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史称黄埔军校。周恩来后来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讲到他与黄埔军校的关联。他说：“1924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时间，教过四期学生。”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我辞去了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在此期间，周恩来为黄埔军校发展及国共合作作出了杰出贡献，集中表现为五个“第一”。
第一次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军校政治工作制度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辅助党代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及宣传工作。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军校建立新型的政治工作制度。
周恩来就任政治部主任之后，坚定地认为“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也好，我们革命军里政治组织就是效法红军”。因此，他下决心改变之前政治部无所作为的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逐步在军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工作制度，使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首先是明确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按照《政治部服务规则》的规定，政治部对全体官佐、员生、士兵、夫工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有正确的政治意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为此，需通过政治训练帮助军人认清现时军队是“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先锋”。在此基础上，纠正“好人不当兵”的错误认识，改变雇佣兵的观念，鼓励军人为信仰而战。
其次是明确政治训练的基本课程及方法。为实现上述目的，政治部开设了具体的课程，比如为“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就开设了三民主义、本党宣言、总理学说、本党重要领袖讲演及国民革命概论等。开设的40多门课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社会实践、调查研究、讨论交流等方式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开设基本课程的同时，还发行期刊、专刊、文集、画报，成立剧社，教唱革命歌曲，引导学生研读进步书籍，陶冶政治情操。
再次是完善政治工作机构。政治部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撰、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刚、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这三股分别负责掌握师生思想状况、编辑出版教材、开展思想政治宣传，各司其职，确保政治工作有序进行。
此外，还推广了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根据《国民革命党代表条例》，军校各部门，军队连、营、团、师普遍建立党代表制度，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延伸到军队且得到加强，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与战斗力。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创政治工作制度的意义，恰如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徐向前所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
第一次直接领导军队政治工作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为讨伐图谋进犯广州的军阀陈炯明，组织了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校军编入东征军。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亦随军参加了东征，专门负责黄埔军校校军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
第一次东征从2月初开始，到4月已控制东江地区。东征军回师广州后，被打败的陈炯明部于9月重占东江地区。为此，革命政府决定组织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1师党代表的同时，还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周恩来领导的两次东征军政治工作，措施扎实，成效显著，极富特色。
首先是制定计划与组织队伍相结合。第一次东征之前，周恩来主持制定战争宣传计划、战时纪律规定，要求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券等，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军队的统一，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同时，立即组织针对政工人员的培训，派出宣传队先行宣传东征的意义。第二次东征时，他在主任之下，分设秘书处和社会运动科，分别处理部务，指导社会运动、宣传总队工作。他还从军队中抽调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领导160多人的政治宣传队，开展对内、对外宣传工作。
其次是军队奋战与人民援助相结合。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举行的欢迎东征军大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释国民革命军的性质。他强调，这支军队与旧军队的区别在于接受军事教育的同时，还接受了政治教育，每个军官与士兵都要了解中国为什么受列强与军阀的压迫，以及如何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局面，要为人民而奋勇杀敌。与此同时，周恩来反复宣传革命军“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的道理。他教育革命军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工作，同时引导各地特别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地方着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第一次东征时，“革命军所到之处，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作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再次是政治宣传与率先垂范相结合。东征期间，周恩来率政工人员积极开展政治宣传。他在东征誓师大会上，亲自作了政治动员；指导政治部印发《敬告士兵们》的传单。东征军占领淡水城后，遇到陈炯明军反扑，他率领政治部人员到前线同各级党代表密切配合，前往阵地鼓舞士气。随后，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千余人与陈炯明军主力林虎部激战时，他再次亲赴前线。据政治部工作人员回忆，1925年10月惠州战役时，“周恩来主任在前线，冒着炮火，不怕危险，边鼓励部队作战，边指挥农民协会组织武装，配合军队攻打惠州城”。有了军民的通力合作，东征军经过30小时的激战攻克惠州，取得第二次东征中的决定性胜利。
1925年4月，周恩来（前排中）和梅县商会欢迎东征军的代表合影
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校校军均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绩，其原因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毛泽东对此也予以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军队设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貌。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第一次由共产党人担任国共合作地方政权主要领导1925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汕、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国共合作地方政权的主要领导。
接受这一任命之前，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已经承担了部分地方行政事务。这一任命正式下达后，他因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继续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处理地方行政事务，直至1926年2月1日才正式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由于周恩来同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和第一军副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同意周恩来的请求，免去其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周恩来作为主持东江各属行政工作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政绩显著，影响深远。
首先是制定了全面的施政方针。周恩来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时，即公布了《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组织大纲》，并任命该署职员。他在汕头各界代表会议上说明了行政公署的主要任务，在发表的通电中进一步明确阐述施政方针。诸如，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一切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发展”。他要求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惩治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帮助地方建立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支持工农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等，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行政方略。
其次是强调新生政权的人民性。周恩来于1926年2月22日至3月3日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各县（市）长、教育局长和农工商学妇等人民团体代表95人，恽代英、彭湃、邓颖超等特聘代表24人。大会收到提案及计划书297件、报告书及调查表254件，通过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军事等方面议案93件，为建设东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次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的关注与肯定，该报认为“这次会议意义，为人民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即政府与人民合作者之先声”。
周恩来还通过发布公告、发表演讲、举办学习班、组织宣传队、培训骨干等形式，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在他的大力支持与精心指导下，东江所属各县市基本都成立了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仅1926年，该地区就组织农民100多万人，群众运动盛况空前。
直接领导黄埔军校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不久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黄埔军校中的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就集结了一批在校工作与学习的中共党员。根据中共中央规定，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按照组织原则，在部门及学生队伍中成立党小组，然后成立党支部。1925年1月，周恩来与陈延年商定，将原党支部扩大为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1926年4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周恩来为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特别重视发展中共党员。比如，他从陈赓那里了解到左权思想进步后，便亲自约左权交流。在了解左权的基本情况后，经过考察，发展左权成为中共党员。
他借助旅欧期间发展党团组织的经验，努力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5年2月1日正式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和机关部队的进步军人。该组织既是中共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教育的载体，也是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联合会在扩大共产党影响力、组织发动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学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还十分注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1925年11月东征途中，蒋介石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召开联席会，要求把黄埔军校以及军队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需请示中共中央为由，予以拒绝。1926年初，周恩来叮嘱接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们的限制。”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其中之一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保存”。面对这一状况，黄埔军校中共党团核心组织成员就如何应对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与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同志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
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制定学习制度，每周日举办报告会和讲演会。周恩来除了亲自组织活动，还多次作报告，鼓励大家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办班期间，周恩来亲自担任班主任，单独培训先前遭蒋介石下令扣押的共产党员，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准备北伐时，他时常召集国民革命军各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向军中的共产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第二次东征中，在惠州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命令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终将惠州攻克。随军参战的苏联顾问感叹道：“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指导建立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意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924年10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平定商团叛乱的行动，负责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下，革命军成功平定叛乱，使广东局势转危为安。这一事件使周恩来愈发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
武汉粤侨联欢会赠送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铁军”盾牌
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由中共广东区委从各地选调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组成，武器装备经周恩来协调，从苏联援助军校的装备中拨发。车队领导的配备与调动，均由周恩来、陈延年决定，车队人员的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二人汇报。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中选调特别官佐徐成章，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车队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如谦担任车队党代表和政治部教官。廖乾吾任铁甲车队中共党小组组长，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建立和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1925年1月，因准备随军东征，周恩来改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更直接地参与对铁甲军队的指导。比如，当铁甲车队奉命前往广宁县镇压反动地主武装、支援农民运动时，周恩来听取赵自选关于到广宁县支援农民运动的汇报后，便与廖仲恺商量，立即派大元帅府大本营卫队携重武器前去援助。得到援助的铁甲车队如虎添翼，一举歼灭该县反动地主武装1000多人，缴获武器2000多件，大大提高了铁甲军队的声望。
6月2日，周恩来在东征军回师途中发表演讲，指出：“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随后的日子里，铁甲车队在保护孙中山安全的同时，积极配合东征军作战，屡创佳绩。6月中旬，当东征军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进攻时，留守广东的铁甲军队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的指示，配合主力作战，迫使杨希闵、刘震寰两部缴械，广州政府转危为安。之后，为支持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又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担任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顺利完成封锁香港的任务。
11月，周恩来指导组建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全团约2000人，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担任团长和参谋长。独立团设立党支部，所属的3个营和直属队分别设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周恩来经常听取叶挺的工作汇报并予以指导，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任免、人员补充事宜，并主持编定干部和战士训练计划，对官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先锋，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国内外形势和进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两湖地区工农、学生运动情况，阐述了党决定由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原因，指出叶挺独立团作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同任何别的军队有原则性区别。他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独立团党支部将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作为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独立团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殊荣。这支武装力量的建立，既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军政骨干，也成为后来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重要源头。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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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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