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对孩子骑行摔车身亡案的关注，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过失致人死亡罪”。

今天简单科普一下，“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标准是什么，以及认定时容易产生哪些误区。

“过失”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二是已经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

前者是没尽到“预见义务”，后者是没尽到“结果回避义务”。同时，和其他犯罪一样，本罪也要满足“过失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大前提。

基础理论就这么多，很简单，对吧？

那么实践中难点在哪儿呢？

一是“预见义务”，应该以什么为标准？

曾经有个案子，一个银行员工，开车进入仅供内部使用的地下车库，结果有个客户，不知什么原因躺卧在了下坡路的路中间，车子不小心压到，致其当场死亡。

事后检方用人体模特做了侦查实验，认为如果驾驶员在下坡之前仔细看的话，能够看到死者小腿以下，大概是脚踝位置，进而避免碾压，因此认定其未尽“注意义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

大家可以代入一下，急转弯下坡的几秒钟内能勉强看到脚踝位置，一般人能不能反应过来？

法院审理后，就认为，你们做这个侦查实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前面有人，且能确保周围无来车，那客观上自然会更加注意和聚焦，而这不符合驾驶员的真实状态。

车库入口要急转弯且光线条件特殊，驾驶员从很亮的地方骤然进入昏暗的地方，还要注意入口两侧以免发生剐蹭，这都从客观上限制和降低了驾驶员的注意能力，你不能拿理想条件下的实验结果当做“预见义务”的标准。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它强调，世界上没有人是绝对理性和时刻谨慎的，我们在创设“预见义务”的时候，不能超过社会一般成员的预见能力。

那么第二个难点，就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还是一个真实案例：

一个丈夫带着妻子开车去看女儿，路上两人就吃不吃火锅吵起来了，妻子坚持先吃火锅再看孩子，丈夫坚持先看孩子再吃火锅。吵着吵着，妻子一气之下拉开车门跳车了。

丈夫赶紧打了120，但妻子还是因颅脑损伤严重当场死亡。

最后，丈夫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二缓三。

这个判决出来后，罗翔老师也表示过质疑。

为啥呢？因果关系判断错了。

可能有人觉得，丈夫吵架导致妻子跳车，这不是因果关系吗？

这只能说成立“条件因果关系”——即“没有A行为就没有B结果”。

但这种逻辑经不起推敲，和老婆吵架的多了，难道每一个都跳车了吗？跳车的也多了，每一个都是因为吵架吗？两者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拿来当法律的判断标准，合适吗？

这里的一个关键变量是“概率”，即行为导致结果的可能性有多高——这是“相当因果关系”的核心，也是我们刑法采用的理论。

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是多因一果的，我们必须对所有原因进行筛选。不能机械地将伤害最大的作为原因，而要将关联最强的作为原因。

我看到骑行案，也有网友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划分各方责任，包括骑行组织者、路政管理方以及司机等等，其实依据也是各方过错与孩子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司机驾驶是主因，还是孩子摔向对向车道是主因？那么孩子摔车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如我之前所说，这里介入因素实在太多太多，且每一个都对死亡结果有重要影响，单把司机行为作为主因，是很牵强的。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过非常经典的道德律令三原则，第一条就是“普遍立法”——个人行为的标准必须可以成为普遍规律。

我认为孔子的表述更优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过失致人死亡罪”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在指控行为人存在“过失”时，应该想想，社会一般成员能否通过这一标准的检验？

如果不能，那或许行为人，罪不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