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评论员 曹保印

最近，北京一律师公开悬赏百万、征集两位占坑律师犯罪线索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据说，在鹰潭吴某案中，前两位占坑法援律师刚被赶走，马上又来了两位占坑律师。这惹怒了当事人家属委托的律师，也惹怒了当事人家属，于是，纷纷炮轰法院和法援律师，称后者为占坑律师，强烈抗议占坑行为。

我并不具体了解本案，对吴某有罪还是无罪，罪轻还是罪重，难以做出个人评论。但是，对吴某所享有的法定辩护权，却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他有权自主聘请律师，他的直系亲属也有权自主聘请律师。这是他们的法定权利，任何人、任何单位和组织都无权干涉，更无权以任何形式直接或变相剥夺。

这就是程序正义。我们知道，结果正义要以程序正义为前提，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可能谈得上结果正义，这是法治常识。这个常识又来自于历史的经验积累，其中包括无数冤案的血泪。实际上，律师参与案件本身，为当事人依法辩护，就属于程序正义的一部分，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图片来源于浙江手机报

事实上，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法定权利越能得到保障，程序正义就越能得到保障，结果正义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保障，而现代法治文明的水平，也就会水到渠成地得到提升。反之，法治文明就难称“现代”，而只能说是“前现代”。换句话说，就是谈不上“现代文明”。

必须要说，法援律师也属于程序正义的程序之一，但这个程序却受严格限制。比如，《法律援助法》第25条规定，法援对象需满足“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前提条件；第48条规定，“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法援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援的决定。《法律援助法》之所以要做这种限制性规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确保当事人或其直系亲属自主聘请律师的权利。也即，在公民自主的权利面前，任何公权力都必须自行退避，法援律师也不例外。

应该说，对法援精神的法律常识，没有律师不懂。而对于做法援工作，许多有着良好职业操守和公益精神的律师，也愿积极主动参与。这也同样基于“自主”和“自愿”，而不是被迫。然而，一个怪异的现象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法援律师并非出于“自愿”，其援助工作也并非可以“自主”，而常常只是扮演被指令占坑的角色。也就是说，占了当事人聘请律师的名额——通常情况下，一个当事人可以聘请两位律师，这让当事人及其直系亲属无法再聘请律师。

在有些地方，司法机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自主聘请律师的法定权利，进而变相剥夺了当事人通过律师为自己自由辩护的法定权利。在这里，一个隐藏的秘密便是，将占坑的法援律师，变成自己谋取非正常利益的工具，变成自己延长的手臂。这里的非正常利益，既包括可能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潜在的政治利益。一个隐藏得更深的秘密则是，有的司法机关也是被某些权力机关、权力人物利用的权力工具，它也是被迫和非自主的，当然也不排除主动谄媚权力。最近舆论高度关注的迁西案，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这样，为了实现权力所指的目标，作为工具人的某些司法机关，也就只能将工具的属性再向法援律师转移。说白了，这样的司法机关就是大工具人，而占坑的法援律师就是小工具人。他们虽然同病，但并不相怜，相反，他们往往乐在其中，欢在其里，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各取所需，自然就可以各得其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法援律师明知道非法占坑本身就是坑，可他们却偏偏还要往坑里跳的主因。你也可以说，他们想火中取栗。

而我要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绝望者感受到光明的法援律师，很值得尊重。毕竟，这是很吃力，却并不讨好，也讨不来几两米面的苦差事。然而，对那些非法占坑的法援律师，我却不仅要质疑其职业操守，还质疑其专业精神，更质疑其案源正当性。俗话说，无利不起早。面对占坑这样的事儿，得有多大的利，才能让他们不惜为千夫所指，而早早起身，急急赶路呢？

编辑 李影 程序编辑 赵雅琪