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成都地铁偷拍事件”一审立案，我是从那时起关注到这个案子的。事件发端于2023年6月，30岁的小何在成都乘坐地铁，突然被两名年轻女孩高声指认鞋面装摄像头偷拍。赶来的警方调查后给他澄清白，分析是光线导致的误会。

这起普通的社会新闻，混在信息洪流里显得再普通不过。但事情远不止于此，这之后，小何主动在微博曝光自己被诬陷偷拍，文章中他写道，“女孩们没有道歉的态度，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遭到了莫大的羞辱。这条长微博被阅读超过4000万次，登上了热搜。

巧合的是，就在小何被误指偷拍的前几天，另一起发生在广州地铁的“张薇事件”——年轻的大学生女孩诬陷一名农民工“偷拍”。两起社会新闻同时演变成了网络事件，一场大众的审视开始了。一些网友质疑小何所说的真实性，要求他拿出证据，也有人说“肯定是因为你长得猥琐别人才会怀疑你。”

受舆论影响，也害怕被网暴，小何决定借助法律手段，撕掉“偷拍者”的便签，寻求对方一个公开的道歉。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经历了报案未立案、寻找证人、一审立案、败诉，二审上诉的过程，至今事件仍未结束。单看起因，这无疑是一件小事，一个困惑我的问题是，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为什么还要坚持？

2024年春节前夕，我与小何在成都见面。交谈中，小何反复提到两位女孩的淡漠和轻飘态度，以及毫无意识地道歉，都让他感受到愤怒和一种强烈不对等感。一审结束后，网络上出现新一波评论，他又一次陷入自证清白的漩涡中去，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舆论，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

热搜之外，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在“女性面临偷拍”的情境下，举报者和被诬陷者都处在各自的困境当中，恐惧感被无限扩大化，当我们本能地不相信别人而造成互相伤害和误解时，也是社会信任崩塌的开始。

指控

2023年12月，一审宣判，小何没能等来公开道歉。过度维权成了他新的标签，带来又一轮网暴。网络上，有人用“何五万”调侃他，源自诉讼中他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5万元，这一诉求法院也不予支持。

“你说这公平么？我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自证清白，那两个女孩对我的付出似乎毫无感知。”谈起此事，小何提高了声调，语气中包含一种愤怒，一种失望。

持续半年打官司，他状态不好，影响到了工作，2024年春节前夕，他向单位提出辞职。“没有这件事不会辞职，官司打赢了也不会辞职”，他说。

小何个头不高，面部白净，随身背着双肩包，说一口川味普通话。他已经工作8年，先是在宁波做工程造价，两年后定居成都，买了房，每月背负房贷5千元。上一份工作他是部门的主管，工作之外，他喜欢踢球，偶尔周末也会和朋友去爬山。

他看上去并不起眼，就像这座城市中的其他普通上班族一样。直到“偷拍者”的指控突然被推到他面前。

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无妄之灾，面对媒体的镜头，他已经讲了很多遍了。2023年6月11日晚上，他和同学聚完餐，从成都地铁6号线犀浦站出发，坐地铁回家。途中，他给一对老夫妇妇让了座，站到了车厢中间扶手柱的位置。

列车行驶到火车南站，距离他大约两三米的座位上，两名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大声喊：“你是不是在偷拍，我怀疑你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

当全车厢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时，小何才意识到，自己正是被喊话的那个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瞬间蒙了。

很快，地铁安保人员闻声赶来，“夹住”了他的手臂，询问女孩是怎么回事。“我看到他鞋子在闪烁绿光，上面装有摄像头，在偷拍。”女孩愤怒地说。另一位女孩也补充道：“就在他鞋带最前端，刚刚闪了绿光，我们看到了，他就关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小何回忆那一刻的感受，“就像在众目睽睽下被逮捕。”

图/被指控鞋面装摄像头偷拍

高声喊话的两名女孩戴着口罩，一个大约30岁，戴着帽子穿着裙子，另一个20多岁，穿着短裤。女孩要求他脱下鞋子检查，小何照做了，他回忆那时的状态，更多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他甚至不敢用手，“怕被怀疑是在销毁证据”，只能用左脚蹬掉右脚的鞋子，单脚站在车厢中间。

女孩们对着鞋子拍照，车厢里的乘客也拿出手机记录这一刻。小何默默地站着，没有反驳。“我说我没有偷拍，有用吗？我觉得没什么用。”他有些无奈。

事件发生的前一晚，他和朋友爬了山，早上去工作，下午又有聚会，他已经超过36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地铁里坐了20多个站后，又累又疲惫。他漏出鞋子、袜子给她们看，他想这是一个误会，只要看一眼误会就解除了。

那是一双普通的白色运动鞋，小何记得，自己脱鞋后，一名戴眼镜的男性乘客曾主动替他辩解：“鞋子上面都没有装摄像头的空间呀？是不是鞋带上的金属扣在反光？”

此时，列车安全员开始用对讲机呼叫，按照要求他需要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等待下车的十几分钟里，小何心里始终很疑惑，为什么她们会怀疑我？我是在偷拍谁？他仔细观察车厢的情形，列车前进方向右边一排大多都是男性，左边那一排女孩穿了长裙，但离他很远。他的面前站着一位年纪较大的阿姨，拉着她的小女儿，听到声音后，她们本能地后退了一下，这个举动让小何感到很难受。

图/事件发生时各自的位置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前两天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广州地铁上一名女大学生指控农民工大叔偷拍视频，当网友都在抵制偷拍时，很快事件反转，官方证实，男子并无偷拍行为。他曾和同事讨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证据就能随意诬陷么？况且在公共场合，对方没有拍隐私部位，也能算偷拍吗？”

广州地铁事件仍在网络上发酵，指控女孩的名字、信息被层层披露，其读书的学校以及实习企业一同卷入舆论漩涡，接受大众的审视。

小何内心忐忑。下车前，始终沉默的他向陌生的乘客发出请求：“如果大家明天没看到相关新闻，请相信我没有偷拍。”

他害怕，处理不好他很可能就“社会性死亡”了，而“偷拍者”的标签将会存在于那些乘客的记忆中。

清白，和敷衍地道歉

列车到站，一名安保人员“搀扶”着小何走出车厢，要求他站在站台电梯的扶手边等待。他光着右脚，双手背后，单腿靠墙站立。

一名站台工作人员前来了解情况，两名女生重申：“他刚刚在偷拍，鞋子上有绿色的摄像头，等我们看向他，他就把摄像头关掉了。”

小何没有反驳，他提出应该马上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等待了大约30分钟，一辆辆列车到站，乘客们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他觉得自己正在被审视。其间，他曾试图掏出手机回复消息，但两个女孩谨慎地凑上前来，防止他“销毁证据”，他不屑地看向女孩，并向对方展示手机屏幕。女孩被激怒了，眼神轻蔑，对他说：“放心，我们错了会给你道歉的。”

回忆整个过程，小何用“克制”来表述自己的行为，他好面子，在意自己的形象，尽管很生气，但强忍着愤怒，“让我在公众场合和女生对骂，我是做不出来的。”

女孩们没有停止指控，其中一个女孩拿起手机给朋友发微信语音，大致说了自己在地铁的遭遇，“给你们吃个瓜。”“我们是对其他人负责”之类的话语。这个行为引起小何的警觉，他很生气，“在事情没有结果之前，就直接宣传开来，这是不负责任的。”

图/小何等人站在地铁旁等待

随后，赶来的4位民警将他们带到派出所。民警仔细检查了他的鞋带，鞋舌，鞋垫等处，得出结论，他的鞋子没有任何问题。民警分析说，当高速行驶的列车快到站时，站台两边的广告牌上的光映在鞋子上，折射出了绿光，让女孩误以为是摄影头。

“偷拍者”的指控被澄清。经民警调解，两名女孩扭扭捏捏地走进门，其中一个女孩飞快地说了一句：“帅哥，对不起！”随即转身走出办公室。

女孩的行为让小何十分诧异，“我感觉她们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就像是以前读书的时候，被关系好的老师抓到办公室要求道歉，我们就会这样拖长长的调调说‘老师——对不起——’，然后马上嬉皮笑脸地往外跑。”

他气到脱口而出：“我不接受道歉。”他想起之前女孩那句“放心，我们错了会和你道歉的”，语气中显得简单而又轻松，感到自己再一次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她们根本就没有道歉，道歉的前提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其中一个女孩开始强调：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看到旁边其他人的隐私受到了影响。小何终于忍不住，他不明白：“没有人穿奇装异服，几乎没人穿裙子，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在怀疑我偷拍什么。”

夜里12点，他从派出所出来，越想越气，感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一个人前往医院急诊科做了检查。

等医院报告的时间里，他写下自己的经历，发表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选择主动曝光，小何有自己的考虑，他觉得对方很可能会添油加醋在网络传播此事，使自己成为朋友群里的谈资，“车厢上那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篇6000余字的文章传到网上两天，被阅读超过4000万次，登上了微博热搜。前期舆论向小何倾斜，大多数网友同情他的遭遇。但很快，另一些声音也开始出现，就在小何被误指偷拍的之后两天，6月12日，13日，河南、河北分别有两所大学几乎同时曝光，有男生扮女装潜入女生浴室进行偷拍。

种种事件的发生，网友们质疑小何所说的真实性，要求他拿出证据。一些网友评价他：“肯定是因为你长得猥琐别人才会怀疑你。”

一旦扩散到网络，事件开始变得复杂。由于舆论热度过高，成都地铁和警方随后公开证实了此事。事情并未结束。小何认为官方只回应了事件的真实性，没有说明自己的鞋子上有无电子设备，他记得，曾在网络中看过相似的事件，其中大多数最终没有定论，不了了之。

互联网的传播放大了他的恐惧，“网友们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偷拍。”证明清白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他决心用法律的手段撕掉“偷拍者”的标签，夺回名誉，“让对方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陷入自证的漩涡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小何向公司请了假，搬去酒店居住，着手处理诉讼事宜。

他前往派出所，希望取得相关资料。按照规定，他还需要委托律师立案，资料才能按照程序提供给律师。一些律师拒绝提供帮助，劝他即使打官司，最后可能也就获得一个赔礼道歉和一点象征性的经济补偿。

小何不想放弃，他找了4家律所，确定了其中一家，律师按类似案件的最低标准收费，这花掉了他近一个月的工资。

立案也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顺利。他收到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的回执，没有人证、物证，不能准予立案。

寻找证据是最难的环节。在公共场合遭遇突然的“言语攻击”，他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证据材料，唯一可获得的证明资料是警方的笔录及监控视频，他也只有在法院立案后持调令才有权力调取这些材料。与此同时，成都地铁也以“在法律程序上没有责任出具此份情况说明”为由，拒绝为他提供情况说明。

无奈之下，小何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想到通过网络寻找目击证人的方式，他清楚地记得，当天车厢里有不少乘客拿出手机拍照，他发出寻人贴希望他们能为自己作证。

有媒体的记者给他打来电话，他的经历被报道成社会新闻。事件当天那位为他辩解的戴眼镜男子也接受了采访。两人取得联系。这位目击者担心暴露个人隐私，放弃作证。

没有证人立不了案，经过两个多月，他连诉讼的第一步都没有完成，小何陷入强烈的痛苦中。他没法集中精力工作，频繁向公司请假，严重失眠。

自经历那件事之后，他总会刷到大数据推送的类似信息，“她们声称遇到偷拍，没有证据，也没有后续，“偷拍者”的面部没有打码就公布在社交平台上，贴上便签说‘猥琐男’。”联想到自己的名字和“偷拍者”挂钩，他隐隐不安，最夸张的时候头发会大把的掉。

好在，一封目击者的书面证言打破了困局。联系他的是一位刚毕业的00后男孩，对方关注到此事，站出来为他作证。这份补交的证人证言让小何收到了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书。立案后不久，另一位车厢目击者也站出来，提供了一份当天的视频资料。

图/目击者的证明

3个月后，他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到当时的自己，“很无助”，指控偷拍的声音也变得尤为刺耳。他不甘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对等感，“对于那两个女孩来说，那晚结束，事情就真的结束了”。

小何起诉两名女生，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并申请了经济赔偿，又追加成都地铁为被告，事由主要是成都地铁涉及违约和侵权。2023年11月，案件开庭，两位涉事女生没有到场。12月，该案一审宣判，法院审理认为，两位女士已及时当场道歉，主动提出承担交通费予以补救，二人的道歉方式与误会影响的范围及程度相当。小何不接受道歉并发到网上，导致影响扩大，系男方的责任。

这样的结果让小何惊讶，他对判决不服。蓝底白字的通告中提到：“因纠纷发生于晚间，行人不多，并未引起车上乘客及车站行人的围观及讨论。”这段表述，他难以接受，反问道：“我没座位所以站着，这能说明车上的乘客少么？”

几百字的通告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对其中的字句反复咀嚼，“里面有一句说地铁工作人员拉了我一下，你怎么看这个‘拉’字？”他问我的看法。当我回答没有关注那么细致时，他像是明白了似的，“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

他甚至留意到一些自媒体发布的文章，标题写的是“成都地铁偷拍案”，他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倾向，“怎么就成偷拍了，是被误解偷拍。”

一审结束后，网络上涌现出新的解读，一部分信息被放大变得极有偏向性，有人评论，“原来女生已经道歉了，你之前为什么说没有道歉？”他百口莫辩，陷入自证清白的漩涡中去。

互联网的“魔性”一度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舆论，身边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转，当他们说了很多之后，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摄像头。”

让他感受到刺痛的是来自熟人的质疑，一位朋友调侃他，“为什么不说我偷拍要说你偷拍？”讨论得多了，小何也认为这件事是不光彩的，“就像一个污点”。

赶在春节前夕，他向法院提交了二审申诉。我问他，虽然一审败诉，但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为自己正名的目的，为什么还要继续？他表现出不满，“为什么你会觉得已经结束了？调解就算结束了？我做不到，发上网也不算结束，一审判决的结果我也无法接受。”他承认自己被互联网的舆论所裹挟，热度越高，压力越大，越需要一个好的结果。

让两位女孩公开道歉是他的最终诉求，“怎么才算是公开？”我问，他说：“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道歉信，或者视频。”并补充道：“我要保护她们的隐私，脸打上马赛克，名字化名一下。”

可是他又表示不满意，“道歉还要化名，你懂那种感觉，双方还是不对等的。”

被诬陷的冤枉与被偷拍的恐惧

在被指控“偷拍者”之前，小何从未关注和听说过“女性偷拍或性骚扰”事件。一些媒体记者向他抛出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女性频繁被偷拍。一开始他不愿回答，有意遮蔽，当避无可避时，他逐渐看到了大量的相关情况。

现实中女性面临“偷拍”广泛存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202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频道调查小组“BBC之眼”发布了一条名为《追查“痴汉”——谁在售卖中国日本性侵偷拍影片》的纪录片，揭露了一个位于日本东京的售卖偷拍性侵视频团伙，一些视频就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厢。它们被传播，被明码标价，被观看。

在和小何见面之前，我试图在网上寻找有过被偷拍经历的女性。24岁的“番茄”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2023年8月，她和男友在厦门一家购物广场一楼逛街，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他环抱手臂，同时一只手将手机支在胸前，像是在拍什么东西。

“番茄”感受到一丝异样，她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拍自己，快速地走了过去。之后，她迅速回头，想要确认一下，她看到了一个场面，那个男人用反拿手机的方式，拍摄自己。她大声指责，男子才放下手机，快速离去。

被偷拍的这一幕没有被身边的男友看到，当“番茄”与他说起时，她的男朋友第一反应是反问：怎么知道他是在拍你。他不相信她被偷拍。当女友提出保护的请求时，他感到为难，“我不能去看对方手机里的相册，很没有礼貌”。

“番茄”认为按照那个男人的拍摄角度她肯定是入镜了，侵犯到她的肖像权了，想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陌生男子的手机里，她感到害怕不知道照片会流向何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她和男友商量，让男友也拍偷拍者，互拍，这样既可以提醒偷拍者，也可以留下偷拍的罪证。

另一位小A也遭遇到了类似的经历。那天，她去成都东站坐动车，她穿了一件新裙子，也化了妆，原以为这是正常的装扮，但还是被偷拍了。“我在犹豫对方是不是拍我，我都看向他了，对方还是举着手机”，小A说。她不敢上前要求对方删除照片，事后又感到后悔。

她们谈到面对偷拍时，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怀疑，“他真的是在拍我么？”，第二反应是害怕，继而愤怒。但她们往往没有更好的办法，小A和友人聊起这件事，女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大家都认为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拍就拍吧”。

“你能明白女性的处境么？” 我向小何细数女性的困境时，再一次问他。“我觉得你们说得很有道理，能理解，但是我很难共情。” 他回答，语气真挚。

他认为女性被偷拍是少数的个例，他始终感到困惑，“偷拍的尺度在哪？在公共场合拍风景，拍到了路人，也算是偷拍么？”相比之下，他觉得一些人在借此炒作，为了流量，博人眼球，随意给人贴“偷拍者”，“猥琐男”的标签，没有任何证据，“你不觉得可怕么？男生的名誉也很重要。”他强调。

网络上，小何的社交账号几乎成了“被冤枉偷拍”的代名词，曾有5名网友自称与他经历相似，想一起维权。“现在他们全都放弃了。”维权太困难了。

他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公交车上一名女士指认一名男生偷拍，并拍下了照片，发到社交账号上。帖子被男子的一个朋友看到，得知后，男子报警，警察让女子删帖。男子说自己是被诬陷的，他想要起诉该女子。他私信小何，想请他出出主意。“如果这个男生把这口气咽下去，你觉得公平吗？我觉得不公平。”小何说。

在他维权的过程中，有网友质疑“为什么要跟两个小女孩计较”，他始终认为，事件中，“诬告者”与“被诬告者”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对等，他有“坠入深渊”的风险，而“诬告者”却不用付出什么成本。他坚定地选择用正当方式维权，“要是我当时动手了，在后面的处理中就会非常被动，身着长衫，这样的代价对于我来说还是大了点。”

他又接着补充，“如果是正常怀疑，我也能接受，怎么不能接受呢？但我没有做，你就应该道歉。”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小何的代理律师刘丹说，他认可两位女士的行为，她们有权利合理怀疑，但同样自由也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律的边界。”

交谈的最后，小何提到余华的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小说里的小男孩因偷吃了一个苹果，被人掰断了手指。

这则寓言让他联系想到了自己。“恶也会传播。如果我没有得到正义，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