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泛点看，马克思和尼采可算同代人，可惜两位19世纪的德国大哲没有直接对话，移居英国的马克思很可能不知道尼采，而尼采涉及社会主义的诸多论说，也从未提及马克思。马克思和尼采都是深刻切中到启蒙限度的先贤，他们都诊断出现代社会的病症：以民主之名，“资产阶级的”或“末人的”社会正在吞噬人的生长和繁荣。以启蒙的普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话语逐步转向解放的反面，成为新霸权，将不符合其普遍性设定的诉求一律斥为非法。只有“新人类”的出现才能改变人类这种异化、消极、虚妄之状，只是马克思寄望于“工人”，而尼采则期待着“超人”。
马克思和尼采都力图打破奠定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神话，即由洛克、卢梭等“契约论”传统所塑造的权力属于所有人、保护所有人的共同体幻象。他们都认识到，政治权力是秩序的体现及维护者，无差异便无权力。换言之，政治权力必须被理解为“支配—服从”的辩证关系，是不平等的人际交往的产物。马克思认为政治权力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异化的，是对个人利益的脱离，也是对自发性社会交往的抑制，他说：“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在尼采的语言里，权力就是求强，如果我们肯定生命的生长、扩张、壮大、蓬勃，其实就是在肯定压迫、伤害、征服、剥夺等被看作“不义”的力量。马克思和尼采都深刻地明白，政治权力或国家，不是避免奴役、寻求安全的出路，相反正是等级秩序的体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使得权力的本质被遮蔽了。促成资产阶级民主的两个核心要素是作为启蒙必然结果的平等主义和利己主义，它们构成“天赋人权”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和尼采都敏锐地发现，“人权”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掩盖了构成权力和权利实质的社会内涵。由于契约成为现代人交换和交往的基本方式，平等的立约主体已经成为支撑现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幻象，要想揭开政治中被伪饰了的权力支配本质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而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尼采道德谱系学力图完成的工作。
马克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证明，具有阶级性的国家权力以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僭越于社会之上，其试图调节人们的交往，却无法改变私有制状况下人们的交往并非出于自由和自主这一根本性事实。支撑资产阶级革命的“公意”原则被资产阶级自身的利己主义所击碎。法国大革命解放了利己主义的个人，使得受到契约保护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成为人际交往的根本方式。但大革命无法克服利己主义，只是把现代人留在“公民”与“私人”两重身份割裂的罅缝中。这个根本性断裂决定了政治解放无法凝聚共同体的普遍利益，无法改变社会交换的不公平的性质，反而用自由契约的形式把支配和剥夺的实质遮掩住了：农民通过“自由”交换变成无产阶级，工人通过“自由”交换固定在贫困线上。
尼采从另一个角度批判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在他的视野里，历史的演化昭示着人类的退化。国家起源于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征服，最初的国家还保持着对自然的差异、等级、竞争的肯定，但这些“真理”渐被遗忘，从苏格拉底到基督教再到启蒙运动，一套虚无的形而上学“道德谱系”愈发坚固。从君主制到民主制，国家的本性愈发消散。他总结说：“现代民主是国家衰落的历史形式”。民主革命和宗教改革一样，都是道德衰败的表现，当路德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师”时，便为平民摆脱高贵者的引领打开了方便之门，基督教道德中潜藏的奴隶对主人、病人对健壮者、弱者对强者、平庸者对卓越者的怨恨和嫉妒都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平等“人权”中得以发酵。启蒙开启了新的蒙蔽，人类的自然差异被褫夺。当启蒙试图以一个普遍的“人”的标准将天然存有差异的人们囊括起来时，这个标准实则来自庸众的设定，结果必然是对卓越和伟大的排斥，是对全体人类的低矮化，因此，民主成了生产奴隶的温床。马克思和尼采都明白，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随着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趋向极端的合理化，启蒙的普遍性诉求比如平权——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正堕落为一场欺骗和异化。但在用什么样的替代性方案扬弃这一异化上，两人意见完全相左，甚至都会把对方看作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同谋。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不满在于资产阶级的允诺和它的兑现极不相符，“应然”的人权和“实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之间的断裂触目惊心。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政治解放太有限，它无力改变反而肯定人在市民社会层面上的疏离、分隔和对立，在客观上保障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权。因此马克思要求一种更彻底的人类解放，即随着私有制的废除，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实现统一，作为政治异化的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将随着人类社会实现自我管理而走向消亡。正如研究者们一再指出的，马克思终究是启蒙的嫡子，而非逆子。“扬弃”的辩证思维要求先实现而后再超越启蒙，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表明了这一点，第一阶段实则是启蒙理想的实现，第二阶段才是新纪元的开始，而只有站在资产主义物质和精神的地平线上，才能开启历史的新纪元。
尼采对启蒙的拒斥更为激进，他认为民主本身就是谬误，它不是人性的繁荣而是腐朽。在尼采的政治哲学里，平等化、集体化、社会化都是对生命的威胁，自由就是重申等级、确立秩序、恢复统治。所以在他看来，基督教、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虚无主义的“同流合污”，这些看似彼此敌对的主张都共同宣扬平等原则，试图抹杀追求卓越和统治的生命真相。当马克思把未来许诺给工人时，尼采则哀叹这是人类在“社会主义的笨人和浅薄者”的理想中蜕化堕落。尼采把破除民主症状的希望寄托于超越庸常之众的“超人”，只有保持不平等，保持差异，才能保证人的自我提升。既然社会是压抑个人的机制，那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民主国家的圣化、最大化。由此，尼采才会把马克思视作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谋。
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尼采才是资产阶级的真正同道。首先，工人并非庸人。当尼采嘲笑工人是一群麻木工作、贪求物欲、复仇强烈的奴隶时，马克思则深刻地指出，正是因为工人承受了最极致的物化、非人化，以致丧失进入市民社会的一切资格，所以同时具有超越市民社会、重获丰满人性的可能；资产阶级私有制中不公正的社会交换才让工人被贬损和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当工人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可以在自由劳动中享受创造的愉悦，成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即使在进入共产主义以前，工人也并非尼采所谓的“群氓”，他们勇敢、无私、团结、自觉，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尼采赋予超人的那些禀性，而“末人”的头衔只会属于那些唯唯诺诺、鼠目寸光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正因其“超人”般的品质，才能承担起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使命。其次，尼采将“支配—征服—占有”设定为生命的真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在观念中的投射。尼采口口声声“创造”，实则却在“恢复”，恢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马克思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他是以阶级斗争终结阶级斗争，始终是在贯彻启蒙的“人为自身立法”的原则，他坚信人在历史进程中能够最终收获属己的社会生活。尼采的超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化形象，一个原子化生存的、孤独的克里斯玛型英雄，尼采和他所讨厌的资产阶级一样，只在封闭的个体内寻找进步和自由的动力；马克思则把人的自我进步奠基于社会的进步，正是那些受鄙夷的大众，在他们不断发展的为自然立法的实践中，完成了自我的拔升。这种社会历史的向度，既是对启蒙的拯救，也是尼采哲学里未曾有过的视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