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3日，史迪威从印度返回重庆面见蒋介石。在蒋的面前，史迪威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愚蠢表现”，这让蒋介石十分不满。就在史迪威痛斥远征军无能时，他口中的那些将士还在缅北艰难跋涉，能有多少人能够走出来还未可知。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官，史迪威难辞其咎。

二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那就像是往一个老妇人的肚子上踢了一脚。”

史迪威返回重庆不是来吵架的，他提出应该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以便把更多物资送进中国内地。当然史迪威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战，他要复仇，只有打回缅甸才能洗刷身上的耻辱。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中国，日寇在太平洋上依旧咄咄逼人，美军则处处被动。整个战场能够有效牵制日本人的只有中国，用美国的物资装备一支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就可以从陆地逼近日本本土，进而破坏日本的整个战略态势。

史迪威向蒋提出了自己的整体构想（即“安纳吉姆计划”的雏形）：在印度训练一支中国军队；在滇西集结一支接受美制装备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完成准备后，向缅甸发动钳形攻势，夺取缅北地区。与此同时，英国的部队在缅甸南部发动反攻，在夺取仰光后北上，与中国军队会师，从而打通整个交通线。

史迪威还提出，为了防止英国方面不配合，还应组建一支工程部队，跟在从印度反攻部队的后面修建一条新公路。这条公路起始于印度的利多，横穿缅甸恶劣地形，最后在巴莫同滇缅公路相连。这样一来即便英军没能收复仰光，仍旧可以恢复滇缅公路。

蒋介石虽然对这个计划颇有顾虑，但依旧决定支持史迪威。他电令已经抵达印度的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暂不回国，同时下令从国内抽调5万人赴印度集训（至当年年底，实际接受训练的人数为3.2万人）。当年8月，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成立，蒋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并依旧把罗卓英派往印度，担任史迪威的副手。与此同时，在印度的两个师共9000余人作为第一批受训部队进入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美式训练和换装美制装备。

准备反攻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史迪威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中国、英国，甚至是美国内部的压力。

正如蒋介石担心的那样，英国人对反攻计划毫无兴趣。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对来访的史迪威坦言，英国在对德战争中消耗了巨大资源，没有能力满足“安纳吉姆计划”所需的人员的物资需求。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热带丛林地区实施作战的后勤保障也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直接把收复缅甸的行动形容为“一根刺接一根刺地咀嚼一头豪猪”。

英国人当然不会向史迪威吐露背后的另一个原因，他们不愿意在战后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那样不利于英国恢复战前的传统秩序。美国的想法恰恰与英国相反，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在美国的领导下提升国力，以便把英国从亚洲排挤出去。他期望的战后格局是英美在欧洲结盟，中美在亚洲结盟。

蒋对反攻缅甸也不太热衷，他甚至担心史迪威训练出来的部队将来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蒋对史迪威说，除非英国首先收复仰光，并且控制孟加拉湾，否则他不会把中国军队派到缅甸作战。

失望的史迪威不得不穿梭于重庆和德里之间，试图让韦维尔和蒋介石改变态度。为此他还使出了“拉袖子战术”。

面见蒋介石时他告诉对方，最好做好渡过萨尔温江（即“怒江”）的准备，因为英国正在准备进入缅甸南部。如果英国人率先取得进展，那中国会很被动。

在面见韦维尔时，他提醒这位英军统帅：“蒋就要渡过萨尔温江了，你们英国人最好也赶快行动，如果他们行动起来，你们丢的可是白人的脸。”

史迪威的花招没有起到作用。不仅如此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史迪威每次面见蒋介石都彬彬有礼，但他会在日记里发泄自己的不满，称蒋是“一个傻子，一个笨蛋，一个固执无知、充满偏见和自负的暴君”。史迪威一直不知道，日记里的内容通过他的佣人原原本本地传到了蒋的耳中，这就更加剧了二人关系的恶化。

史迪威想用租借物资来威胁蒋介石，于是给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个建议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却遭到罗斯福的强烈反对，他警告马歇尔和史迪威：“一个人不能那样严厉地对另一个人说话。我们不能像对待苏丹和摩洛哥一样强迫中国尽义务。”

史迪威另一件头疼的事与租借物资有关。向中国提供物资是美国乃至整个二战期间最艰难的后勤工作。这些物资从美国装船，行驶1.9万公里到达英属印度的卡拉奇和孟买。然后通过贯穿印度2400公里长的铁路线运到阿萨姆邦。在孟加拉和阿萨姆之间的铁路线，火车需要经过三次换轨，而且还要用驳船载过没有通铁路的雅鲁藏布江。

中缅印战区接管物资后，由第10航空队的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飞行800公里到达中国昆明。这一段就是我们熟悉的“驼峰航线”。

自1942年6月以来，开通后的驼峰航线运力虽然逐步攀升，但远达不到预期每月7500吨的能力。这就把原本就存在的物资分配矛盾放大。而且站在史迪威对立面的是另一位著名的在华美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

二人虽然都来自美国，但性格、认知和处事方式都截然不同。

史迪威观念正统，注重军纪，所以他对陈纳德纵容部下的行为极为看不惯。作为陈纳德的上级，史迪威曾多次要求陈纳德整肃军纪，但对方并不以为然。

矛盾在1942年底爆发。陈纳德手下的飞行员们生活放荡，经常出入妓院，很多人染上了“脏病”，导致他们无法升空作战。史迪威原本就对自己的部下屡屡发生这样的丑闻感到愤怒，可他没有想到陈纳德做得更过分，后者从印度带回来12名身体健康的妓女，专门为飞行员们提供特殊服务。不仅如此，他还在记者面前为自己的决定辩解说：“小伙子们反正都要往那里跑。与其让他们去肮脏的地方，还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

史迪威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他说：“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给他们的士兵设妓院的先例。陈纳德是个彻头彻尾的皮条客……美国军队里不能有这个，就像人眼里永远不能有沙子。他是个标准的流氓，他最适合的工作是去迈阿密统帅所有卖淫的烂货。”

让史迪威为难的是，此时的陈纳德凭借指挥飞虎队和后来的驻华特遣队建立的功勋，已经成为中国和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他不能自作主张将陈纳德遣送回国，更何况在蒋介石眼中，陈纳德的地位甚至超过职务更高的史迪威。

史迪威几乎和所有国民政府高官的关系都非常紧张，相反陈纳德则以圆滑的处事方式与众人都打得火热，尤其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赏识。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史迪威曾致电马歇尔，要求向中缅印战区派出美国陆军部队。此时马歇尔正筹划“火炬行动”，兵力和物资都严重不足，所以他直接回绝了史迪威的请求。

此后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军队改革计划：整编部队，减少空架子师，合并步兵师使各部队满员，然后把美制武器发给真正能够作战的部队。他还建议对国军军官进行一次全面地筛选，擢升有能力的军官，彻底清洗那些无能的高级将领。他还提醒蒋介石：即便获得更多的物资，只要继续使用那些昏庸的将领也不会打胜仗。

蒋没有对史迪威的意见作出表态，而是通过夫人宋美龄暗示他：军队不能大动，以免伤筋动骨，“头不能砍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对于这样的说辞史迪威当然不会满意。

面对史迪威的咄咄逼人，蒋开始萌生调走史迪威的想法。他向罗斯福提出派遣一名特使来华，并明确提出召回史迪威。

1942年10月，曾与罗斯福竞争1940年总统大选的威尔基到访重庆。

考虑到威尔基有可能角逐1944年大选，蒋介石给予了他超规格的接待礼仪。史迪威在日记里继续宣泄自己的不满，他写道：“威尔基完全被阿谀奉承包围，中国人让他吃好喝好、无心他顾。这样他的能力就会变得迟钝，脑子里灌满右翼的观点。”

在华期间，威尔基能够强烈感受到蒋对陈纳德的支持，希望陈纳德能够取史迪威而代之。于是威尔基借着西安之行，与陈纳德进行了一次长达2个小时的密谈，当他们返回重庆时，史迪威发现威尔基和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陈纳德和史迪威的根本矛盾倒不在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他们之间的不和更多地来自彼此对战争进程的不同看法。

在陈纳德眼中，史迪威是个守旧的步兵，“除了步枪和刺刀，他就不知道其他现代武器了”。飞行员出身的陈纳德早年服役于美军时就断定“决定战争结局的将是谁能掌握制空权”。所以他强调租借物资要优先供应空军。

史迪威的观点针锋相对，他坚信地面战争只能在地面上取胜，空军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击落几架日军战机而已”。所以在租借物资分配上，他不同意优先供应空军。

关于航空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之争绝不只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实际上它在交战国家中普遍存在。在美国，支持史迪威观点的大多来自军队内部，而支持陈纳德观点的更多来自美国高层。理由也很简单，如果只需要用空军就能够决定胜负，那么战争就变得简单了，也能避免巨大的伤亡。

蒋也对陈纳德的观点感兴趣，在他看来如果空军能够赢得战争，那史迪威提出的缅甸反攻就没有必要了，也不必考虑史迪威提出的重建中国军队的问题。这样等到战争结束，他依旧可以保留大量部队、囤积巨量的战争物资以备他用。

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在日军依旧拥有强大陆军的情况下，动用空军对日本实施大规模空袭是危险的。他提醒蒋和美国高层，1942年4月杜立特中校空袭了东京，侵华日军随即对杜立特中队迫降的浙江地区实施了报复行动（浙赣会战），不仅破坏了当地所有机场，还屠杀了25万名中国人。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纷争越来越公开化，也越来越偏激。一次史迪威在一个新修的飞机跑道上遇到了一名工程兵军官，他问对方：“你们在这里修机场干什么？”

对方答道：“因为陈纳德将军需要这个机场。”

“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他将怎么保卫这个机场？”

威尔基返回美国时，带回来陈纳德的一份报告。后者表示如果能够任命他为驻中国的美军总指挥，他有能力彻底打败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只需要给自己提供105架现代化战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再加上及时的补给，他就能“保证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从而挽救数万美国陆军和海军士兵的生命”。之后只需要麦克阿瑟轻轻松松地收拾残局就可以了。

当这份报告被送到陆军部时，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马歇尔被陈纳德激怒了，他认为这份报告“纯粹是胡说八道，连差劲儿的战略都算不上，仅仅是胡说八道”！

不过这份报告却引起了罗斯福的兴趣。加上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期间，极力推销陈纳德的战略构想，以及从中国回来的威尔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都让罗斯福越来越相信赢得战争是有捷径的。

丘吉尔和蒋介石很好地利用了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的纷争。在1942年年底时，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宣布：英国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次年1月初，蒋介石也致信罗斯福，宣布退出“安纳吉姆计划”，并在信中称“陈纳德的空军进攻方案有着不可思议的极大潜力”。

给予史迪威支持的是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1943年1月，美英首脑和军队高层在非洲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当英国人重申放弃“安纳吉姆计划”时，马歇尔和欧内斯特·金都表示反对。英国人给出的理由是没有足够的船只，欧内斯特·金马上承诺美国将提供帮助，这样一来英国人只好表示同意。

不过罗斯福还是不甘心，1943年3月，他晋升陈纳德为空军少将，并在中国组建第14航空队交给陈纳德指挥。4月底，他又突然将陈纳德召回，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

罗斯福的举动再次激怒了马歇尔，坚持让陈纳德的顶头上司史迪威也返回华盛顿参会。

在华盛顿，史迪威的表现又一次输给了陈纳德。当他们与罗斯福举行私下会面时，一向口齿流利的史迪威显得局促不安，陈纳德则表现得自信十足。当罗斯福问史迪威如何评价蒋介石时，史迪威回答道：“蒋是个优柔寡断、狡猾、不可信任的老混蛋。而且他从来不遵守承诺。”

同样的问题陈纳德的回答是：“长官，我觉得蒋介石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之一。他对于我从来都是言出必行。”

陈纳德再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当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可以用六个月击沉日军100万吨船只时，罗斯福兴奋地拍了下桌子，然后大声说：“如果你能击沉100万吨的舰船，我们将会完全瓦解他们的防御。”

当史迪威阐述中缅印战区的总体战略时，陈纳德则突然打断了史迪威的讲话，起身对他进行了批驳，这让史迪威感到非常难堪。

“三叉戟会议”在一片争吵声中，就中缅印战区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即中国军队发起缅北攻势，英军则在缅中发动一次有限的牵制性进攻，其中不包括夺取仰光。

至此战场之外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史迪威可以把精力放在战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