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中央要公开审理吴法宪后，陈绥圻每天天不亮，大概5点钟就起床，用收音机听关于吴法宪审判的最新动态。当法庭判决吴法宪坐17年牢的消息传来，陈绥圻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挥着手臂，连着大喊了3声“共产党万岁”。
陈绥圻是吴法宪的老婆，她心里头真是乐开了花，觉得老公能捡回一条命，实在是太幸运了。
陈绥圻出生在上海一个走下坡路的生意人家里，他爸年轻时染上鸦片还爱赌博，把身子搞垮了，早早就走了，留下他妈一个人拉扯着陈绥圻和他姐弟俩过日子，挺不容易的。到了1941年，陈绥圻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那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开始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
陈绥圻和弟弟因为身份被揭穿，火速被安排去了苏北新四军那边。老妈一下子没了两个孩子，急得不行，最后都哭瞎了眼。陈绥圻的弟弟知道这事后，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偷偷溜回上海了，这事儿后来就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污点。
陈绥圻加入新四军后，通过朋友介绍碰见了吴法宪。那时候，新四军里头有句话挺流行：“老同志啊，让人尊敬但不怎么亲近。”可这话对陈绥圻没啥影响，他还是跟吴法宪看对眼了，两人谈起了恋爱，最后结了婚，一直走到了白头。
抗战结束后，陈绥圻跟着部队去了东北，没多久，在齐齐哈尔，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陈新潮出生了。吴法宪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往南走的时候受了伤，去了武汉。留在天津的陈绥圻一听这消息，啥也没多想，自己就直接上了火车。那时候，敌机满天飞，特务也到处都是，可她就是不顾一切，铁了心要去找吴法宪。
哎，因为过不了长江，陈绥圻没办法，只能打道回府。这次尝试，算是他在革命岁月里头碰到的一次最惊心动魄的事儿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绥圻转到了民航总局工作。尽管她是首长夫人，但陈绥圻从不搭乘吴法宪的专车，每天上下班都和大家一样挤公交车。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她干脆就在办公室支个床，直接住那儿了。
1968年那会儿，陈绥圻不出所料地被卷进了那场政治大动荡里。本来都脱下军装离开军队的她，不得已又重新披上了军装，一下子变成了吴办主任。那时候，吴法宪给她立下了几条规矩：
不管事儿大事小，只能乖乖听着，别想插嘴发表意见。
可能就是因为吴法宪给陈绥圻定的那些规矩，林彪在蒙古栽跟头后，陈绥圻才没像吴法宪那样受到重罚，只是被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在九年的劳动改造日子里，陈绥圻深深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平凡工作者的价值。农场每月给她50块生活费，陈绥圻省着花，一点点攒钱，最后买了毛线，给老公和孩子们一人织了件毛衣。
1981年的时候，吴法宪被判了17年的有期徒刑。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上面的领导就去问黄克诚，看能不能让吴法宪出去看病治疗。那时候，黄克诚已经双眼看不见了，听完汇报后，他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还说要把陈绥圻也接到山东去，好一块照顾吴法宪。
吴法宪和陈绥圻，他们俩人经历了好多风风雨雨，现在终于又走到一块儿了。
吴法宪晚年过得挺安逸幸福的。这多亏了党的政策好，当然，也少不了家人对他的细心照料，真是体贴入微。
刚被释放出来那会儿，吴法宪除了得去医院瞧瞧病，白天几乎都待在楼上不下楼，免得被那些好奇的群众围着看。不过就算是这样，只要他往阳台一站，还是会有挺多人瞅着他。
日子久了，吴法宪慢慢掌握了做饭、烧开水、生火这些家务活，家里的大小事务几乎都让他给揽下了。老两口生活得挺节俭，买回一斤肉得细细切成十块，每次仅吃一小块。虽然手头不算宽裕，但生活还算过得去。
吴法宪在邻里间很受欢迎，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吴”或者“吴伯伯”。每天，副食店的店员都会特地为他留些新鲜好菜，等他去买时，大家伙儿都主动让他先挑。要是吴法宪买的东西多了，路上碰见的陌生人要是认出他来，也会热心地上前帮忙拎东西。
吴法宪在解放前读书时间不长，就上了几年私塾，但在红军里已经算是挺有文化的了，他还经常在行军路上写标语。所以，到了晚年，吴法宪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书法。他的大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在艺术学院找了份工作，不光给老爸置办了笔墨纸砚这些文具，还给他引荐了几位在书画圈里有名的朋友。
苦练一段时间后，吴法宪的书法水平涨了不少，吸引了不少人求他的字，还有人把他的作品带到日本卖高价。吴法宪常常拿这事儿开玩笑，跟人说：
我写字其实不咋地，但我有“名气”，不过这“名气”可不太好，传得老远老远了！
2000年的时候，吴法宪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一直到2004年他才离世。这四年里，陈绥圻几乎天天跑医院去照料吴法宪。当被记者问起现在的生活时，陈绥圻直说，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做个普通人，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陈绥圻的老朋友有次问她，说以前吴法宪风光的时候，她对吴法宪好，这大家都能懂。但现在吴法宪情况不好了，为啥她还是对他那么好？陈绥圻琢磨了一下，然后很真诚地回应说：
他从未亏待过我，我也不能对他不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