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苏州桃花坞，风景秀丽，曾是明代文人府伯虎住过的地方。

后来，却住着一位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副军职离建干部，他就是当年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

刘金山同志于1938年参加革命。参军前，他是山东枣庄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工。

当机车夜晚停运，他便守在机车的锅炉旁，不断地往里面加煤，以免机车熄火。

平时，他还常常要拎着一桶水爬到车头底下擦洗车身。在我地下党的宣传影响下，他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峄县支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鲁南铁道游击队建立不久，他被调到铁道游击队，先后任中队长和副大队长，两年后，铁道游击队原大队长洪振海在微山湖战斗中牺牲，刘金山遂接替了大队长的职务。

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

日军消灭不了铁道游击队，就把驻临城的特务队队长黑木少佐撤了，调来了一大佐高冈任特务队长。

此人阴险狡诈，给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一定困难，洪振海同志就是因此而牺牲的。

这时的刘金山，虽然才20多岁，但已经是久经战火考验的指挥员了。

他知道，要想打压日军的嚣张气焰，必须“向擒王”，除掉高冈。

然而，高冈龟缩在临城，日本军、伪军、特务队重兵驻守，要打日寇的首脑机关，谈何容易！

为此，刘金山三次化装进城，侦查敌情。

第三次，刘金山在街上被特务认了出来，一声警报，几分钟内全城戒严。

可是，当敌人下令关闭几个城门时，刘金山凭着机智灵活，早已溜出了城外。

这一天晚上11点，刘金山带着铁道游击队的一部分队员摸到临城车站对面的封锁沟。

政委杜纪伟在外接应，刘金山着两个小组化装成铁路工人混进了车站。

由于地形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已摸清，刘金山和副大队长王志胜带领一个战土一下子就潜到了高冈设在站台的办公室外。

高冈有深夜办公的习惯。办公室里间睡着两个班的务，门口还坐着一个警卫。

刘金山屏住呼吸从气窗玻璃的反光看进去，那警卫正趴在桌上打盹，高冈也埋头在看文件。

刘金山左手拧住门把，右手打开20响的机头，猛地推开门，把枪口抵在警卫的后脑勺上就搂了火。

枪声一响，高冈惊抬起了头，仲手就去抓摆在电话旁的手枪。

说时迟，那快，刘金山枪口一扬，“叭”地一声，正中高冈眉心。

身后的副大队长王志胜跟着冲上去堵住了里面的房门，原来两个班的特务睡在里间，枪却架在外面的办公室里，一个特务刚一露头，王志胜一枪打掉了他的鼻子，里面的特务又缩了回去。

这边，刘金山提起一挺机枪抱在怀里，说了声“走”，三人便撤向封锁沟。

这时，城里枪声大作，警报急鸣，离站台几百公尺就是兵营。

守候在封锁沟旁的杜纪伟十分着急。他刚把头伸进丝网里去探望，“呼”地一个身影来到面前，正是刘金山。

杜纪伟接过一挺机枪，就把头往回缩，结果头皮被拉了一道口子。

杜纪伟同志解放后担任了济南军区炮兵副政委，有一次碰到刘金山，还摸着头皮说起这件事。

刘金山在撤出车站前还玩了一个小小的计谋。

他把一顶湘军的帽子和一块伪军军装布挂在车皮之间的连钩上，给敌人造成一种错觉。

因为在临城站对面有个古井村，驻着伪军一个团，是国民党投降的部队，团长姓严，所以这个团称“小严团”。

他们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无恶不作，还经常骚扰铁道游击队。

这次，刘金山施了“借刀杀人”计，日本人果然上当了。

天一亮，他们就把“小严团”的军官都扣押起来，这一团人的武器也全部缴了，并把当兵的遣送别处，“小严团”就这样垮了。

后来日本人发现上了当，已为时太晚。

1942年深秋，鲁南军区命令铁道游击队立即为115师解一个团的过冬棉衣。

刘金山从山里接受任务回来之后，带领铁道游击队进城打了一个洋行，但只搞到了几万块钱，没有布，有钱也没处买布。

刘金山想，还是要吃“两条线”。

一天侦察员报告，敌人当日要从潍坊运4车皮被服到蚌埠，晚上12点路过临城。

得到这一消息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刘金山及时和队干部研究了截车方案，决定派人混进车站上车去摘钩，把后4节车皮甩下来，同时动员群众和船只运布。

会后大家分头行动，两个小时不到，4000多名群众和30只船就集结齐了。

船停在离截车点最近的湖边，大约有12里路程，群众则集结在沙沟站与韩庄站之间。

装载被服的列车一过沙沟站，后4节车皮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甩了下来。

群众在游击队的组织下，一拥而上，抬的抬，扛的扛。

那车上有被子，有棉衣，还有布匹，跑得快的，运了一趟又来运第二趟。

再说被切掉了尾巴的列车，一直开到徐州才发现少了4节车皮，连忙一个站一个站地查，才知道在沙沟丢的。

日本人立即从临城开出铁甲车来救车皮。

这时，铁路附近还有一两干群众，游击队兵力也不多，而天却快亮了。

刘金山一面命令把来不及运走的被服烧掉，一面命令掩护群众快撤。

因为铁路两旁十几里都是开阔地带，如果天大亮，群众就会完全暴露在铁甲车的火力射程之内。

正在焦急万分之际，“老天爷”帮忙了，一场浓密的大雾突然弥天盖地而来。

这雾越来越浓，对面几步就看不见人影，铁甲车上的鬼子抓瞎了，只好用枪炮乱打一阵，群众则全部脱了险。

经过8年浴血抗战，日本鬼子投降了。

由于敌伪合流，一些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

被鲁南军区和新四军7师包围在沙沟一带的一千多鬼子和一千多伪军也想顽抗。

为了各个击破，上级决定先消灭伪军。

7师师长林维先把刘金山召去，问他：

“你在这里和鬼子打了四五年交道，驻沙沟的日军里，有你熟悉的人么?”

刘金山想了一想说：“有。就是被撤职的特务队长黑木。”

林师长说：“派你一个人去告诉敌人，我们打伪军，不许他们动手。能做得到吗?”

刘金山拍拍胸脯说：“行!”

刘金山找了一套干净的军装穿上，扎上武装带，在腰里插了一把驳壳枪，弹夹里装满了子弹，心想：要是谈不拢扣起来，我拼他一个够本，拼他俩赚一个。

正要出发，林师长却告诉他不准带枪。刘金山想不通。

林师长说：“人家一千人，你能打死几个?我们要的是他们不动手，这是大局。”

刘金山终被说服了，放下枪，赤手空拳只身一人进了沙沟。

日军用麻袋垛在路口上，见来了一个八路军，几个鬼子马上端着刺刀上来了。

刘金山也会几句日语，他镇定自若地说：“我要见黑木少佐。”

日本人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就去报告。

10分钟左右，里面叫他进去，身后六七个日本兵用刺刀押着。

进了司令部，黑木在里面，中间还坐着一个少将。

黑木呱呱讲了一通，说这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打了几年交道。

少将闻言点点头，叫他坐下，倒下一杯水，还递上一支烟对金山义正词严地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打伪军，与你们无关，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否则就一块儿打。”

翻译把这些话翻给少将听，那少将眼珠子转了转道：“我们不动手，八路军保证不打我们吗？”

刘金山当即放下话：“八路军说话算数。我们进攻伪军时，我可以坐在你这里。”

日本人默认了。

当天晚上，新四军7师和八路军鲁南军区的部队向驻守的伪军发起了攻击。刘金山只身折回日军司令部。

日军果然没有动手，看着附近的伪军被新四军和八路军围歼。

枪声渐渐稀疏了，不一会，突然又乒乒兵乓响了一阵。

只见少将和黑木怒气冲冲来找刘金山，质问八路军为什么向日军开枪。

刘金山一口咬定八路军不会无故开枪，日军不由分说把刘金山扣押了起来。

刘金山在一个黑屋子里被关了一天，带去的两包烟全部被他抽完了。

这时，翻译恰巧从门口路过。刘金山装着跟他借烟，从翻译口中得知刚刚打枪是因为有30多个伪军逃到了日本人这边，八路军在追击中开了枪。

现在伪军正在站台上，刘金山马上提出要见黑木。

黑木来了，还带来了两包香烟。

于是，刘金山把刚刚翻译讲的事情又说了一遍，黑本却推说不知道。

刘金山说都在站合上，不信你和我去看看。

黑木只能将刘金山带到车站，果然，三十几个伪军蹲在那儿。

黑木无话可说，只得放刘金山。

刘金山已经一天都没有吃饭了，临走时还向黑木要了一个面包。

后来，7师又接到华东局的命令，要逼迫沙沟的一千日军缴械。

刘金山说，还是让我去找日本人谈。

这次他和铁道游击队政委一同进了沙沟。

日本人很狡猾，谈了两三天，才同意只缴重武器，不缴轻武器，理由是回国路远，路上要自卫。

后来又说手枪不缴，步枪两一人留一支。

刘金山和政委反复阐明了我军的立场，指出日军已陷入我军重围，不全部缴械是没有出路的，日军少将只得提出面见新四军的师长。

刘金山请示了师部后，带着日军少将和黑木来见师长。

经过谈判，日军终于同意全部缴械，只留皮带、刺刀和指挥刀。

在华东战区，这是日军向我方投降人数较多的一次，那位日军少将将一把指挥刀和一只望远镜赠送给了刘金山。

而刘金山直接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了了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手上。

抗战胜利后，铁道游击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二营，刘金山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

至此，铁道游击队番号才停止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准备安排刘金山到军委工作，但他却拒绝了，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够，于是自请转业到一个小地方，像是工厂或是农村都可以，然后再为党做几年工作。

1955年授衔时，刘金山主动让级，最终被授予大校军衔。

生活中，刘金山对家人最严格的一点要求便是：从不拿公家的东西，更不因个人问题向组织开口。

也正因此，刘金山家里住的房子尽管墙壁都斑驳了，但他依旧很知足，他的子女不论上学还是工作，也从不曾沾过他的光，全凭自身努力。

1999年，刘金山在苏州去世，享年91岁，自此走完了英勇斗争、甘于清贫的一生，他的一生，尽管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却为世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