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文革”初，有人散布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 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按，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要完蛋——张春桥如此之硬，但一说到妻子就嘴软了。

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无处可藏，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他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此时编辑部恢复部长制，张任部长，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因为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的人相对少一些。1945年12月15 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制履历表》时，对爱人文静加了一个小注：

已否结婚：未。

爱人姓名：文静。

是否党员：是（注二）

他（她）过去负何职务：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

现在何处负何职务：日报社资料科编辑

（注二）是1943 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1943 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文静干部履历表

他有意不写文静何时、何地参加共产党，因为到党校学习的人并不都是党员。更不写文静叛变的事实，却含糊地写“她的组织问题”，“据称”“现正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1947年9月21日，他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然写道：

爱人的家庭情况：文静本人则是学生，17 岁开始参加 C.Y（共青团的代称），中间失掉过关系。1942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

1943年反扫荡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关于文静的历史问题，已由“被俘”增加了“逃出”。

文静的历史污点仍是张春桥的心病，在张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49年5月，张春桥刚到上海立足未稳，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李若文）现在石家庄日报任编辑，是党员，曾被俘，尚未恢复关系。”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任石家庄日报社长，安排文静任石家庄日报任编辑并不困难。此时文静由“李淑芳”改为“李若文”，政治身份已经被他明确为“是党员”了。

1959年张春桥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写道：

文静：党员，上海新华社记者。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春风得意的张春桥（左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 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

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

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涨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

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其实张春桥的家庭生活还算融洽，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给张春桥莫大刺激的是在1973年9月20日。

那是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上海是最后一站，周恩来夫妇陪同蓬皮杜总统来到上海。

在送走法国总统之后，9月20日邓颖超抽空到上海康平路看望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家属，邓颖超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去张春桥家看望文静，虽说张春桥家就在王少庸家隔壁，何况文静又称病在家。

邓颖超不去看望文静，知情者心里明白。

姚文元在1973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20日，小红(姚文元的女儿)告诉我说，邓妈妈去了我们家，还去了徐叔叔(指徐景贤)、王叔叔(指王洪文)的家，没有去毛弟 (毛弟即张春桥之子张旗)的家。我就想这一定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邓所以没有去。

姚文元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历史问题”，不言而喻是指文静的叛徒问题。

康平路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邓颖超没有看望张春桥妻子文静，这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不胫而走，震惊了文静，更震惊了身在北京的张春桥。

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下决心要跟文静离婚。张春桥的离婚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诉。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

在场的几个人都感到意外。马天水首先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秀珍与文静关系密切，表示惋惜。徐景贤沉默片刻，认为邓颖超的来访促使了张春桥离婚，就说，我尊重春桥同志的意见。王洪文苦笑，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有道理，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个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当然，春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父亲，可以直接去北京……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毛泽东提议张春桥担任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让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

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

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发表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19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1998年1月保外就医之后，张春桥与文静及三女一子生活在一起。虽然张春桥曾经与文静正式离婚，并经中央同意。那时候，张春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怕文静连累了他的政治前途。然而在张謇桥倒台之后，已经无所顾忌，所以也就与文静共度晚年，直至离世。

张春桥晚年和女儿张维维合影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桜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祥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30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11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17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俄罗斯汉学家杰柳辛曾经与张春桥有过多次接触。杰柳辛这样评价张春桥:

“张春桥是一名教条主义者，思想极左，比较古板。但与此同时，张春桥又是一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他对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都非常了解。”

杰柳辛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陪同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参观在十月革命时炮轰过沙皇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我们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张春桥立刻跪了下来亲吻阿芙乐尔的甲板，他是唯一的一个亲吻甲板的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这样做。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舒 云《张春桥秘密离婚记》《党史博览》2005年第3期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李海文《张春桥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