他回来，会怎么说？何福明其他的不懂，但她明白既然要抓她们，那“窝藏”就是有罪的。

她突然觉得，要是给这么好的太太增加麻烦，那还不如自己走。

她决定了，第二天一早就悄悄背着小梅走。

矇眬中，她听到客厅里一个男人低沉的问话：“来客人了？”果然，是男主人回来了。

没有声音，大概太太把丈夫拉进里屋去了。

接着，她隐隐传来两个人议论的声音。后来又听不见了，大概房门被关上了。

其实，此时，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发生。

“是从大陆来的？”

“是的，怪可怜的，留下她们吧。”

“你怎么这样糊涂啊，非法偷渡啊！”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你不知道香港的法律吗？我能够知法犯法吗？你真糊涂啊！”

“那你是打算把她们母女送到警察署去吗？你要是忍心，你就送去吧。”

丈夫的心也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葛施梅放低了语气：“我们就帮人家这一回吧。我们留人家住些日子，等风声过去了，就让她们走，这样也对得住我们的良心了，你看行吗？我求你了！”

这时在谢宏明心中，“法”和“私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从一个公职人员对职业的忠诚来看，他不能亵渎一个警官神圣的职务，应该将母女送交警署，按法律办事。

从良心上说，把她们母女送到警署去，他做得出来吗？把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母女往火坑里推，做得出来吗？

做了善事，就是上帝也会感谢他们的。

他准备放弃最初的念头了。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半晌，他猛地又翻身从床上起来。

这个在英国皇家警官学校进行过严格训练的，有着强烈法律意识的年轻警官猛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有悖法纪。

“母女俩一定不能留，一定得按法律办事！”他对妻子说。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两夫妇有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好办法。

首先，由丈夫谢宏明出面向法院控告妻子葛施梅违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陆偷渡人员，请求给予妻子法处。

然后，由葛施梅向法庭认罪，请求宽处。

接着，何福明、周小梅母女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考虑母女走投无路的困窘，按照人道的原则，免予遣返，并给予居留权。

5月25日，依计行事，葛施梅从容走进法庭，接受审判。

如果“窝藏”成立，葛施梅将被判入狱一年！

法官也举不起法笔：这样有良心的人，还要把她送进监狱吗？

法律和人情在此较量！

应该说，这是当时所有因偷渡引发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太太的仁慈义举、警官的忠于职守，何福明母女的可怜无依，都在香港市民中广为传开。

最后，法庭做出了让所有香港人欣慰的判决：

“李扶连法官认为，被告人乃出于同情，并无收费。被告人的行动值得原谅。被告人之丈夫以职责攸关报警亦属合理。姑念被告人初犯，从轻判处，罚款五十元，另签保行为三年。”

葛施梅夫妇高明的做法、法庭高明的处置，皆堪称香港法例经典。

此后，由于此事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何福明失散的丈夫也寻到了葛施梅家中。失散的一家得以团聚。

本文参考：

❶《大逃港》/陈秉安著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7 (2011.8重印)ISBN 978-7-218-06830-5

❷《震惊中央的“大逃港”风潮》王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