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会宁县的古老县志中，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却鲜少进入大众视野——杨思，字慎之。他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初两个巨变时代：24岁考中进士，成为紫禁城里的翰林院庶吉士；42岁成为甘肃省议会议长，在军阀割据的乱局中主政一方；晚年又在抗战烽火中守护西北文脉。他的命运，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史：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坚守，又有现代政治家的权谋；既受制于时代的洪流，又试图在乱世中开辟一条务实之路。
第一章 会宁之子：黄土高原走出的末代翰林
1.1 边陲少年的科举传奇
1882年，杨思出生于甘肃会宁县一个耕读世家。这座“陇右名邑”虽地处西北内陆，却自古崇文重教。明清两代，会宁共产生进士20人，举人112人，素有“状元故里”之称。杨家虽非显赫门第，但父亲杨国璋早年受教于兰州书院，深知科举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
杨思自幼聪慧过人，但科举之路并非坦途。他16岁首次乡试落榜，20岁中举，24岁（1903年）参加癸卯科殿试，以三甲第45名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947年10月当选“国大”代表，翌年3月出席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1955年2月任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他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西安生活了两年时间。他诗词书法俱优，50年代初游览华山，即兴赋诗，抒发情怀，吟诗一首：“七十来游太华峰，莲花顶上倚青松。西瞳绝塞八千里，东瞰雄关百二重。岭云变幻朝霞外，渭水萦回夕照中。我是风尘厌倦客，息心高卧学仙翁。”该诗后来被文人评价很高。这一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清廷废除科举前的最后一届，也是中国千年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抡才大典”。当杨思在保和殿挥毫作答时，距离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请废除科举仅剩三年。这个细节，暗示了他未来命运的矛盾性——既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又不得不面对新世界的冲击。
1.2 翰林院里的“守旧者”与“清醒者”
中进士后，杨思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检讨。在紫禁城的藏书楼中，他亲历了清末新政的剧变：1905年科举废除，1906年预备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僚们或沉迷八股，或投身革命，而杨思选择了一条折中之路：他潜心研习西方法政之学，同时坚持每日抄录《资治通鉴》。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政治观。在1910年《申报》的一篇报道中，有记者这样描述他：“杨检讨常与人言，‘科举非恶制，恶在锢人心；学堂非万能，贵在启民智。’”这种既不完全否定传统、又不盲目推崇西学的态度，成为他日后主政甘肃的思想底色。
第二章 乱世能臣：北洋政府时期的甘肃执政者
2.1 从北京到兰州：权力真空下的机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杨思选择回到甘肃。此时的西北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张广建、陆洪涛等皖系军阀先后控制甘肃，政局动荡，财政崩溃。1918年，杨思当选甘肃省第三届议会议长，两年后代理省长。
他的上任充满戏剧性。据《甘肃通志》记载，1920年陆洪涛因镇压河州回变遭弹劾去职，北京政府电令杨思“护理”省务。当时兰州城内流传着一首民谣：“陆督军，铁手腕，杨翰林，纸糊官。”然而，这位“纸糊官”却用三年时间创造了奇迹：整顿税收、创办实业、恢复教育，甚至尝试推行地方自治。
2.2 政治博弈中的务实主义
杨思的执政风格可用“外圆内方”概括。面对军阀势力，他表面上配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暗中保护地方士绅利益；针对民众暴动，他既不像陆洪涛那样武力镇压，也不效仿革命党激进改革，而是提出“以工代赈，开垦荒地”。
最具争议的是他对回汉关系的处理。1921年海原大地震后，他力排众议，拨出库银5万两赈济灾民，其中三成流向回族聚居区。这一举动虽被保守派指责为“收买人心”，却为后续的“甘宁青三马合作”埋下伏笔。
2.3 文教兴省：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现代转型
杨思最持久的遗产在于教育。他主持修复兰州文庙，创办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推动“新学”教材与传统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在日记中，他写道：“科举废则学校兴，然学校若失礼仪之本，终成无根之木。”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甘肃近代教育格局。
第三章 文明守夜人：抗战烽火中的西北守护者
3.1 从政坛隐退到文化抗战
1928年中原大战后，杨思彻底退出政坛，转而投身文化事业。他主持编纂《甘肃通志》，抢救战乱中散佚的古籍，并资助学者向达、王重民进行西北文物调查。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发起“甘肃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文人撰写《日本侵略西北史》，揭露日军在东北的殖民暴行。这段经历揭示了他思想的另一面：传统士大夫的“华夷之辨”升华为民族大义。
3.2 在现代化与保守主义之间
杨思晚年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他支持普及白话文，却坚持用文言文撰写《会宁县志》；他引进西方会计制度管理慈善机构，但拒绝将孔庙改为新式学堂。这种“新旧并存”的特质，恰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写照。
第四章 历史评价：被遮蔽的“非典型”地方政治家
4.1 被低估的治理能力
相较于同时期的于右任、张季鸾等陕西籍名流，杨思在主流历史叙事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近年发现的档案显示，他在任期间甘肃财政赤字减少40%，文盲率下降1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颠覆了“军阀统治必然腐败”的刻板印象。
4.2 末代士大夫的精神困境
杨思的悲剧性在于：他试图用传统伦理化解现代危机，却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性局限。1949年后，他拒绝南下，留在会宁教书直至逝世。临终前对弟子说：“吾一生所争者，不过‘守常’二字。”这句话道尽传统士人在剧变时代的宿命。
在历史的褶皱中寻找答案
杨思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过渡时代”的寓言。他既是科举制度最后的受益者，又是现代政治最早的试水者；既试图守护文明根脉，又不得不与野蛮生长共存。今天，当我们重审这段历史时会发现：那些被贴上“保守”“开明”标签的历史人物，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杨思留给后世的，不仅是西北治理的珍贵经验，更是一个永恒追问：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自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