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27年，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父母将我寄养在汉口一位老工人家里。在我11岁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家里养活不起的苦小孩儿，做了童养媳，在婆婆家挨打受骂，度日如年。一天，奶妈和一个小伙子突然来到婆婆家，告诉我要接我回自己的家。之后，他们俩就领着我去武汉，把我送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那儿我待了将近一个月。一个阿姨接待的我，给我洗澡，照顾我的生活，她讓我叫她夏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八路军办事处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她很同情我，给我洗澡的时候看见我身上有被打的伤，都哭了。

夏妈妈说她认识我妈妈，她跟我讲我生母的事，说：“你妈妈在监狱里牺牲了。她被捕以后，在南京被国民党枪毙了。”我在八路军办事处待了将近一个月后从武汉坐火车经西安到延安。在延安，第一眼看到父亲，他高高的个子，穿一身当时八路军的灰军装，袖子上、左胸上都有标志。虽然之前没人告诉我，我一眼就知道那是我父亲。周围人起哄要我叫爸爸，我虽十来岁了，但不好意思叫他。

父亲把我牵过来，坐下把我放在两腿之间搂着我，旁边的人还在要我叫爸爸，我不叫，越催我，我越不好意思，最后竟“哇”的一声哭了。父亲说“好、好、好，不叫了，慢慢的、慢慢的再说”。他摸着我，说：“好瘦，你不要哭，回到我身边来了，就好好地生活着，好好地吃，长胖一点。”然后说：“送你上学去。”我一听说要上学，可高兴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早就上学了，我没上过学，心里一直觉着挺遗憾，所以父亲一说让我上学我就挺高兴。

后来，就跟着他骑马，他在前头，我在后面搂着他、抱着他，但还是不叫爸爸。要上学了，得有个大名。父亲和谢飞妈妈两个一块商量给我起名。原来我的名字有个“爱”字，父亲说加一个字就行了，加个什么字？就加了个“琴”字。在延安那段时间，每天吃完晚饭，父亲就出去散步，我就陪他到处走一走。有时候走着走着碰到了朱老总等一些领导同志，他就要我叫伯伯、叫叔叔。当时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比如说毛主席，我叫“毛伯伯”，朱老总我就叫“朱伯伯”，还有叫叔叔的。

晚上我跟父亲睡一个窑洞，他睡外头，我睡里头。一盆水洗脸洗脚，他先洗、我后洗，他洗完后说：“来，爱琴，跟我拿毛巾。”两块毛巾，我也不知道拿哪块，他就指拿哪块，完了他就蹲在那儿给我洗脚。洗完了他说：“你先睡，我这儿还有点事。”就趴在靠窗户那桌子上，点着煤油灯写东西。等我睡一觉起来，他还在那儿趴着，第三次看他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还在那儿趴着，我就想，这是睡了觉（还是）没睡觉？

父亲在我面前很少讲起我母亲，他只告诉我妈妈已经牺牲了。妈妈牺牲时他也不在，工作需要他出去了，妈妈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工作，被捕了（何宝珍送刘少奇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党的决定，留在上海坚持工作。1933年3月，因为营救被捕的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后被捕入狱。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身份暴露，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他说你要是想知道你妈妈的事情，去找几个老妈妈，像帅妈妈（帅孟奇），还有几个跟你妈妈一起在监狱里待过的人。

后来儿女们回到他身边后，他曾对我们说：“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过了两个多月，湖南老家父亲的六哥送我哥哥刘允斌过来。这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哥哥过几天就过来，到这儿来念书，你弟弟在上海，你妈妈被捕的时候就留在上海，现在还没找回来。我这才知道还有个弟弟在外头，跟我一样的受苦，心里非常难过。

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才找回弟弟刘允若，那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我到延安时，已经11岁了。在延安念了一年书，先是在延河边上上了几个月的课，那时候延河水清清的，我们在延河边上就地而坐，有时候坐在马扎上，在大腿上弄一块板子当课桌。也按一年级、二年级分班，早晨唱着抗战的歌，走着去，有人打拍子，有人喊一、二、三、四，到晚上才下课。在学校吃一顿中午饭，都是一样的饭菜，下午回来也是打着拍子唱着歌走回来，有时候扛着棍子当枪，嘴里喊“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在延安生活安逸，我的个性也慢慢变了，人也开朗多了。照顾我的谢飞妈妈因工作需要要离开延安了，父亲很快也要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竹沟镇。组织上决定送我和哥哥去苏联。我记得我们是1938年8月29号走的，从延安坐汽车一直坐到西安，后来到兰州坐车，在兰州碰到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和他们一起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我和哥哥刘允斌，还有陈祖涛（陈昌浩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四个人住在八路军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周伯伯和邓妈妈住在别处。在乌鲁木齐大概住了一个月，等总理和盛世才调解、谈判。

等周伯伯把事忙完了，我们又跟他坐了一段飞机，从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到莫斯科后，我们先到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这个国际儿童院是专门为中国孩子建的，有三四十个孩子，给我们配备的有指导老师、生活老师、图书管理员，也有医生，有医务室，还有一些课外活动的室内体育场。我们到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将近一个学期。1940年暑假以后，我们搬到伊万诺沃学习，下课以后还回国际儿童院。

1941年6月22日，就要放暑假了，战争爆发了。广播里听莫洛托夫、斯大林讲话，大家心理压力都很大。苏联全国很快就动员组织起来，我们也加入其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大班组像刘允斌他们，平常练枪、搞防空演习、到屋顶值班。因为我们离莫斯科比较近，白天经常有敌机过来，敌机想轰炸莫斯科，进不了，没办法只好往回飞，再远了燃油可能不够，就拐弯到我们那个地方，把炸弹往我们那儿扔。

伊万诺沃是个工业城市，以纺织工业为主，这时候转为后方供给，做棉衣、棉斗篷这些东西支援前线。我们也分了组，我在的缝纫组那时候任务繁重，负责给战士缝棉袄、斗篷、棉手套，还钩织手帕、台布、枕套这些东西，完了以后拿到市里去卖，拿卖的钱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给他们买信封、信纸，买吃的、玩的。有时候还代他们写家信。我们也到医院帮伤病员洗纱布、喂水、擦伤口、擦脸擦手、洗脚，甚至帮他们端尿盆，还给他们唱歌、跳舞，让他们开心。

我记得还到农村去割过麦子、挖过土豆等。土豆是很重要的粮食，莫斯科的九、十月份，天气已经比较冷了，挖土豆手冻得不得了。后来老师们想办法买了一些手套，稍微好点，但因为土是湿的—三下两下手套就湿了，弄了很多泥巴在上头，但比光着手要好多了。有一次去伐木，结果食品没有接上，我们在那儿等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因为这段经历我还在1995年获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的证书和纪念章。哥哥刘允斌性格不像我这么活跃。他一心一意地学习，先是去了钢铁学院，因为他喜欢化学，学了不到两年就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去学化学。他在儿童院的时候学习就很好，免试进入莫斯科大学。

父亲去的那一年他正好在莫斯科大学读二年级。他1957年回国，回来后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他到包头工业点，我去那儿看过他几次。我们这些人里刘允斌的学历最高，他读了研究生，唯一的一个。我在儿童院念到了八年级，八年级毕业后，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本来成绩还算可以，还有两年就可以考大学，但一看战争结束以后儿童院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们都走了，我那个班里像保加利亚的，东欧那些国家的孩子们很多回国了，要好的朋友都走得差不多了，心里就挺别扭，借口说暑假看我哥哥去，一个人提着个包就去了莫斯科。

从儿童院去莫斯科的孩子挺多，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一个宾馆里，在那儿我们有一个房间，节假日可以聚一下。我和一个女同学住了几天，哥哥就来问我：你玩了几天该回去了。我说不想回去了，想考学校。他说，只能考中等技术学校，我说那也行。他让我试一试，没想到我考上了。正好留下来，这样在莫斯科又待了三年。我考上的是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三年制。后来父亲问过我“通讯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問秘书他们也不知道。当时我们实习也好、写论文也好，跟邮电部门联系多一些。

在这所学校我谈恋爱了，后来就结婚了。1949年7月初的一天，陈祖涛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辆车，把我接上，说“走走走，给你请假去”，我问什么事，他不告诉我，后来才知道是父亲来了。见到父亲的时候，一开始我没告诉他我结婚了。所以父亲刚见着我还挺溺爱，挺心疼的。父亲跟我比个子，我到他鼻尖那儿。他说，你比你母亲高一点儿。我问我母亲到你哪儿，他说到他嘴唇这儿。

过了一段时间，我哥哥跟他说我已经结婚了，父亲一听很生气。因为他在送我们来苏联的时候就说过，不要在那边结婚、谈恋爱什么的。他劝我结束这段婚姻，不管怎么样得回国。我说我回，但是得把对方带上，他不同意。具体原因当时我分析不出来，所以跟父亲闹得挺僵，到最后我不得不服从他。

要是问我是否为此事怪过父亲，我曾经怪过，但“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父亲的事业太艰难了，我不怨我父亲，怨自己考虑不周。父亲在苏联期间接见了我们那一批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有重点地谈了一些。鼓励大家好好学习。“马上就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回去以后，正是你们做贡献的时候。”其实这种想法、学习的目的在同学们之间都是比较明确的，一定要学习好，然后回国去搞建设，始终是没变的，包括我在内。当时跟父亲参加过几次活动，和他一起到农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学家巴甫洛夫的试验田参观，到航空节看飞机表演。有时候父亲单独带允斌出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一些活动，允斌还可以当翻译。

1949年8月中旬，我跟父亲从莫斯科出发回国。在火车上，父亲还在紧张地工作，批阅、审改文件，同代表团人员谈话。列车到达满洲里，我们进入祖国境内，换乘了国内的专列。刚刚上车坐下，父亲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了国内了，不当客人，是主人了，一切安排都要从简。你们带爱琴到餐车同大家一起吃饭，她不要再和我一起吃饭了，不能再享受特殊待遇了。”父亲对我们总是这样严格要求。回国以后，他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对其他兄弟姐妹也一样。

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与在苏联学习的子女刘允斌（右一）、刘爱琴（右二）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左一）的合影

我们到达北平时，周恩来伯伯到站迎接，他在跟父亲握手时发现了我，亲切地说：“爱琴也长大了，回来了好啊。”在站台上我还见到了王光美妈妈和弟弟毛毛（刘允若），他已经十七八岁了。

回来以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在师大女附中我一边教俄语，一边学中文。新中国刚成立时有一股学俄语热。我带了几个班的俄语课，还教附中老师学俄语。在师大的时候，工资是薪金制。这点父亲都安排得好，也想到了：给我够吃饭的就行了。我教起俄语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从字母开始教，对我一点困难没有。当时我有的是时间学习中文，我跟着班学，上课学习中文，下来自己练写字。人家初中一年级上课，字都会写了，我还不会写，一笔一划还得跟老师学，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这样，学了一年后，1950年10月，正好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在莫斯科时我跟父亲提过我想留下来继续上学，他说你不用，回去上学，将来有大学，你可以上大学的。回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要成立一个人民大学，就提出想去上人民大学。可能父亲也这样想，于是一拍即合。当时入学不是考试，学生主要是一些工人、年轻干部，还有一些解放过程中加入革命队伍里的年轻人、学生等等。当时人大的学制是三年，课程安排得比较全面，分系也比较合理，设置的都是一些将来建设国家需要的学科。我因为过去是学经济的，就被分到统一经济计划系学习，当时没有什么课本。一年级主要学的是通史、中国革命史等，也学点政治理论方面的东西。上人民大学的时候因为听不懂中国教师的讲课，我学得比较吃力。好在主要的课程由苏联专家讲，专家讲一遍我听一遍，完了再听一遍中文翻译，等于专家的课我听了两遍。笔记记得马马虎虎，讲完俄语了，还没记完呢，这边翻译出来了，就得好好地听。听翻译讲的时候哪个字会写就写哪个字，就这么记一下笔记，下来还得借别人的笔记看一看。在人大期间，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1950年6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入党，1951年党员预备期已满，这时，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父亲得知这个事后，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在系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说被取消预备党员转正资格时，头“嗡”的一声，很震惊，为此我痛苦了好几天。党支部负责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将父亲的意见转告我。我那时思想乱极了，心里怪父亲对我太严格了。后来我想通了，我回国以后这段时间和父亲接触得较多，他对我是比較了解的，觉得我距离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差距，他不同意我转正是有道理的。这次事后，我进行了认真思索，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又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些长进。父亲看到我的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

我一直到14年以后，1965年4月份才正式入党，1966年4月份转正。

1953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毕业后直接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业处，工作了五年。195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在内蒙待了20年。到内蒙我被分配到综合局，管轻工纺织工业。我去的时候，呼和浩特市就有第一麻纺厂、第二麻纺厂，后来又搞了两个新的棉纺厂。先是搞了个粗纺，后来搞了一个精纺，锭数还挺高。在包头搞了一个一万锭的棉纺厂，这个棉纺厂几乎是我一手搞起来的，从它破土我就在那儿，经常是吃住在那儿，包头、呼和浩特市来回跑。一直到它投产、开工。我下去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我怎么的，人们对我也挺热情，挺支持我的工作。

但在“文革”前期，1966年年底，就不同了，人们一听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来了，这还了得，刘少奇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他女儿来了得看一看。工人也不干活了，人还没到呢就围上了，把我急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只好上宿舍躲起来。最后一次去，他们没给我安排住处，就让我在会议室等着，也不告诉我等谁，我就被撂那儿了，当时还带着孩子（“文革”刚开始，不放心孩子们在家）。到了晚上也没有人，我只好找了两个条凳一并，跟他们要了两床被子，垫一床盖一床，娘俩儿就这么睡。就这样在那里待了三四天，按领导要求从计划处和生产处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搞了一些资料。完成工作回来以后，我们处长已经不让我汇报了，直接把我隔离，不让工作了。

1966年7月，单位派我去北京送材料，回家里住了一宿，父亲和我谈了一些话。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1968年4月，我被关进隔离室，被威逼交待父亲的“罪行”，不交代就批斗。6月，又被转到当时所谓“群众专政”的监狱。

1969年11月16日，我才听说父亲去世了，我当时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起床，一直默默地在那里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