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的一天深夜，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跳楼自尽。

从三楼摔下后的邓朴方身受重伤，但意识尚清。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成为“高位截瘫”者。

这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他的名字叫做王凤梧，原为北京外文印刷厂工人，当时是北大工宣队的一名成员。

如果不是王凤梧，想必小平同志会永远失去爱子……

邓小平与卓琳共生育五个孩子，邓朴方是夫妻俩的长子，生于1944年。

那时正值抗战末期，幼小的邓朴方随着父亲转战于华北、华东、西南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进京后，邓朴方就读于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得益于淳朴严格的家风，使得邓朴方为人非常低调，少有同学知道他是邓总书记的长子。

1962年秋，成绩出众的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好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核物理系。进入北大后，邓朴方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

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两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猝不及防的爆发了。

1966年6月初，邓朴方与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的工作，告别当地父老乡亲，乘火车返回北京继续学业。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的一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原本与同学有说有笑的邓朴方，立马意识到北京的政治形势可能发生大变。回到学校后，邓朴方与其他同学被裹挟到这股难以阻挡的洪流中。

随着这场政治风波愈演愈烈，反革命集团将魔爪伸向了他与他的家庭。父亲邓小平受到错误对待，已是大四生的邓朴方同样受到牵连。

那时的他极端苦闷，经常借酒浇愁。尽管如此，邓朴方还是相信党中央与毛主席会给自己一家人一个公正的答案。

然而，初出茅庐的邓朴方政治经验还是过于浅薄，他不经意说的一些话，传到造反派那里就是堂而皇之的“罪证”！

1968年，北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掌握了邓朴方的最新“罪证”。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他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追查，很快就被打成“反革命”，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造反派们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折磨邓朴方，强迫他说出各种不实言论，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

1968年5月的一天，邓朴方写下一份绝命书，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从北大东门外的那座灰色大楼三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稍稍拦住，伴随“砰”的一声巨响，背部先落地，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不知过了多久，邓朴方慢慢苏醒，他感觉浑身剧痛，周围有几个监管的人正在面面相觑。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向周围人说：“我要求治疗。”

只是，邓朴方之前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选择自尽的这一举动，反倒被造反派抓住把柄，称他“畏罪自绝于党和人民”。

最终，邓朴方被人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急诊室，而后邓朴方又被转入北大校医院。

他在北大校医院的门口整整躺了一夜，无人理睬。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成为高位截瘫者。

这一摔，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之后数月，邓朴方就躺在北大校医院的一间空病房，几乎没有外人去探望他。

1968年9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北京外文印刷厂一位名叫王凤梧（此王凤梧与开国少将王凤梧不是同一人，切勿混淆）的工人师傅被派到核物理系。

一天，邓朴方的同窗曾同学找到王师傅说他借过邓朴方20元钱，现在马上学校要分配，就想着把这笔钱还给邓朴方，但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王凤梧想了一想，把这20元接了过去说：“钱还是应该你自己去还给他，不过他究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去打听一下，把钱拿着看情况再说。”

王凤梧拿着这20元钱，找到工宣队的领导打听邓朴方的下落。就这样，他突然出现在许多天都无人问津的邓朴方面前。

那时的邓朴方正在发高烧，王凤梧用手摸了一下额头，发现烫得惊人。经过简单询问，王凤梧了解到邓朴方的悲惨经历。

他还发现邓朴方这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更没有药物，便出门找医生。一回头，发现门口有两个女孩子，正泪眼婆娑地站在那里不敢进来。

原来，这两个女孩子正是邓朴方的两个妹妹——邓楠和邓榕。原本和谐美满的一家人，居然落得如此下场，不由得让王凤梧更加痛心与惋惜。

王凤梧找到医生，要求他们给邓朴方看病，他还把20元钱还给了邓朴方，并嘱咐邓楠和邓榕：“你们两个妹妹好好照顾哥哥，他病情挺严重。不要怕，现在是工人农民做主，有事你们就去北大西南楼来找我。”

第二天，王凤梧给邓朴方送来当时印发的学习材料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并嘱咐了一些事情。

看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毫无活力的邓朴方，王凤梧不禁暗暗感叹道：“这个孩子应该是个好孩子，同学们都说他学习好，没想到居然落得如此田地。”

邓朴方似乎看出了王凤梧的想法，于是推心置腹地告诉他：“我还能干，一定会忠心于党和人民。虽然自己不能行走，但将来还能当个科学家，也能当个老师，甚至能去厂里当技术员。”

好景不长，王凤梧探望邓朴方后不久，校医院坚持让邓朴方出院。没过几天，宣传队的一个小领导把王凤梧找去谈话，让他离开北大，回工厂接受劳动再教育。

王凤梧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不放心重病缠身的邓朴方。思来想去，这位热心淳朴的工人师傅不顾危险，回到厂里找了一辆平板车，拉着邓朴方跑遍北京城四处求医。

他们二人先来到东城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请一位中医看病，对方建议邓朴方应该去找西医骨科治疗。

王凤梧又立即回到北大校医院，找到一张邓朴方的X光片，二人再次出发前往北京市最好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寻求治疗，但遭到拒绝。

王凤梧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人，他实在毫无办法。本着“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只好一路向上级反映情况。

周恩来总理在得知了邓朴方的情况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命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过问此事，邓朴方这才住进积水潭医院。

经过专家会诊，邓朴方的病情已经糟糕透顶，双下肢截瘫，并发感染高烧40摄氏度。

当时的他还希望能通过中医针灸、按摩治疗截瘫，重新站起来。为此，邓朴方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病情却始终未能得到好转。

1971年初，邓朴方又被造反派带到了北京清河一家救济院。救济院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如邓朴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人年老体衰，根本无人过问，甚至大小便失禁。

环境虽然恶劣，但邓朴方没有抱怨什么，还是一直咬牙坚持。

其实他哪里清楚，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令”，以“战备疏散”为由，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送到全国各地。

当时邓小平、卓琳以及邓朴方的奶奶夏伯根（夏伯根是邓小平的继母），三位老人于1969年10月20日前往江西新建一家拖拉机修配厂生活工作。

远在千里的邓小平夫妇，实在无暇照料失去行动能力的邓朴方。

就在邓朴方几乎陷入绝望时，还是善良淳朴的工人师傅王凤梧挺身而出。

1971年春的一天，王凤梧终于找到了邓朴方，他发现邓朴方不知从哪找到一辆手摇车，已经可以在救济院附近活动。

中午，二人在救济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又聊了许多。到了晚上，王凤梧按照规定准备把邓朴方送回去。

临别时，他一遍又一遍的叮嘱道：“胖子（胖子是邓朴方的昵称），救济院的东边是京昌公路，什么人都有，你可别到那里去。还有陈伯达已经出了事，你千万要留神，我下次还来，你不能乱跑。”

分别后，王凤梧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落泪，他看到邓朴方还算乐观，心总算放下一半，但还是得想方设法把他给救出来。

不久，邓朴方正在天津工作的小姑从湖北休假回家，途经北京时正好遇上王凤梧。在王凤梧、小姑，还有301医院一位姓李的护士共同努力下，邓朴方的消息传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夫妇。

邓小平、卓琳心急如焚，夫妻二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道：“我们三个老人没有什么大事，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

经小平同志的多次争取，1971年6月，中央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邓朴方来到江西后，由于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母亲体质较差，奶奶已经70多岁，每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邓小平成为照顾儿子的“主力”。

拖拉机厂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派来一位身体好、思想端正的妇女专门护理邓朴方，让小平同志稍稍轻松一些。

在父母身边的邓朴方，重新燃起了对梦想的追求，他每天坚持锻炼，认真学习。

1973年，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十年后，邓朴方主持创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许多与他同病相怜的残疾患者谋求福利。在人生的赛道上，邓朴方闯出了另外一条路。

而那个曾经对邓朴方提供过无私帮助的工人师傅王凤梧，则一直留在印刷厂工作。

80年代，小平同志曾特意找到王凤梧，想解决他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但被王凤梧婉拒了，只是询问了邓朴方的一些情况，当得知“胖子”一切都好时，他欣慰地笑了。

参考文献：

[1]秦燕.“文革”中的邓朴方[J].广西党史,1997(02):17-21.

[2]国英男,关吉臣,闫闯.邓朴方与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13(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