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版译制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大侦探波洛下船时给了年轻的罗莎丽一个忠告：“take it easy。”直译的意思是“慢慢来”。当时剧本的初对本上，写的正是“慢慢来”；第二版复对本，改成“别心急”；最后的标准本上，这三个字被改成了“悠着点”。

译制片《虎口脱险》有一幕经典的土耳其浴室接头戏。指挥家和油漆匠哼着Tea for two作为接头暗号。在原来的译本中，Tea for two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第二天，“情侣茶”被改成了“鸳鸯茶”，令人拍案叫绝！ 网友留言：“放在今天，谁还能想出这么贴切的词来？不被翻译成‘两杯茶’，就算不错了。”

还有《简爱》《佐罗》《老枪》《黑色郁金香》……这些译制片史上的经典之作，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中国好声音”。

它们的出品人，或者叫总策划，都是陈叙一，上海电影译制厂副厂长、厂长。

上海电影译制厂完全是白手起家。1949年11月，陈叙一就带领三位同伴赶往东北长春，向长影的译制片组取经。回来后，陈叙一立即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的汉弥尔顿大楼里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成立了上海翻译片组，并带领十几个人，凭着一个旧话简、一台旧录音机、一个皮包放映机，从1950年3月29日到5月5日，硬是完成了苏联影片《团的儿子》的译制，出品了上译厂第一部译制片。

1950年6月，翻译片组迁到万航渡路618号(和上海美术电影厂共用一个大门)，将小小的旧车棚改造成放映间，并用塞满稻草的麻袋当作隔音材料，放映间兼作录音棚。

配音艺术家曹雷回忆：

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经验，刚刚成立的上译厂寄居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角，把一间旧车棚改成放映间，再加上一台上世纪30年代产的老放映机，一台苏制光学录音机，“上译人”在陈叙一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创业之路。

这时，翻译片组已有了一台放映机和苏式光学录音机。当时的录音磁带全是黄金换来的进口磁带，十分昂贵。磁带正反面只能用两次，配音出一点差错就全报废了。陈叙一带领大家发明了循环放映的办法，使得画面、对白可以分段剪辑，大大减轻了演员配音的压力，也加快了录音进度，这套方法经不断改进，一直沿用到上世纪80年代。

赵慎之生前回忆：

“夏天热啊热得要命,冬天冷嘛冷得要命。冬天我们都拿个热水袋，抱着热水袋进去。那么夏天，因为开了电风扇它有声音，所以一实录的时候，电风扇就要关掉，真是汗流浃背。为了避免白天外面噪音的干扰，配音演员们常常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开始工作。当时的录音棚是一个阳台搭的，所以会漏音。录音棚旁边还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汽车加油站经常会把空的汽油桶“咣”的一声就扔掉了。那儿“咣”的一下，配音演员们这儿就得重来了。配音工作有苦也有乐，当年那个“冬凉夏暖”四处透风的录音棚常常被配音演员们诙谐地称为“漏音棚”。

曹雷风趣地解释了“漏音棚”:

“因为他们湖南人说录音棚叫‘漏音棚”，我们说太对了，这就是个‘漏音棚’。所以只能半夜里最安静的时候录，忽然我们这里大声喊叫，‘女王陛下万岁’，周围的老百姓都吓死了，那是在‘文革’期间啊。”

有一次夜里为了录一场带混响效果的戏，工作人员在录音时把棚门敞开，在外面安装个大喇叭，里面演员大叫：“着火了，快来救火呀！”由于夜深人静时，棚里传出的声音太大，结果把住在周边的居民都给惊醒了，吓得他们纷纷跳起身来夺路而逃。

1957年4月1日，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成立。此前漫长艰辛的创业期，陈叙一已带领大家译制了来自各国的几百部影片。“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电影厂停产闹革命之际，只有上译厂后期译制了大量“内参片”，为我国电影事业复苏提供了大量资料（此处待后文详叙）。

“文革”结束后，上译厂又于1976年搬到永嘉路383号，继续创造译制事业的传奇和辉煌。

以下是陈叙一创建的保证译制质量的生产流程，这套科学的生产流程环环相扣，每道工序都有其重点，严格保证译制配音的质量。

1、第一次看原片。所有创作人员均参加，保证对影片有感性、全面的了解。

2、翻译剧本。强调信、达、雅;强调还原，尽量考虑口型、停顿、节奏。

3、初对。这一重要流程由翻译、译制导演、口型员三方参加，逐字逐句按演员口型完成配音台本，在还原的基础上做到语言生动、口语上口、自然流畅。

4、定配音演员。既统一和谐、声音又有区别的班子是保证配音成败的关键。老厂长常和导演商量名单，同时考虑新演员的培养、演员戏路的拓展。

5、复对。这是实录前的统一创作意图的量要流程，影片的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师全部参加。导演必须真正理解影片，找准重场戏，对演员塑造人物提出要求。配音演员要认真检验剧本台词和口型是否一致，把握角色的个性和感情色彩。老厂长则重点抓导演谈戏。

6、实录。要求导演认真指导演员把握好分寸、火候，把真情实感、最精彩的台词记录下来。7、鉴定补戏。这是上译厂最后把握配音质量的重要环节，全体演员参加对白声带的鉴定、检查配音对白的质量，凡是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重新补录。

8、混合录音。这是译制片最后一道工序。影片的对白、音响效果合成做到对白清晰、音响烘托渲染气氛十分合理。

陈叙一经常说 ：“翻译要有味儿，配音要有神。”尤其是对外国俚语的处理，最能体现老厂长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有一部26集的电视连续剧《快乐家庭》，这部戏的男主角，是一个单身父亲，妻子出车祸亡故了，留下3个孩子，最小的是一个4岁多的小女孩，聪明活泼、伶牙俐齿。男主角有两个男性好朋友，经常到家里玩，跟孩子们都很熟，其中一个要去演脱口秀，男主角带着小女儿去看演出。上台之前，男主角拍了一下他好朋友的肩，说 ：“打断你的腿。”

这是一句美国俚语，是演出前的祝贺词。戏里边的小女孩不懂爸爸为什么要打断叔叔的腿，爸爸解释说 ：“我这是为了祝贺他。”机灵的小女孩也想祝贺这位叔叔，马上接了一句“叔叔，那我要抠出你的眼珠子！”

这就是剧中的一个笑点。因为孩子不懂爸爸的俚语，就按照这意思自己编了一句，引出了观众的笑声。

在其他有字幕的美国电影里，这句祝贺词（俚语），字幕打出来的中文直接翻译成“打断你的腿”。观众看了，一头雾水，看不懂啊。但是，如果按常规处理，也可以把台词翻译成“你好好干”之类的词，但小女孩下面的对白就接不上了。原剧的喜剧效果也就没有了。

对此，陈叙一琢磨了一天时间，说 ：“有词了！我把词全改了。”他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把“打断你的腿！”改成“好好露一手！”然后女孩问爸爸：“为啥要露手？”爸爸解释了一番后，女孩就按照这意思自己编了一句，说：“叔叔，那你再露条腿！”

这不是原来那些词，但完全是原来的意思。

这样的对白，中国观众都能领会。原来的喜剧效果也保留了。

1972年搞《简爱》剧本时，简爱和罗切斯特在花园里有一段台词，简爱说:“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当时大伙觉得挺符合原片，可老厂长怎么也不满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纠结。结果在那天下午3点半时，陈叙一就突然宣布下班了：“不行，脑子不行，今天就搞到这儿。”

当时在场的同事们觉得这段台词已经打磨得不错了，老厂长坚决地说：“不行，这段词我还得琢磨！今天不行，我累了，咱们歇了。”

这对陈叙一而言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因为自上译厂创立以来，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开机，到下午5点钟下班，这是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

第二天早晨，孙渝烽早早赶到厂里上班。由于陈叙一习惯每天早晨7点半就到厂里，其他人即使稍微晚一点，也无论如何要在7:40～7:45到厂，如果谁要是准8点才到的话就要“倒霉”了，因为那时老厂长就要问了：“怎么了，你今天有什么事啊？”

那天一早，孙渝烽到厂后，陈叙一就对他说：“你来啦，我跟你说个事，昨天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洗脚很不舒服。”

孙渝烽觉得有些奇怪了：“你洗脚有什么不舒服啊？是不是水太凉了或太烫了？”

陈叙一：”哎呀，你不晓得，昨天不知怎么搞的，我连袜子都没脱就把脚伸进了脚盆。”说罢自己就狂笑起来。

少顷，大家开始工作了，孙渝烽拿了剧本和茶杯进录音棚坐下，8点钟一到照例准时开机。陈叙一干脆地发出指令：“来吧！”

于是，那段后来堪称译制片的经典台词便极为流畅地出来了。这段词儿后来成为〈简爱〉的精彩片段一“尽管我穷，我不溧亮，可当我们进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陈叙一翻译的很多台词现在都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了，很多人都在用但不知道哪里来的。比如说《加里森敢死队》。一帮乌合之众弄了一个敢死队，里边有一个首领，大家见了他说：“Yes sir！”这个“sir”在英文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可以说长官，可以说先生，等等。

在这个地方，这一帮乌合之众，那个人不是长官，也不是先生。他们是社会上那些下三滥，你说，叫他们称先生，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叫他们称长官，也不符合他们身份。

陈叙一就想出来一个词——“头儿”。“是，头儿！”又像这些人说的，又符合这些人身份。现在连我们国产片里边也有这个“头儿”，哪来的？就《加里森敢死队》里来的。

还有一个词，“悠着点”。《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最后小两口走了，波罗跟他们打招呼，告别：“悠着点。”这话里包含很多意思：你们小两口刚热乎起来，悠着点，有这样的意思。你说别的词，“别太着急”啊、“慢慢来”啊，都不合适。“悠着点”，多好，现在也成了我们老百姓的口头语。

陈叙一翻译出来的词，就是这么绝！

陈叙一是剧本翻译“高手”，高就高在这里 ：既能吃透外语原意，还熟悉和积累了很多中文的口语、俚语，运用自如。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陈叙一也曾经栽过跟头。1961年，陈叙一亲自执笔翻译联邦德国反纳粹电影《神童》。当时恰逢三年大饥荒，而影片里有句台词是说在纳粹统治的最后时期“肉票买不到肉，只能买鱼”，正好与当时国内的市场情况差不多。于是陈叙一在推敲之后就把这句话翻成了“肉票买鱼”，事后他还曾得意地跟同事说这是他的“神来之笔”，结果在后来的政治运动里，这个“神来之笔”就成了陈叙一“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一条罪状。

陈叙一懂得用人，他善于发现和培养新人。在培养配音演员的过程中，他经常让演员配一些与他们本来的戏路反差很大的角色，给他们机会尝试，而如果试成功了就等于把他们的潜力给挖掘出来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陈叙一带出了三拨配音演员。

第一拨有姚念贻、赵慎之、张同凝、苏秀、李梓、邱岳峰、富润生、尚华、于鼎、胡庆汉、杨文元、毕克、潘我源等;

第二拨有戴学庐、刘广宁、伍经纬、严崇德、杨成纯、童自荣、程晓桦、曹雷、盖文源、王建新、程玉珠等;

第三拨有施融、狄菲菲、沈晓谦、任伟、曾丹、刘风、姜玉玲、王静文等。

陈叙一善于观察每个人的能力，鼓励年轻人配各种类型的角色，给每个人“压担子”——相对集中地让某个人担任多部新片的重要角色或主角，使其在较短时间内积累塑造人物的心得体会。培养新人独当一面之外，陈叙一还有目的地让演员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尽量培养多面手。

童自荣可算是实践老厂长“年轻人要压担子，一个个推”的最典型事例。小童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73年进厂。由于学的是舞台表演、小童说话带有浓厚的舞台腔。

作为堂堂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毕业生，童自荣生生地在上译厂坐了5年冷板凳。老厂长曾经明确地告诉童自荣：“你什么时候改变语言了，说‘人话’了，你就能上戏！”

老厂长既然这么要求，童自荣就毫无怨言地下苦功。在经历了“凤凰涅槃”后，童自荣终于在艺术上“浴火重生”。在他进厂后的第5年，一部《佐罗》让他一炮打响，并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创造了大批经典的角色。

孙渝峰回忆：

我于1971年来上译厂搞配音，老厂长培养我担任译制导演工作，带着我搞了十几部译制片，中间也放手让我独立导戏，后来的工作实践让我爱上了译制配音工作，每年执导十几部影片。最终我从一个译制配音的门外汉成为一名译制导演，担任国产影片、电视剧的配音导演有300多部(集)。1984年我因执导〈国家利益〉还获得了政府优秀译制片奖。我深深感谢老厂长陈叙一让我在译制厂追回了“文革”中失去的青春。

1965年，曹雷在电影《年青的一代》里扮演“林岚

曹雷回忆：

1981 年，我因乳腺癌手术，在家里休养了半年。那时的我，两星期要看一次中医，每三个月要去医院复查，再也不可能去摄制组白天黑夜地工作，更不可能出外景。有人劝我病退回家，保命要紧。但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终于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了，还没开始呢，怎么就病退了呢？我才41岁啊！

最后决定打报告给电影厂领导，要求调去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之前，上译厂借我去配过好几部译制片，配音工作，既是我体力能适应、也是我喜爱的。报告从我们厂转到上译厂厂长陈叙一手里，他当时就拍板说要了。听说我大病初愈，只能上半天班，他也要我。我不会忘记，在我生命的低谷，是老厂长拍板收了我，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

1982年5月，我去上海电影译制厂报到了。每天一大早起来先熬药，然后提着一暖瓶药汤去厂里开工。那时译制片开始火了，进了厂门就不知道下班时间的，我也在白加黑的连轴转中慢慢康复了。

进入译制片领域后，我觉着自己就是靠着陈叙一老厂长，才能够很快地在这一行里有所作为。从一名对配音工作完全陌生的女演员到译制导演，进步还算是比较快的，参加配音及执导的作品也不止一次获奖。我能够较顺利地跨入这一行，一方面是自己自小积累的文学修养及之前打下的语言基本功，更重要的是老厂长陈叙一的提携及信任。在日常工作中，他会无保留地帮到我，只要老厂长在，我就有胆子挑担子。

陈叙一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上译厂没有人迟到，导演一般会提前一刻钟到厂做好准备工作，这让很多来我厂搞后期配音的兄弟影厂的导演、演员感触颇深。

上译厂每部影片的对白鉴定是艺术创作的一项大事。老厂长几乎参加每部影片的鉴定，结合不同风格、不同人物形象提出独到见解。他从不说哪个演员的戏配得好、配得棒，最多只是“还行”“通得过”。他曾对某个老演员说“我们配戏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千人一面不动心”，认为“人人都得敲敲警钟”。他曾说，演员往往被媒体捧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表扬演员要有分寸，一定要见好就收，还要给他留个小尾巴。

孙渝峰回忆

我跟老厂长搞过好多戏:〈简爱〉〈谁来赴晚宴〉〈孤星血泪〉等。很多演员如邱岳峰、毕克、尚华、李梓、苏秀、刘广宁都配得很棒，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好”，只是在棚里听他说:“过!过!'

记得我执导过一部名为〈野鹅敢死队》的影片，老厂长知道这部影片有难度，也不催我，只说了一句“本子非得搞好”。后来影片公映的反响挺好，有一天晚上我接到孙道临老师的电话，他鼓励我说这部戏把人物的性格语言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上班，我对老厂长说:“道临老师很关心我们厂的影片，昨天晚上打电话说他在北京看过〈野鹅敢死队〉了。”老广长对我笑笑说了七个字:“别得意，继续努力。”

1984年，上译厂派人到北京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化部特别安排了半天会议听听各厂对电影工作的意见和想法，上译厂人员就在会上发言，说了三件事:

第一，译制配音工作十分艰苦，常年在暗房里工作，工作环境差，很多老同志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第二，希望中影公司能提高译制片加工生产的费用,并给我们增加生产任务。

第三，修剪影片应多听取厂导演的建议，如影片〈汤姆叔叔小屋〉中女农奴有一个背影画面因为暴露身体需要修剪，但这背影上的条条鞭痕怡怡能激发观众对农奴制度的愤恨。

因为当时文化部和很多记者并不了解上译厂的工作情况，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支持上译厂的发言.....回上海后，向老厂长汇报北京领奖的情况，他似乎并不高兴：“别汇报了，大会的简报我都看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老厂长不快的原因，原来他不愿意把上译厂困难的情况捅到大会上去说：“有些事得关起门来说，困难自己克服解决。”作为厂长，他看得更远、想问题更全面。

当时，李先念同志看了大会的简报，特地派人来上译厂了解情况，并给所有工作人员每天增加一瓶牛奶。老厂长也更关心大家的工作条件，实录棚外面的演员休息室沿墙装了一长溜的皮沙发供大家休息，还给装上空调。

1987年4月是上译厂建厂30周年，老厂长决定和长影厂译制部举行一次友好互访活动，由支部书记储明达带队。临走时，老厂长叮咛:“去学习要多听、多看，少发议论。”

后来，长影译制部的同志也来上海回访，老厂长再次强调要谦虚，少夸夸其谈，多听别人经验：“1949 年我们去向他们学习搞译制片，他们是老大哥。”

陈叙一敬业、爱厂如家，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他所钟爱的译制事业。1976年上译厂迁到永嘉路383号，原来老厂的条件实在太差了，当时市里给了两处地方供厂里挑选。一处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对面，一处在永嘉路。当时厂领导中有人偏爱交通方便的南京路，可老厂长却认为永嘉路虽然冷僻，但安静、少干扰，利于配音录对白和译制片工作。

搬到新厂址后，老厂长把阳光充足，带向南大阳台的二楼安排给演员组、翻译组，自己却在晒不到太阳的一楼办公。有一次老厂长来办公室串门聊天，一进门，就遇见小潘向他开炮：“老头儿，听说市里给我们厂两处房子挑选，你干嘛不要南京路？我们逛街买东西也方便。你有私心，这里离你家近。”

老厂长一看又是“刺儿头”小潘，不紧不慢地说：“我本打算要南京路的，可脑海里突然出现你小潘，一想到了南京路，你小潘之流整天逛南京路买东西，每个月的工资不够花，到处伸手借钱怎么办？录戏迟到怎么办？”

还等小潘反应过来，老厂长就得意地扬长而去了。

虽然当年陈叙一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是个说一不二的领袖人物，但在社会大环境里却也有着太多他无法控制的事，他也有很多与普通人一样的烦恼。上译厂的老人都知道，老厂长的“重女轻男”思想非常严重，他喜欢女儿陈小鱼，但却不太待见长子陈友勤，父子俩有点像冤家。

那时的陈叙一居然对长子说：“你不能回上海。”就这样，陈友勤也就真的没回上海市区。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江苏泰州的部队农场劳动，后来就去了上海郊区青浦县，在当地公社的学校当老师。

“文革”开始后，陈小鱼被发配到吉林农村插队落户，陈叙一在自己恢复工作后就开始往上面打报告，想以“身边无子女”的理由把女儿调回上海。后来，陈小鱼被从农村调到四平火车站，当了工人，而当时的政策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如果家里老人身边无子女就可以回城，但知青如果已在当地转成了城市户口就不能回来了。

于是陈小鱼就给她爸说，只要把户口再迁到农村就可以回上海了，而且当地很多知青的确也是那么做的。但陈叙一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颇为迂腐，他跟女儿说：“不可以，违法的事情不可以做，我来打报告。”就这样，当爸的一路打报告，一直打到1976年陈小鱼回上海结婚，扔无下文。

陈小鱼结婚后，因为当时她的户口还没有迁回上海，陈叙一就告诫女儿说“千万不要怀孕”，因为如果陈小鱼在外地怀孕生子的话就回不来了，但陈小鱼在1979年还是怀孕了。这下子陈叙一可真急了，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写报告，并由上海市电影局把报告转呈上去。

这次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报告被批下来了，陈小鱼被批准调回上海了。但是由于那时如果人回上海就必须要有单位接收，在那种情况下，陈叙一就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局里开了口，问能否把他女儿调入电影局。局里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让陈叙一赶紧办手续，于是陈小鱼由吉林回上海的事就进入了“走程序”的阶段。

由于当时有孕在身，不方便长途旅行，陈小鱼就把调动文件寄去了吉林，没想到那份文件却在半路遗失了。陈叙一只好亲自出马，远赴吉林，到陈小鱼在当地的单位——吉林省四平火车站把所需图章一个个地敲了出来，陈小鱼的户ロ才总算是回到了上海。

可是，就在陈小鱼的户口回到上海的那年，有人向上面举报说时任上海市电影局主要领导某某某和谁谁谁的子女违规进入电影局工作了，看到这种情形，陈叙一就对局领导说:“你别作难，这孩子我领回家，就挂在那儿。”

由于当时按政策，陈小鱼就只能进属于上海市电影局所属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洗印车间，而爱女心切的陈叙一不想让女儿去那个污染严重的地方，他就把陈小鱼的户口挂在家里，人就是不去大集体报到。

就这样，陈小鱼在娘家一待就是13年。在这13年里曾经有很多厂里的老人跟老厂长说:“陈叙一，你就开个口吧，我们帮你写!”而他就是不肯。后来陈叙一退居二线后，上译厂时任厂长陈国璋甚至跟他讲:“老头子，我帮你写，但你自己在报告上签个名总要的吧?”

人家话儿已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陈叙一却还是倔强地回答:“不要了，这女儿我养得起。”

在那段时间里，陈小鱼先是生下女儿倩倩（贝倩妮），后来她妈妈莫愁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8年，其间都是由陈小鱼伺候的。1988年莫愁去世后，老厂长接着又病了，陈小鱼一面带孩子，一面照顾父亲。一直到1992年老厂长去世后，陈小鱼的工作问题才由陈叙一的老友白穆向上译厂领导再次提出来。白穆当时说:“陈国璋，你们一定要让小鱼有个单位。”

就这样，陈小鱼以42岁“高龄”进入上译厂工作，也算了却了陈叙一生前的一件心事。

曹雷回忆：

老厂长晚年得了声带癌，声带被摘除，不能说话了，跟人交流，只能拿笔写在板上。病重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他写了四个字 ：“从此无言。”，他用手里的笔在这四个字上用力点戳着，我安慰他说 ：“老头儿（大家对他的昵称），你不要难过，你心里面那些最美的语言，从来不是说出来的，是你写出来的。”他看着我，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有一次，上海电视台找我做二十集的美国电视系列剧《黑暗的公正》，让我做译制导演，还让我帮助找翻译。我一看是“警匪片”。每集都有一个案子发生，跟警察打交道的都是三教九流、社会渣滓，所以他们的语言有很多是俚语、下层的黑话，就连有的警察说话也很粗俗。我心想，做这类本子，非老厂长莫属！他平时注意积累，有研究，只有他才懂得那些话该怎么翻译。其他的年轻翻译，到词典里去找，是找不出来的。那时候，陈厂长虽声带被摘除，但身体还可以，在家里休养。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把电视台这个本子的情况跟他说了，问他能不能接这个活。因为他已不能说话，我就说：“老头儿，如果你能接的话，就拍一下话筒，不行的话，就拍两下，我等你回答。”我握着话筒等了一段时间，听到“啪”响了一下，我屏气等着第二下，没有！当晚，我就把原文剧本送去了他家。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淮海中路的电影局开会，陈叙一厂长也去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拿出包里一叠稿纸，是上海电视台用的那种五百字的大稿纸，他居然把前面几集都译好了，只见稿纸上，正文格子四周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他怕这部警匪片里的很多俚语黑话我看不懂，而他又没法用声音对我解说清楚，就把我可能不明白的地方，都在旁边写上了注解。拿着这份稿纸，我对电视台的负责人说，打印成剧本后，应该把这份原稿作为文物保存下来。也不知后来上海电视台《海外影视》栏目撤销以后，这份手译稿有没有保存，若毁弃了，真是非常可惜。据我所知，这部电视系列片的译本，是老厂长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

陈叙一患病手术期间，前来探病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由于当时大家都对他隐瞒了病情，来的人都是打足十分精神，王顾左右而言他，唯恐让老厂长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来客中最老实的就是尚华和于鼎，当他俩进病房后，尚华看到陈叙一就直接哭了，而于鼎则还能说几句话。当时陈叙一对着他俩时还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等曹雷她们一拨人来探病时，老厂长却突然用手捂住脸，掩面大哭。

陈小鱼递给父亲一块写字板，陈叙一流着泪在上面写了4个字:“从此无言!”

一时间，在场的众人全都默然无语。

最后，还是金铃（当年上译厂的小配音演员，时为SMG译制片导演）开了口:“老头儿，你最精彩的话不是说的，是写的!”

这个发生在陈叙一病房里的场面，酷似1984年电影《甲午风云》里李鸿章饰演者、辽宁人艺老演员王秋颖病重时的场景。

当时在同一部影片中扮演邓世昌的李默然在外地拍戏时，突然得知身患肝癌的老同事王秋颖病危了。他立即飞回沈阳，希望在王秋颖临终前见上一面。但当李默然赶到医院时，院方却不准他进入病房，于是双方就起了争执。情急之下，李默然的嗓门便不由得高了起来。就在这时，忽然病房里传来王秋颖的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听见了，一把推开阻拦者，大步闯进病房，在王秋颖的病床前将衣袖左右拂扫，单腿打千，低头道:“回大人，是标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已是弥留之际的王秋颖顿时泪流满面，他握住李默然的手，两人相顾无言。少顷，王秋颖合上双眼，溘然长逝。

1992年4月25日清晨5时许，一代电影译制片宗师陈叙一的生命，定格在了那个曙光初露的清晨。享年75岁。

陈叙一生前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国电视连续剧《是，大臣》，一部几乎无法翻译的电视剧，里面充满了俚语、双关语、三关语样的作品。现在的”字幕派”们肯定是不会同意译配的。但是，一旦离开了译配，有相当英语基础的人也未必真正能看懂。

《是，大臣》的译制导演曹雷说，那天，他们正在棚里配《是，大臣》，突然传来陈叙一逝世的噩耗，众人默然，录音师成樱脱口而出：“再也没有《是，大臣》了！”

果然，《是，大臣》在中央电视台的“正大剧场”播了7集之后戛然而止。从那之后，译制片的质量加速下滑，人们能看到的外国电影越多，但是从外国电影当中得到欣赏汉语之美的乐趣却越来越少。

陈叙一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 一个由他参与开创辛苦营建，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全部热情才华、智慧、心血打造的译制片时代。

创业难，守业更难，遇到不讲理的制度、秩序，就是难上加难。1992年陈叙一逝世留下的艺术真空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又起因于1984年上译厂的一场地震式的人员变动。因为当时劳动法规的硬性要求，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叶琼、萧章等14位导演、演员、翻译同时退休，陈叙一退居二线。尽管嗣后采取了返聘等补救措施，但这次粗粗暴的“一刀切”是令上译厂元气大伤，也狠狠地伤了这些艺术家的心。而这些老艺术家没有经历一次评级就退休，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工资、医疗、住房各方面都不到与他们的贡献相称的待遇。

2018年，苏秀获“法国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后发言：

“我特别想讲一下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先生。陈叙一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也是一个优秀的译制片导演。但是这都不是他主要的功绩。他主要地是把自个儿整个儿的生命，都投入在这个译制事业当中。他是一个事业家。他培养了我们上译厂的整个班子，把我从一个白丁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译制导演。所以我要说：勋章是我得了，荣誉归于陈叙一，荣誉归于上海电影译制厂。”

你看，上世纪的单位一把手，就是这么让人怀念！

参考资料：

①孙渝峰《陈叙一：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奠基人》

②普郁 昂俞暄《致敬“银幕妤声音”》

③曹 雷 林丽成《上译厂的灵魂陈叙一老厂长》

④潘争《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

⑤孙洁《上海配音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